广州地铁

石广生

时令已过夏至，扑面而来的热浪让你感觉不到早晨的清凉。急急忙忙钻进地铁，总算是摆脱了炎热的包围。

站台上，人们伸长着脖子，扭向右边，个子矮的，还踮起了脚尖，焦急地张望着黑洞洞的铁轨尽头。突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来了，来了。”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大家一个劲地往前拱。站台上穿着杏黄色制服的女工作人员急忙举起小喇叭：“请大家站到黄线后边，请站到黄线后边。”这些年，公职人员说话能带个请字的可不多。地铁列车从人们的面前冷冷地穿过，天啊，每个车厢满满地装满了人。个别机灵的小伙子反应快，顺着车身跑，寻找稍稍松一点的车厢，以便抓住机会挤上车。传送电梯上，噌噌曾往下跑的多是赶时间上班的年轻人，个别出行的老头老太太，也赶紧一颠一颠地三步并作两步，甩开罗圈腿往前走，可惜，他们晚了一步。列车毫不客气地合上双门，扬长而去，身后响起了一片叹息声。

眼看着列车一趟两趟地过去还上不了车，我暗暗地告诉自己不能再斯文下去了，否则，和客户见面的约定时间就会错过。于是，我伸出双臂，在人潮中抹开一条缝，使劲把自己压进车厢，但还是不够空间进去，于是我用十分低沉而有力量的声音吼出：“企埋滴！企埋滴（往里站，往里站）！”我在体制内当过领导，必要时发出的声音余威尚在。混乱的人们大概以为我没准是微访领导或者是便衣公安还是地铁的工作人员，一边斜眼瞟着我，一边不由自主地互相挪了挪身体，算是腾出一点点空间，让我肥胖的身躯得以塞了进去。其实，与其说是我硬挤上去的，不如说是我背后的人潮把我拱进去的。看着车厢的双门合了起来，我赶紧提气收腹，踮起脚尖，怕是车门碰到我的屁股。但还是顾此失彼，车门还是把我背上的“枚肉”狠狠地夹了一下，顿时感觉到有一股火辣辣的疼，比拔火罐还火辣地疼。还好，车门感觉到夹到障碍物了，自动地往回松开一下，我旁边的那位小女孩惊恐地看着我，张着大口往里缩了一下，我赶紧挪了挪，这回我算是装进来了。车门也顺当地关上了，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背还在隐隐地疼，我想到电影里溃败的国民党官兵在争夺逃往台湾的破木船，最后抢上船的人都心存侥幸。我至今还清楚记得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张连长，行行好，拉兄弟一把吧。”

“二十块钱没了，迟到了，公司要扣钱了。”一个穿着黑裙白衬衣职业装的女孩哭丧着脸对着一个大男孩诉说。他们和我一样，也是等了三趟车才侥幸挤上来的，让人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同情感。男孩子见她难过，就借着人潮拥挤，顺势把她揽在怀里，轻轻地帮她理好额头的乱发，女孩把头埋在男孩的肩膀上，一脸幸福，上班迟到将被公司老板克扣二十元的事情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人们羡慕地看着他们，默不作声，仿佛在参加庄严的婚礼酒会。

车厢的空气还算勉强足够，虽然有空调，但人们由于奔跑、推挤和身体相贴，不少人已经是汗流浃背。人与人贴着一起，明显能感触到彼此的皮肤。我在想，公司如果重新装修的话，一定要给员工设男女冲凉房，让员工上班的时候先冲个澡，换换衣服什么的。

出于自我保护，在杂乱拥挤中，有经验的女孩子总是和贴近自己的男性侧身而站，形成一个“T”字形。万一是相对而站或者贴着男人的背，则用双手抱着包包，增加一道防线，以免敏感部位受到侵扰。找到车厢墙角的那位女孩空间比较宽松，便掏出手机来，一边看微信，一边在偷乐，估计那头是男友在逗她。列车慢了下来，她抬头一看，突然惊叫一声：“糟糕，坐过头了”，拨开人群，慌里慌张地窜出去。我忍俊不禁，笑了。但车里的人大概见惯了这种情形，早就麻木了，没人笑出来，让我掠过一丝淡淡的尴尬。

到了珠江新城站，车门改为右边开门，车上的人以为是左边开门，一时没反应过来，说时迟，那时快，站台上的人已经毫不客气地涌了进来，和我形成了面对面。这种情形，如同一群学生来找校长论理或者民工找老板讨薪那种气势汹汹的感觉，让人产生压迫感和缺乏安全感。里边的人要往外走，外边的人往里涌，互相推攘起来，乱成一团糟。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喜玛拉雅山能成为世界屋脊，不就是欧亚大陆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互相挤压形成的吗。可是人能挤出个姚明吗？我正胡思乱想，突然车门那边传来一声“甭挤了，再挤就把我挤成照片了”。不少人笑了，笑的人应该基本都是北方人，或者在北京待过的，因为广东人的幽默方式和北方不同。

“喂，今天股票涨了！”有人在低声和他的同伴说，虽然声音很低，却很清楚，能听出对方是个有涵养的人，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习惯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众人很敏感地望过来，那画面极像西方一幅著名的油画，乘坐在亚当方舟上的难民，突然发现了遥远的前方浮现出一道海岸线一样，眼里闪耀着绿光。人们忘记了疲倦，忘记了车厢里那股荡漾着荷尔蒙的汗酸味。

杨箕村是地铁几条线路的交汇地。上下的传送带上，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有上有下，人们纵横交错，行走有方，川流不息。仿佛是一场大战役就要打响，千军万马在来回调动，穿插行军。眼看迟到的人，顺着电梯一边跑一边喊：“让一让，让一让。”出于拔刀相助的心态，我也跟着喊：“大家靠右站，腾出左边。”我记得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里边有一个著名的男中音唱段叫“给繁忙的人让路”。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学会让路呢？在国外你要是看到传送电梯上两个人并排站着，甚至勾肩搭背，你就可以和他说中国话，通常不会有错。

加入到浩浩荡荡上班大军，铁流般地汹涌着往前走，前头就是杨箕村站一号线的转换口了。呼吸着那彌漫着青春体味的空气，你甚至觉得自己也英姿勃发，躁动萌生，甚至你莫名其妙地产生悲怆的英雄感，向前向前向前。

“停，停，停！”一个瘦高个的保安孔武有力地举起手掌，在空中来回摆动。他旁边矮胖的同事慌忙吹响了口哨，搬起一排铁栏杆把人群迎头拦住。地铁不堪其负，保安不得不实施截流了。大部分人没有怨言，静静地等候，利用时间在低头弄微信。与其说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还不如说这些人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即便打工的日子窘迫，也懂得尊重自己，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倒是有几个年纪稍大的阿伯阿婶，不守规矩地迈过铁栏杆的间隙、隔离带的花盆，大摇大摆地晃进入口。有人揣测说，那些是当地城中村的人，在周围牛惯了。也有人说，他们这个岁数，当年就是造反串联的红卫兵，年轻时就把野蛮错当成革命性了。

个别有急事的年轻人，也想效仿那几个阿伯阿婶那样越栏而过，却被保安大喝一声，推了下去。一胖一矮的两个保安，吆三喝四，看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头被他们说拦住就拦住，说开闸放行就放行，脸上露出踌躇满志，得意洋洋的神情。他们面对着心情凝重的旅客，来回地迈着方步做领导状，想象着当大领导的感觉，想象着掌握别人生杀予夺的权力的那份快感，忘记了昨夜下班时被冼村或者棠下村的房东或包租婆催要房租的难受，也忘记了自己老家房子被强行拆迁的痛楚。

我记得小时候到我外婆乡下玩的时候，见过这样的情景：一条狗打不过大狗，落荒而逃的时候，遇到比自己瘦弱的小狗，就会扑过去咬它，轻则冲小狗一阵狂吠，以寻求宣泄和报复。动物这样，人往往也是这样，恨的互相传递总体来说要比爱的互相传递来得容易和直接。我们的一些国人也这样，处于弱势受到挫折和不快，没有宣泄和倾诉的渠道，就会用别人收拾自己的方法和态度，去收拾别人。我认识过几个本来为人不错的人，后来穿上制服，有了一点小权力，人也就变了。中国不乏这样的一些人，一旦手里掌握着那么一点权力，就特别的嘚瑟，一分权力用到十分，哪怕区区一个值班室门卫也要显摆。也许他们都有同样的感受，我出去办事那么难，关卡那么多，到处要求人说软话，看别人脸色，今天别人撞到我的枪口，凭什么我不也来那么一下？

被吆喝也好，被挤兑也好，班还是要上的，日子还是要过的。在中国，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沉稳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是否有忍气吞声的耐性，看你是否能够在逆境中少言多行。否则你就是愤青。

走吧，别想多了。跌跌撞撞又换了一趟车，“东山口到了”的播音让我从思绪中醒来。你准备下车了，可是你别以为你想出去就可以轻易得逞，别以为你可以从容不迫、风度翩翩、顾盼自如地夹着公文包出站。那拥挤那热闹那迫不及待那争先恐后，不亚于乡下春节庙会。我不习惯推人，却早已习惯被别人推攘，因为我们要学会习惯没有尊严地活着。总算还是被人流夹卷出来。正想舒一口气，猛地一摸背包带还在身上，公文包不见了，估计是在挤出车厢的时候，让逆流而上的人群夹断在里头了。

“喂，我的公文包啊！”车门已经合上，铁龙蠕动着它长长的身躯绝情而去，我喊着追赶开动的列车，留给我的是越来越模糊的黑影。

月台上，传来卖唱者沙哑的歌声：“也许已经没有也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