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困人口的结构性贫困分析与对策

牛艳红+袁文英

【摘 要】 随着我国持续多年开展的减贫工作，贫困人口大量减少，但是剩余的贫困人口消除贫困的难度更大。本文根据精细社会管理理论，分析我国当前贫困人口致贫的经济性结构因素、社会性结构因素和权力结构性因素。进而指出从改变贫困人口经济、社会和权力结构因素的策略来实施精准扶贫，实现全民小康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 精准扶贫 结构性贫困 扶贫对策

一、我国扶贫路径的演进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开展消除贫困的公共管理实践。在消除貧困的实践过程中，我国政府结合特定的历史时期与中国社会的贫困状况，实事求是地依次开展了社会制度变革与收入分配减贫（1949-1978年）、改革开放引领的农村扶贫（1979-1985年）、开发式扶贫（1986-2000年）、全面扶贫（2001-2010年）以及精准扶贫（2011年至今）五个阶段。经过多年的扶贫实践我国贫困人口从近8亿人降低到2015年的5千多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消除贫困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减贫的效用递减，经过多个阶段的扶贫实践，我国贫困人口的地理分布整体上表现为分散化和个别贫困地区集中化同时存在的状态，贫困人口所处的贫困状况更为恶劣，导致贫困的内在因素更为致贫因素更为多元化、复杂化，消除贫困的挑战及其巨大。为了彻底消除贫困，实现我国社会的全面小康，我国先后发布和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2011），《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013）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将精准扶贫作为现阶段消除中国社会贫困现象的基本战略。尽管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扶贫成效，但是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发现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结构型贫困短期内难以根除。

二、精准扶贫面临的根本挑战：贫困人口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尽管导致贫困的因素多种多样，例如地区生态环境恶劣，贫困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完善，教育水平落后，地区经济不发达，就业机会少等。但是结构型贫困可能是根本原因，难以通过一般性扶贫措施革除。通过驻村社会实践调研与文献收集可知，贫困人口往往处于社会结构底层，即表现为经济上的低收入，更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匮乏和社群权力的缺失。

1. 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相对较低，增加收入的途径少、难度大

当前，我国的精准扶贫识别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标准是年均纯收入2736元/人，截止2015年底我国贫困人口规模仍超过5千万人。这部分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处于我国人口经济收入结构的底端。同时，由于经济增长式的减贫效应减弱，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扶贫的财政支持与产业发展均处于瓶颈期，短期内增加收入的途径较少，难度较大。

2.贫困人口社会连带较弱，难以有效获得社会资本

众所周知，社会连带能够增加个体获得就业机会、事业成功的几率。然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相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贫困人口往往与亲戚、朋友以及一般性社会公众的社会联系较少，彼此间的关系连带较弱。这导致了贫困人口不能够有效地通过社会连带获得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却被认为是个体获取就业信息、市场信息和相关经济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因此，社会资本的不足也是我国贫困人口难以真正脱贫的重要因素。

3.贫困人口处于权力结构底端，不能有效参与社群公共事务

通过干部驻村实地调研发现，村庄中的贫困人口占其所在村的人口数较少，而且他们在农村社群中处于弱势地位，参与农村社群公共事务的意识薄弱、参与能力不足，导致贫困人口在面临其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选择隐忍，而非主动争取权力并积极维护自身利益，这最终致使贫困人口在农村社群的公共事务决策中没有发言权，多种应得的权益被他人占有。

三、有效实施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基于精细化社会管理理论

精细化社会管理理论认为，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应坚持“精、准、细、严”的理念对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率的管理。这一理论为洞察我国贫困人口产生的根本原因和采取精准扶贫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精准分析我国贫困人口的结构性贫困表现，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1.建立精准识别与管理机制，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

以我国当前确定的年人均纯收入2376元作为贫困人口收入标准，同时，结合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和拥有的社会资本等多维视角进行评估，并据此建立科学、系统的识别机制，准确识别扶贫对象。进一步，以精准的管理机制，明确贫困认定程序，探查致贫原因并做好贫困人口的信息化管理。在精准扶贫战略的主导下，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市场力量参与扶贫，进而增加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

2.增强贫困人口的社会连带，发挥社会资本效应

努力以多元化的方式增加贫困人口的社会连带，加强其与亲朋好友的联系以及一般社会公众的连接。尤其是完善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强化驻村干部、当地村干部与贫困人口的联系，将驻村干部的社会资源嫁接给贫困人口，增强社会连带，以此增强贫困人口获取就业信息、市场信息和相关经济社会资源的机会，拓展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提升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3.改善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制度，提升贫困人口权力

鉴于贫困人口处于社会底层与边缘既缺乏权利意识，又缺乏自身权利维护和实现自我利益主张的能力。全新设计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制度，通过能力建设、利益分享、自我组织及自立，激发贫困人口的权利意识，破除其屈从于权威，自觉无力感的心理认知，对贫困人口进行赋权，改善其在社群权力结构中弱势地位，使其享受应有的公共社会资源，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参考文献】

[1] 王宇， 李博， 左停. 精准扶贫的理论导向与实践逻辑——基于精细社会理论的视角[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5）：156-161.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经验和发展对策研究》，批准号：16YB07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