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与科学现代的融合

詹玲

1983年前后，为响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目标，文艺界纷纷召开座谈会，展开文艺创作民族化的讨论，宣布“社会主义文艺也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具有中国的特色”。尽管在科幻创作界，科普性与文学性之争仍处于热火朝天的阶段，但一些作家已开始调整创作思路。在他们看来，在美学风格上实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既是顺应时代潮流，进一步与主流文学接轨的应时之举，也是从自身实际出发，纠偏科幻创作中早已存在的严重西化问题，为中国式科幻探寻新路。

现代科幻中的严重“西化”现象

在所有的文学类型中，科幻小说对中国作家来说，可以算是最具有他者性的类型之一。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舶自西方的文学类型，有着与中国传统小说截然不同的趣味，还因为它所描绘的内容，从科学技术到科学精神，也都是西方的。科幻小说刚以“科学小说”为名被译介到中国之初，和其他舶来新学一样，为了尽快熟悉这一陌生的文学类型，小说家们也曾试图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中找出一些可以比附的内容，为“科学”这一西方术语寻找中国源流。如侠人在《小说丛话》里就将科学小说与神怪小说中的情节相比附，如把氢气球比作哪吒的风火轮，把汽车和铁轨比作戴宗的神行法，把海底旅行和地底旅行比作土行孙的遁形法，并认为“周末诸子之书，多有与今之科学暗合者”。晚清翻译家周树奎也把《西游记》看成是与近世科学“最有关系”的小说，称“西人所制之物，多有与之暗合矣。如电话机之为顺风耳，望远镜之为千里眼，脚踏车之为风火轮之类”，只是因为“后人不竞，科学不明，故不能一一见诸实事耳”。

但对于接受了西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言，西方科学是一种独立于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这样的嫁接显然有问题。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实体，被引进取代旧的文化价值”而非接续传统。1911年民国建立之初，不少知识分子认为政治变革任务已告完成，剩下的任务便是“实业救国”“科学建国”。于是，在“祖国没有比现在更需要科学技术”的呼声下，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科幻小说创作热潮，与之前相比，培植西方科学精神、传播西学知识的创作大幅度增加。这使得本来在文类方面就处于译介、模仿阶段的科幻小说创作，西化痕迹更加浓重，不仅没能挣脱情节、场景这些外在的模仿，而且在内容和精神上也都几近全盘西化。如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1908）、《空中战争未来记》（1908）、洪炳文的《月球游》（1910）、亦夫的《傀儡美人》（1914）等，单从标题就可看出仿自哪部翻译小说，小说中彰显的价值观，如对科技与人的关系反思，与尚未展开工业化的中国语境无法贴合，这体现了作家急功近利的搬植心态。一些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的创作，如傲铁的《地理教习》（1911）、半废的《亚氧化氮》（1915）、袁若庸的《飞行机》（1916）等等，所布置的学堂、实验室等场景都是西式的，故事情节也完全是西方的。就像日本评论家武田雅哉毫不客气地指出的，现代中国科幻小说有些“人物、地名都是中国的，但是，故事的内容和味道并不象中国。甚至连人物、地点也是外国的”作品“并不能算‘中国人的科幻小说”，只是模仿外国科幻小说的“自我消遣”。

科幻小说缺乏民族性、本土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大半个世纪，无论是救亡图存危机下的乌托邦/恶托邦幻想，还是以播种科学知识为己任的科普创作，无论是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创作影响，还是苏联的创作影响，除了极少数的个案，如《古峡迷雾》（1960）、《孙悟空大闹原子世界》（1958）等之外，我们很难在科幻小说中觅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子。“拨乱反正”后，国外科幻出版物的大量译介，以及侦探、敌特科幻题材的兴盛，尤其是敌特科幻浓厚的异域氛围铺设，更加重了科幻创作的西化。

童恩正与1980年代的科幻“民族化”努力

通过对科幻小说译介到中国后本土创作情况的大致回顾，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前期一些科幻作家提出走科幻小说民族化的道路，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值得肯定。明确提出实现科幻民族化并身体力行的代表，当推童恩正。1983年，童恩正发表了一部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列子·汤问》中《偃师》篇的历史科幻小说《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偃师》原文讲述的是周朝的能工巧匠偃师制造出与真人无异的木偶的故事，它不仅能歌善舞，还会与女性眉目传情，被周穆王误以为真人，拆解开来方才相信只是木头制成。在《后記》里，作者谈到《偃师》这段故事“文笔虽然简练，但是却有人物，有情节，有科学，有幻想，与一般的中国古代传说不同，不带一点神奇色彩”，“是具备一篇雏形的科学幻想小说的条件的”，并由此指出“中国古代也有这类作品的萌芽”，“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于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科学幻想小说的流派，都将是有益的。”

虽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童恩正就已经将历史题材与科学幻想结合，创作了像《古峡迷雾》《雪山魔笛》之类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科幻小说，但它们主要是基于他考古学出身的知识背景所带来的便利，而《偃师》则是作者对科幻创作的民族化方向有自觉认识的开始。如果说晚清时期那些从神魔志怪小说中寻找科幻源流的作家展开的是与西方科学小说类似的器物想象，那么童恩正对神话传说《偃师》的改编，如木头人制作的科学原理，以及根据这些科学原理展开的合理想象等，意在证明中国古代就已有了科学精神。仍旧是寻找中学源流，《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的价值在于小说通过对古代木头人偶的故事讲述，让科学从器物到精神都不再是民族文化的他者，传统与现代也就不再是断裂、异质的，而是互有融合，不需依附西方发展的。

之后，童恩正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于1984年写出了长篇章回体科幻小说《西游新记》。作家借用《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上西天取经的故事框架，写孙行者、八戒和沙僧三人游历现代西方世界的种种见闻。笔者认为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这部小说有着远未被发掘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它接续了现代文学如老舍《猫城记》中的幽默讽刺传统，如对上界成千累万、名号繁多的办公堂里永远也办不完的公、各路神仙以各种领导身份要求进下凡代表团以及孙行者、猪八戒、沙悟净、白龙马等成佛得道后无所事事、失去自由等的描写，对“四化”建设时代举国上下改革的浪潮里“一切阻碍改革的社会因素，对于一切官僚主义、因循守旧、颟顸无能、鼠目寸光、嫉贤妒能等恶习”，用幽默的形式，进行揭露与批判，“让人民在笑声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孙悟空打捞沉船证明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用悬丝诊脉和发功治疗法等东方传统医学治好艾滋病，捣毁核弹武器等情节设置，向西方展示了中国民族传统中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魅力。endprint

除童恩正的《偃师》《西游新记》外，80年代初还有其他一些探索科幻民族化道路的作品，如王奎林的《庞涓的悲剧》（1982）中，作者将主人公制造的机器人取名庞涓，描绘这名机器人与历史人物庞涓一样自高自大，目空一切，最后落得同样的悲剧下场。在科普创作里，王金海的《真假天宫》（1979）、余又晨等的《丁丁战猴王》（1980）、缪士的《古园魔影》（1980）、梁惊的《故宫幻影》（1980）等也都采用了《西游记》《红楼梦》或故宫场景来营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文本氛围。但这些富有古典韵味的情景设置，充其量只能算是披在科幻身上的民族外衣，其内核依然是西方的。

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民族主义时代语境下的科技焦虑

遗憾的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让童恩正刚起步的科幻民族化探索之路被迫中断。1980年代后期，由于“清污运动”的影响，科幻创作显著减少，难得的是其中依然有“文化寻根”的接续性思考。在1988年1月发表的《超越现实》里，韩松讲述了地球人与弥星人交往，虽然科技获得了飞跃性发展，但也因此失去了自我文化，成为弥星人模拟品的故事。小说中的地球人和弥星人，俨然现实世界里中国与西方的对照，而地球人丧失自我文化的恐惧，映射的是作家对中国会在西方强势科技影响下丢失民族文化传统的忧虑与恐惧。这种忧虑与恐惧在中国随后“汇入世界文明主流”，发见了一个“充斥着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和族裔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的世界后加倍放大，并激发出成为一大思潮的中国民族主义。而科幻，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1990年代初，刚改版的《科幻世界》发表了多篇神话、历史题材的科幻小说，如《雾中山传奇》（1991.2）、《女娲恋》（1991.3）、《持琴飞天》（1991.5）、《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1991.3）、《长平血》（1992.1）、《织女恋》（1992.3）等。1991年第5期还刊登了台湾吕应钟的评论文章《创造中国风格科幻小说》，提出要发展自有中国风格的科幻小说，使其“成为世界科幻潮流的一股主流”，“架构中国风格科幻小说的理论”，形成“传奇科幻”“历史科幻”“武侠科幻”“神话科幻”和“未来中国科幻”等中国特色的科幻类型。虽然为了保住WSF年会主办权，可以说是《科幻世界》杂志社发表这些文章的一大原因，但从当时中国社会语境来看，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神话、历史科幻亦可视为在全球化下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语境中，科幻界与其他知识各界一道，寻求本土文化资源的努力。同时，从整个新时期的科幻文学史来看，这些创作亦可视为80年代科幻民族化思考的延续。

细读这些小说，不难发现不少作品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用外星科技文化想象来重述传统中华文明。大致可分两类：一是通过外星人的眼睛，将中华文明抬高到地球文明中心的位置，如刘兴诗的《雾中山传奇》。小说中，考古学教授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的时间飞行器穿越时空，考证出中国成都的南方丝路是外星人认识、了解地球文明唯一的观察点，一跃成为地球文明中心的南方丝路，其具有的科技现代性意义不言自明。二是把中华文明的始祖想象为降落地球的外星人，用超越地球人类现代性的科技想象绘制远古的民族历史。如晶静的《女娲恋》《织女恋》，资民筠的《持琴飞天》等作品中，女娲、牛郎织女、飞天等中国神话里的人物被想象为Y星、W星、Z星、智星等外星球人，他们来到地球，用先进的高科技帮助中华先民创造历史，发展文明。韩治国的《忆秦娥》（1993.11）里，东方大地上的三皇五帝和后来的许多哲人、思想家，都是来自仙女座大星云的人进行生命遗传工程试验，与地球森林古猿杂交而成的实验品。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结。《雾中山传奇》的结尾，当曹仲安的报告被认定为20世纪末世界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后，他拒绝了美国学界的盛情邀约，称自己的事业“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更重要的，我是东方一个伟大民族的传人。我是中国人，我永远热爱亲爱的祖国，我，一定要回中国。”《忆秦娥》里，外星女秦娥来到中国清乾隆时期，要与举人出身的知县申铁蟾交合，以此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因为“目前东方大地的进步缓慢，已经落后于西方各种族，若不快些赶上，就会任人宰割。物竞天择是宇宙的真理，她们必须使这个星球保持永久的进化平衡”。这段由外星女秦娥说出的话，表达的显然是作者自己深重的国族焦虑。

上述借助外星人来证明中华民族传统中具有科技现代性的神话、历史重述，或可视为作家们通過文学想象，在一定程度上释放或缓解民族现代性焦虑的手段之一。无论是1980年代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西游新记》，还是1990年代初期的《雾中山传奇》《女娲恋》《忆秦娥》，中国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希望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中发掘现代性因子，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然而，无论是巧夺天工的木偶人、惊人的地理大发现、高深的东方医学，还是最古老的南方丝路，成了中华文明始祖的外星人，作家穷极想象，耗尽历史追索的功夫，建构出来的不过是器物层面的现代性意象罢了，其“自我”主体性的实现是在西方科技进步的价值观体系范围内的，二者间内在的“臣属”结构并未被打破，因此也就不可能获得足够支撑的话语力量。

张扬传统道德伦理：1990年代中后期科幻创作对民族现代性的新思考

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一些历史科幻开始新的民族文化传统追寻，如《飞碟白梅花》（1995.6）、《远古的星辰》（1995.4）、《伏羲》（1996.3）《偃师传说》（1998.2）、《静女》（1999.2）等。其中《远古的星辰》和《偃师传说》是颇值得关注的两篇。

苏学军的《远古的星辰》讲述的是火星与月球交战时期，火星人“我”驾驶飞船攻击月球基地，却意外落入时空隧道，来到二点一万年前的地球，与秦楚交战中的楚国人赤比相遇的故事。故事中的火星世界是一个斩断了一切文化历史源头的世界，从小试管培育的火星人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学校只讲授物质文明课程，精神情感教育为零，所有的孩子都“在辉煌的文明前孤独地长大”。“我”从楚国人赤比身上第一次体验到了人性的温暖，赤比的忠诚、朴实、讲义气等品质与火星人的冷酷无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使我感动万分。“从赤比身上我无处不感到强烈的归依感。我明白，他就是我的祖先。我心灵深处沉睡的记忆突然复苏，并与赤比产生了强烈的共振！”故事中赤比的仁义精神，便是儒家道德体系的核心。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科技文明的火星人，几乎掠夺了人类所有的财富，却因没有文化的滋养而无比自私、贪婪，反而是洪荒时代愚昧无知的楚国人，用他们的淳朴守信、侠肝义胆、友爱互助等美好的传统道德品质，不仅为处于迷茫无助状态的“我”修好了破损的飞船，还建立起了新的精神支柱。通过这样的对比叙事，作者用重新发掘、张扬传统儒家道德伦理价值的方式，完成了对科技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endprint

相比之下，潘海天的《偃师传说》走得更远。《偃師传说》再度改写了《偃师》的故事。小说中，偃师化身为来自未来的人，携机器人通过时间旅行来到西周。机器人如流水一般华丽欢快的舞姿打动了王妃盛姬，当国王欲按之前承诺的那样许以偃师十座城池时，偃师却恳求国王将赏赐换成宽恕那些试图用撒豆成兵、绳技、浣鼠等幻术博盛姬一笑的艺人，原因是“我迷恋他们用自然的力量显示出的巧技，而后世人已经忘了如何去接近它。我们能借机械造就梦幻，却忘记了自己本身曾一度拥有的魔力。”在古文明时期，有机论自然观是大多数哲人认可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认为自然运动是由某种神或者自然化的神来推动的”，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比如中国的“天人合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外力说等。而以自然的数学化和客观化为特征的近代西方科学，用机械论自然观取代了有机论自然观，把自然视为在“数学或数学的自然中所获得的新的意义上的理性”的世界，即客观存在物。如胡塞尔所认为的，这种只专注于事实的实证主义对意义和统一性的忘却，让哲学失去了支撑点，陷入信任危机，也是欧洲人根本的生存危机的表现。海德格尔也通过对技术的追问，指出技术让人类正面临真正的威胁，即“不得进入一种更原始的解蔽而逗留，并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够。如何回到原初，找寻曾经的存在之维，获得人与“存在”的完整性，《偃师传说》从古代幻术中找寻东方自然哲学的影迹，或可算是作者自觉、积极的尝试。

从时代背景考察，像《远古的星辰》《偃师传说》这些作品中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重新整理、发掘，或与1990年代中后期思想界出现的重审启蒙的思潮现象有关。1990年代中期以来，思想界中李陀、张汝伦、单士联等学者开始以重评法兰克福学派为切入点重审启蒙，马尔库塞、马克思-韦伯、阿尔都塞等人对于科学、科学主义、科技理性的讨论渐入中国学者视野，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语境反思科技理性，成为一些先锋学者思考的新路径。从数学化的工具理性立场转换到人文立场，《远古的星辰》《偃师传说》重新发掘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价值，审视现代科技理性的负面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价值所在。但作为探索之作，这些作品的缺陷也是较为明显的，如《远古的星辰》中为了突出赤比的仁厚和义气，让他不顾家国安危，不惜一切代价帮陌生人“我”修好飞船的故事设定显得十分勉强；《偃师传说》中仅仅以古代幻术为对象来肯定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观，无论从思考深度还是可言说的价值方面都是比较有限的，且小说后部陷入了机器人与盛姬的爱情纠葛中，致使整部作品给人以前后矛盾之感，降低了其思想价值，颇为可惜。

通过重新梳理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中国科幻创作的民族化之路，我们便会发现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科幻小说的民族化先后发展出两条路线：一是以童恩正、刘兴诗、晶静等为代表，从器物层面展开的民族化尝试，二是以潘海天、苏学军等为代表，从思想层面对民族文化话语力量的追索。相比童恩正等的“器物寻根”，潘海天等人的尝试是建立在对科技现代性的反思而非认同的基础上的。对比80年代主流文学中的寻根思潮，科幻小说中的这两条民族化之路可以说都与其有着相类之处，从思考对象来说，潘、苏等的尝试更接近寻根，都把儒、道文化哲学作为认同对象，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融合的愿望；从创作目的看，童恩正等人的“器物寻根”与“寻根文学”两者更相似，都把民族自我形象的重铸和镀亮作为与世界对话的筹码，可以视为中国进入全球化初期文学的初反应，而苏、潘等的科幻“思想寻根”则是以科技现代性的反思为基点，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找寻解决科技现代性负面问题的钥匙。无论哪一条道路，在20世纪后20年里，都只是最初的探索，更具有实质性的发展，则要到新世纪的科幻第三次黄金时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