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关风月：爱尔兰人韩尔礼与中国花草

孙红卫

大概在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间的某个时候，大诗人兼外交家黄遵宪写下了《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一诗，以“莲花衣白菊花黄，夭桃侧侍添新妆”寓意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和合融洽，寄寓“传语天下万万花，但是同种均一家”的大同理想。诗中，人类的和谐共处就如花园里的百花齐放、群芳争艳。对于这首诗，梁启超赞叹不已，称其“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之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就在黄公度在文字之中以花寄情，将“莲菊桃”杂供一瓶，沟通不同民族，抒发“黄白黑种同一国”的理想之时，在现实世界，一个名叫韩尔礼（Augustine Henry）的爱尔兰人正在中国采集真实的花草。这些花草穿过国界，翻越中国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又远渡重洋，最后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落地生根—这个集结了来自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的花草树木的园子似乎在现实意义上实现了黄遵宪“且将本领管群花，一瓶海水同供养”的构想，“天下万万花”都在此处绽放异彩。于是，文学想象中的花朵与历史真实中的花朵在两个交叉重叠的世界里同时出现了，只不过一边是无边风月，一边是泱泱帝国。韩尔礼和他采撷的花草也不意间成了解读这一历史时期的隐秘符码。

韩尔礼与中国结缘恰逢清末乱局与爱尔兰独立运动并行展开之际。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中写道：“吾观欧洲当十九世纪之时，为民族主义时代。希腊人离土而建邦，意人排奥而立国，即爱尔兰之属英者，今且起而争自治之权矣。吾汉族之民，其亦知之否耶？”自然是要以爱尔兰“起而争自治之权”表达“攘除清廷，光复汉族”之意，以激励国人排满立国，光复中华。而与此同时，恰有两个爱尔兰人与中国近代历史纠结在一起，深度参与了英帝国对晚清中国的殖民事业。这其中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另一个就是供职于赫德门下的韩尔礼了。两人是地道的同乡，都来自北爱尔兰，又都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赫德比韩尔礼年长十二岁，在他的鼓励之下，后者于一八八一年入职清朝海关。两人都与中国发生了极其密切的关系，裹挟在日益衰落的清帝国与如日中天的英帝国之间的碰撞之中，既见证又参与了发生在中国的时代剧变。他们一个身居高位，在中国传统意义的庙堂之上，一个则躬身底层，远游至中国云南、湖北、海南、台湾等地，采集标本，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近代中国的时局变化之中。

赫德以更为引人注目的方式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统领中国海关半个世纪之久，一手掌控着帝国财富流动的命脉，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相对于这个爱尔兰同乡兼校友，韩尔礼的知名度则稍显逊色。在职位上，他只不过是大清海关的一个职员，比不上赫德那样的“大员”。相较于赫德在帝国之间财富流动中的砥柱作用，他更像是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他的作用都似乎难以与赫德相提并论。但在植物学或博物学领域，他却享有鼎鼎大名。范发迪（Fan Fa-ti）《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一书中，韩的身影频频出现。在中国的二十余年，韩尔礼采集了大量的植物，寄回英国的标本超过十五万件。与其同时期的著名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曾称：“这个爱尔兰学者对我们关于中国植物的知识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任何时代的任何人。”许多来自中国的植物品种都是由他命名，而按照林奈命名法，这些名字中也必然有韩尔礼的名字—当然，他也经常以自己好友或恩主的名字命名这些花草。素来以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著称的中国并没有守卫住这些植物的命名权。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物种从此被永远标识上了这个爱尔兰人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韩尔礼与爱尔兰当时举世闻名的“凯尔特文化复兴运动”有联系，并且认识大诗人叶芝。虽然现存的史料中并没有太多记录两人交往的细节，但是不难想象，韩尔礼身后那个遥远陌生的国度必然是两者闲聊、交谈的话题。可以推测，韩尔礼口中描述的中国见闻也一定给叶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可能为他的文学艺术带来了某种潜在的灵感，让他在写作《青金石》（Lapis Lazuli）这首中国题材的诗时多了几分可能的感慨。那个远在天涯的文明古国，那个十八世纪爱尔兰文学家歌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笔下的君子之邦，由于韩尔礼的出现一下子“近在咫尺”，变得似乎可以触摸得到。中国朦胧模糊的形象在诗人那里逐渐清晰起来。于是，历史上演了奇特的一幕。一边是韩尔礼的乡党叶芝、辛格等文化名流在国内奔走呼告，倡导复兴民族文化，致力于将爱尔兰从英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一边是他作为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机枢中的关键元件，搜集、命名花草树木，寄送标本，为帝国地理空间的拓展发挥作用。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韩尔礼还在台湾忙于大规模的植物采集工作。他于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五年间来到台湾，将大量植物标本寄送英国，并于一八九六年，也即是《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之后一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福尔摩沙植物名录》（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一书，其中包括一千三百四十七种植物，是最早系统研究台湾植物的著作。这部书发表的时机恰恰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不能不令人生疑。可以推想，对于就要占领台湾的日本人而言，这本细致勾描台湾自然资源的著作一定如天赐的礼物，无异于向日本帝国的献礼。日本人自然坐享其成，而韩尔礼也无异于为虎作伥，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事业的共谋者。

十八世纪，林奈《植物属志》（一七三七）和《植物种志》（一七五三）两部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植物分类学已臻于成熟。他对生物学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建立了统一的分类体系与双名制命名法。在他看来，“分类和命名是科学的基础”。这种分类與命名构建了一套事物的秩序，形成了现代时期科学的话语体系。鲁迅在《人的历史》一文中写道：“林那（即林奈）者，瑞典耆宿也，病其时诸国之治天物者，率以方言命名，繁杂而不可理，则著《天物系统论》，悉名动植以腊丁，立二名法，与以属名与种名二。”为动植物立名实则是要创立一个科学的系统，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并由此激发了寻求“新种”的欲望。“惟物种繁多，不可猝尽，故每见新种，必与新名，于是世之欲以得新种博令誉者，皆相竞搜采，所得至多，林那之名大显。”这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及由此建构的事物的秩序实际上都是现代科学的组成部分，是西方的、现代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与知识体系。可以说，对于鲁迅那一代文化鼎革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林奈即是“赛先生”的符号，他所代表的正是西方的科学精神，也是现代启蒙理性的标志。然而，这种“相竞搜采”与命名，恰与西方帝国势力的扩充齐头并进，实则是在自然地理方面的“开疆拓土”。韩尔礼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可以划归到西方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传统之中。这门学问的名字源自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著作《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而它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将罗马帝国的物种悉数囊括，觐献给罗马皇帝。可以说，从一开始，博物就与帝国的谋划联系在一起。韩尔礼的工作延续的也是这一传统，构成了帝国“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知识求索自然沾染了帝国的意识形态，与“文野之分”及对非西方世界的规训与教化形成共谋的关系。换言之，植物学的知识生产过程，其实也是帝国之间角力竞逐的过程，其中暗含着复杂的政治意涵。辨识百卉、异国寻葩，由此构建物种体系，获取当地的地理知识，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猎奇与求知，而与帝国的运作息息相关。endprint

在种种条约逼迫之下，不得不开放通商口岸的中国成了探险家和博物学家的乐园。韩尔礼的工作一方面将中国的植物带入了现代世界，另一方面也将西来的秩序强加于“东土”。韩尔礼为中国植物的命名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现代的、科学的秩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来自西方的秩序迥异于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不管是植物学还是人类学，这其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对某一特定地域的全面调查与了解，直接或间接为帝国的殖民事业提供知识支撑。看似中立无害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构成了帝国治理术的组成部分。后殖民理论大家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写道：帝国主义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世界上几乎每一块空间都被勘察、划定，最后控制”。“无论走到哪里，都立即开始改变当地的住所……许许多多植物、动物和庄稼以及建筑方式逐渐把殖民地改变成一个新的地方。”费孝通先生也曾经写道：“对殖民地的研究成为殖民地行政的必需品。同时，大片殖民地的获得为东方学研究提供了调查和搜集资料的机会。”他援引萨义德的话说：“亚洲是被打败和遥远的‘异邦……代表一种潜在的危险，它的神秘文化在西方科学的体系里无法解释和操作，而且可能在未来对西方造成挑战。”

在十九世纪欧洲的帝国于海外开拓疆土之时，植物学家也在为他们的殖民地和属地编写帝国植物志。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即是要消解东方的神秘，在西方的科学体系里“解释和操作”“一种潜在的危险”。就英帝国而言，就有本瑟姆（G. Bentham）的《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snsis，1861）以及虎克（J. D. Hooker）主编的《英属印度植物志》（Flora of British India，1875-1897）等。植物志的编写虽有植物学家和博物学者主观上的兴趣，但客观上却也服务了帝国的利益，满足了帝国扩张领土与掠夺自然资源的研究需要，并且植物学中优先承认权的命名法则更是永远剥夺了本土人们命名故土花木的可能性。事实上，邱园中采自中国的植物标本大多源自韩尔礼等人对中国植物资源的掠夺。从植物命名一项，就可管窥帝国的话语规则所致使的殖民地人民的失声。博物学者虽有着私人的闲情逸致或追求知识的个体激情，却也在不自觉中被裹挟在帝国权力的谋划之中，成为其地理与文化扩张的马前卒，无论是人种学还是植物志恐怕都很难说是纯粹无辜的学科，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殖民的图谋。对于那些兢兢业业探索异域的博物学者而言，他们为帝国时代的文化所化，自然很难涅而不缁，有时还会成为鲁迅先生所言的鬻声钓誉、“得新种博令誉”的投机者。

对于黄遵宪的《莲菊桃》一诗，钱锺书先生亦曾评述道：“（黄公度）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暗用了《淮南子·俶真训》“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的典故。在他看来，他的诗中描写异国生活，称颂科技文明，依然在因循固有的思想传统和认知方式。“而其欲推陈言以出新意者，则又卤莽灭裂，才若黄公度，只解铺比欧故，以炫乡里，与西方文学之兴象意境，概乎未闻，此皆如眼中金屑，非水中之盐味儿，所谓为者败之者是也。”黄遵宪诗中虽有植物学，有西洋名物，但仍缺少“新理致”，延续的还是中国文化之中“君子不器”的传统。莲菊桃等植物在他的诗中也不过是寄寓文人兴味的物事。

一九○七年，就在韩尔礼《福尔摩沙植物名录》出版十一年之后，台湾政治活动家林献堂在日本奈良与流亡的梁启超相遇，向其请教抗日之策。梁启超向他提议“切勿轻举妄动，而供（作）无谓之牺牲”，可仿效爱尔兰人厚接英国政要之手段，牵制台湾总督府，使其不敢过分压迫台胞。林献堂认为梁启超的建议很有道理，回台湾后以此思路积极开展解放运动。对于梁启超而言，一方面，爱尔兰受役于英帝国、本土文化沦丧的现状为晚清士人提供了民族灭亡的历史参照；另一方面爱尔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斗争也激励了立志于救亡的志士。爱尔兰反抗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不意为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的反帝反殖活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若此时梁启超与韩尔礼相见，不知会是怎样的一个场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