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收回的脚印

王雪茜

《约翰福音》中有个著名的故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正在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来让耶稣裁决，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这些人低头不语，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开了。

王十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以“人将死之时会把一辈子的脚印收回来”的传说作为叙述外衣，讲述了一个关于罪与耻、恶与罚的故事。

我要给你看，恐惧

在一把尘土里

同是七零后，同是打工出身，同是写小说的瓦当说，“作家不对当下发言，实在是件可耻的事。与库切等国外作家相比，今天的中国作家普遍丧失了耻感，丧失了对世界的切肤之痛。不为很多历史悲剧的发生和被遗忘感到耻，……不为随处可见的不义感到耻，相反，很容易产生莫须有的集体的骄傲和自豪。”

我们的许多作家已然丧失了基本的立场和为人的尊严，随波逐流、媚俗竞利。

好在，这个应冷未冷的初冬，我读到了王十月。

与瓦当追求浪漫轻盈的语调为时代立传的写作理念不同，王十月的叙述语言要沉重顿挫得多，哪怕他为《收脚印的人》刻意披上魔幻传说的外衣，哪怕他用了反复唠叨的“女士们、先生们”来作每一章节的领起词，扑向读者的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仍旧带着冷冰的刺。如同光着脚在枯枝上舞蹈，这样的文本必然不属于春天的和煦、夏天的绚烂，它只属于秋天的沉淀和冬天的冷冽。

题目的异曲同工，让人很容易由《收脚印的人》联想到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其实，就内容而言，抛却社会背景的迥异，两部小说的落脚点同是对人性之恶的救赎。《追风筝的人》中，需要救赎的是少爷阿米尔；《收脚印的人》中，需要救赎的是王端午、黄德基、李中标、马有贵等数不清的人，甚至包括作者王十月本人。胡赛尼说：“作家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是会交织在小说创作中的。” 深以为然。在王十月的小说中，你会在很多人物身上看到作者的影子：《收脚印的人》中的王端午，《无碑》中的李保云，《白斑马》中的李固和桑成，《不断说话》中的“我”，《出租屋里的磨刀声》里的天右和磨刀人，《寻根团》里的王六一……

王十月的人生经历显然比同代作家更为丰富。在他漫长的打工生涯中，恐惧一直伴随着他。初到武汉打工时，第一次遇到治安队的他，被抢走了身上仅有的五十元钱。在工厂打工，晚上睡得正香，治安员用消防斧砸开工厂的铁栅门，到厂里抓人，王十月第一次挨了治安员的打。第一次挨打的经历从此像噩梦缠颈，难以摆脱。后来，他离开武汉，到了广东，以为会多一些安全感，但整个广东的打工经历，俨然一部躲避收容的恐惧史。

多年后，王十月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无碑》《收脚印的人》，收容造成的恐惧虽已成为历史，王十月的恐惧却没有丝毫的减弱。他无法释然的是，“当人们在分享一代人付出血泪换来的改革红利时，并未意识到自身背负的罪恶。我们习惯了对社会、对别人的指责，将自己当成受害者，却忘了我们同时也是加害者。这种冷漠、无视、逃避才是更大的恐惧，是存在于当下人心中的恐惧。我要揭示的其实是这种恐惧。”

保罗·柯艾略曾说：“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畏惧忍受痛苦比忍受痛苦本身更加糟糕。没有一个心灵在追逐它的梦想时会忍受痛苦。”保罗·柯艾略句中的隐含之意正是王十月所要揭示的——人们并非畏惧痛苦本身，而是畏惧面对在痛苦中所呈现出的自己。

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活得很紧张，像一只只没有脚的鸟，只能在天上飞。

《收脚印的人》中被治安仔们追赶到楼顶又被王端午们撤去梯子无法逃到别处的阿喜们的恐惧，被治安仔们塞进囚车关进收容站的王端午阿立们的恐惧，被黄德基李中标马有贵们追到河边投河溺亡的陆北川们的恐惧……《人罪》中法官担心东窗事发惶惶不可终日的陈责我，《开冲床的人》中被机器吃掉右手投告无门的小广西，《九连环》中想改邪归正却找不到工作孤注一掷的六指……这些人，不是没有短暂的欢愉，但那一丝甜，就如一颗糖融入大海，改变不了汪洋的咸涩。简言之，人们最大的恐惧不是贫穷和疾病，而是对未来的恐惧。

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说，真正的作品能使读者感到紧张不安。的确如此。好的小说总是会有强烈的带入感，读王十月与他会说话有触感的文字，常常会心如坠铅。他的焦虑，更多来自对人性劣根性的审视与绝望，他的绝望几乎渗透在他所有的作品中。

王十月认为，“小说家的目的不是说故事，是要说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对真理的思索，说出他所发现所洞见的有价值的东西，而故事，不过是装那洞见之酒的瓶。”

《收脚印的人》中就被王十月塞进了很多故事之外的思索。这些思索，既给阅读增添了短暂停顿的机会，又为思维提供了适时拓展的土壤。

作为一个对遗忘历史有强烈警惕性的作家，王十月对打工题材的执着就如同余华对文革题材的偏爱一样。这并不是说，他们除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就没有别的写作选材。有目共睹的文学才华和写作事实已然排除了他们只能写作特定题材的推测与假设。只是，余华注重大框架的真实，细节处理略显夸张荒诞；王十月大框架虚构荒诞，细节描写却真实如针。这种细节真实，使阅读者轻易就抖落了荒诞外衣，不自觉地与作品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也正由于对细节真实的自信，王十月甚至不屑于在人名地名上费时斟酌，故而你会在他不同小说文本中看到相同或相似的人名、地名。又或者王十月就如希臘神话中不断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他故意用重复人名、地名乃至重复情节的方式来不断强化他作品中所要传达的某些共性，重复地强调他的孤独、反省与自罚。

王十月想做那个“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们报信的人”（《圣经·约伯记》），他想有他自己的视角，而每一个视角都是独特的，也一定是“唯一”的。王十月所担心的事情——冷漠、无耻、麻木、逃避……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他的忧虑挥之不去。他迫切地意识到，不用他的作品记录下他刻骨铭心的那个年代，他就无法通过别的更有力的渠道表达他的忧虑。毕竟，小说的寿命肯定长过他。他要通过文字确认他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和代言者。endprint

当去日已定，翻检来路，谁有勇气拿着刀面对自己？回首向来萧瑟处，谁人能够问心无愧？王十月说他问心有愧，他以一部薄薄的小书为自己作祭。

那么，你呢？我呢？

我们的恐惧在哪里？

世间繁花簇拥，我们

的内心却成为一片荒原

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主题曲《23秒32年》中有句歌词，常常突然就会从我脑海中蹦出来。

挖开记忆那一层土，

就像经历没有麻醉的手术。

23秒32年，

让一生失眠。

从此，月不再圆，呼唤日出的人永远在路上。王十月用锋利的刀剖开了自己的胸膛，将懦弱、无耻、麻木、愧悔、罪恶一一裸露出来。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代人的经历；不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代人的疼痛。正是这一代人血淋淋的心酸经历铸就起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

那些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身影，是你，也是我。哪个人不曾陷入生活的泥淖里？哪个人的脚印不曾沾满污垢？

如同弗吉尼亚·伍尔夫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这里只有灵魂——受折磨的、不幸的灵魂：它们唯一愿意做的事，就是自我表白和自我忏悔，就是从肉体和精神的溃烂处拈出灵魂中的罪恶之虫，并一条一条地展示给我们看。” 在灵魂的审视中刺穿或剥掉恶与欲，以使灵魂找到最终归宿，并在堕落时代得到自我拯救。我想，這也是王十月试图在作品中想要抵达的终点。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需不断忏悔。鲁迅说，他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齐泽克总结到，从根本上说，我们是邪恶的、自我中心的、令人厌恶的。《收脚印的人》里有一段描写，是关于收容所的，“一位新进来的将粥吐了，这会正被两个管教轮番用耳光伺候。在一轮耳光之后，一个管教将一碗粥倒在地上，又踩了几脚，然后勒令那个吐掉粥的男子趴在地上，将粥舔食干净”。如此冷漠冷血的行为，竟然出现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怎不令人齿冷？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若没有外界生存环境的困扰，人的本性行为多为善行；而当社会环境中恶意横行时，人性之恶更易显出它的狰狞面目。人类的贪欲是天性，也是万恶之源。一旦遇到了合适的土壤，被压制的欲望就会结出罪孽的果实。若如此，脱离人的社会属性空谈人的自然性，就显得毫无意义。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概念，曾经引发过激烈的争论。我们在王十月的作品中也时时可见这种“平庸之恶”。这种思考的匮乏或是缺失，使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们投胎为打工仔马有贵们。

对原罪的拷问从历史恣肆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制度的漏洞，教育的失守，趋利避害的本性，加深了我们的原罪，很多人的心灵被恶霾遮蔽。仍有用尽手段，高踞权力者，如《收脚印的人》中的黄德基，贪婪、无耻、凶残，无恶不作，寡廉鲜耻，台上大谈理想信念，台下大肆贪污腐败；仍有勾结权力，投机发财者，如《收脚印的人》中的李中标，原存的一点善良在欲壑之下逃遁无形，深陷罪恶的渊薮，还要用伪善来欺己欺人，求得心安；仍有冒名顶替，改写自己与别人人生者，如《人罪》中的陈责我，逃避代替了自责，忏悔代替了救赎，沉沦代替了复活。更多的人，像一块块石头，要么被生活磨去了棱角，要么被生活逼成了刀片，前者伤己，后者伤人。

拿什么才能拯救我们日渐荒芜的内心？

当王端午（或者是王十月）意识到，“他最大的罪恶并不在于他是罪人，当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他最大的罪恶在于，他用一件光鲜的外衣掩盖了罪恶，这才是他一生最大的罪恶时，他决定结束这一切。”然而，结束谈何容易？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可以抛开罪恶感，重新找回那个善良纯真的自我。权势金钱，名利地位，声誉尊严纠缠在一起的网，绊住了人们的脚步，总有一些无法示人的秘密，至死保留。涅槃重生的勇气，你没有，我也没有。

《收脚印的人》绝不仅仅是一个人悔恨中的呼唤。迷茫、挣扎、等待救赎的大有人在。而最可怕的是，人性的复杂从来就超出想象。当一个人习惯了麻木屈辱，麻木屈辱就成了习惯。就像小说中的阿喜们，至死也意识不到自己是被压迫被欺辱的。当一个人习惯了欺人作恶，欺人作恶也就成了习惯。就像小说中的马有贵们，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有罪需要救赎。这个时代的人，仍旧面临着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所提出的 “人的问题”，即“正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马修·安诺德）

那么，小说家真的能够以写作来完成救赎吗？我觉得不能。

王十月说，他常有无力感，又觉得自己软弱，新书不过是一场“虚伪的写作”，因为“没有谁会因一部小说当做罪证来指证那名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 。

无论写得如何逼真，小说总归是一种虚构的文体。即使在小说中，想要完成救赎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王端午被权力者谋划成精神病（“被精神病” 并不鲜见），则揭发罪恶是一场徒劳的指控；如果王端午被鉴定为精神正常，则会因谋杀获刑，真正的犯罪者仍将逍遥法外。王十月想要达到“一个都不宽恕” 的目的在他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形成的悖论里显然无法实现。何况赎罪并不必然等于幸福，迟来的正义从来就不能叫作正义。

虽然，《追风筝的人》中有句名言，“当恶行导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获救。” 而这种获救，我认为只能求得浅层次的心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复活。真正的救赎绝不仅仅是用善行来弥补恶行，还要有接受惩罚的勇气。就像从悬崖上跳下去，一边下落一边长出翅膀。但跳下悬崖的勇气，又有几个人能有呢？

《追风筝的人》中的少爷阿米尔，从背弃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哈桑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不会再品尝幸福的滋味。外人看到的所谓幸福，不过是化了妆的煎熬。而任何迫害者的救赎行为，对那些受害者（如果受害者还能感知到的话）来说，都不过是冬天里饮雪水罢了。但，不管文学的赎罪是否可能成功，王十月敢于直面现实，揭开时代的疮疤（即使无法痊愈）的使命感，已然值得尊敬。若能引起有良知者的反思，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那么，王十月的写作就是一种成功的写作。endprint

尽管，也许驿路千条，终不能抵达，我们仍要砥砺前行。并且，让我们的灵魂在荒原里重新开出花来。

他变成了世界的

一部分，而你还属于你自己

王十月在小说中借助故事渗透了诸多观点：既有关于文学的、美学的，也有关于社会学、心理学的，还有关于法律的、时间的、生命的，复仇的、道德的……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关于哲学的。

在道德評价时，是否应该考虑运气的存在？西方哲学家一直以来争论不休。柏拉图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幸福生活，是受理性控制的生活，不会受到运气的干涉。康德完全继承了柏拉图的运气排斥说，他认为，我们采取行动时是有完全的自由意志的，因而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时，除了善的意志以外的其他因素都是无关的。简言之，康德的核心观点是，运气的好坏不应该影响对某人及其行为的道德判断，也不应该影响他对自己的道德评估。

不可否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柏拉图和康德的观点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1976年，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首次提出“道德运气”的概念，在他的著作《道德运气》中，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并不处于理性的控制下，甚至并不处于人类的控制下，而是，我们的生活在各个层面上都受到了境遇和运气的影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家曲解了人类伦理生活的本来面目，低估了它的复杂性，并错误地认为道德价值是不受运气支配的。”

威廉姆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举了高更的例子来反驳康德的运气观。

保罗·高更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与凡高、塞尚并称为法国后印象派三大巨匠，对现当代绘画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为了追求绘画理想，高更不仅辞去了工作，导致家道中落，还决然抛妻弃子，去太平洋的土著人那里寻找创作灵感。用传统道德观来审视，高更的行为无疑是非正义非道德的。威廉姆斯采取了回溯性的方式为高更辩护，即从结果来回溯行为。如果高更成功了，则他的选择是正当的，合理的。如果高更失败了，则他的选择是不合理不正当的。威廉姆斯认为高更能否得到辩护，取决于运气，比如内在运气（是否有成为画家的天赋），外在运气（途中是否会遭遇翻船、瘟疫等意外变故）。他认为，运气不仅影响了事情的成败，也有可能决定某个选择能否得到辩护。

王十月在他的小说中，引用了威廉姆斯的继承者，也是“道德运气”说的集大成者托马斯·内格尔在《人的问题》一书中的观点：在对其他人进行道德判断，对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合意性或有用性进行判断时，我们往往会忽略，道德时时会面临来自现实层面的威胁。比如一个酒驾或毒驾的人，他没有撞到行人，他可以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幸运的。但如果他撞了人，他将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罪上加罪。

我们回到小说的情节上来。找不到工作的王端午们住在烂尾楼里，半夜被治安仔们清查追赶，他和李中标跑到楼顶，借助梯子爬到了小房子顶上，然后迅速撤掉了梯子，随后跑上来的阿喜苦苦哀求他俩放下梯子，但无人施以援手，导致阿喜被治安队抓走，从此杳无音信。后来王端午成了著名的打工作家，但理想实现之日，却是灵魂失重之时，他无时无刻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阿喜侥幸没有被抓走，王端午就有了道德上的运气，那么王端午的愧意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不会有愧意。

小说中，做了治安队副队长的黄德基，玩腻了免费的发廊妹，瞄上了刚到广州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漂亮姑娘陆北川，以查暂住证为名劫持了她。陆北川以绝食反抗，并伺机逃脱。黄德基带着属下们追赶。如果陆北川在被黄德基、李中标、马有贵和王端午围追堵截的过程中，有足够的运气逃出魔爪，而不是走投无路跳河溺亡，作为被迫参与犯罪行为的王端午，可能就不会因日日愧悔而踏上救赎之旅，最终也不会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劝说黄德基、李中标投案自首遭拒后，设宴投毒，却只毒死了李中标）。只能说，王端午的确缺少了一点道德上的运气。但，他又真的只是缺少了一点道德上的运气么？同为逃避治安队追查的打工仔，没有得到王端午帮助的阿喜却作出了截然不同于王端午的举动，她完全可以因愤怒失望举报王端午，但她没有。

王十月就是王端午的人物原型之一。他无法忘记，许多年前那个南中国的夜，在深圳松岗，他和另一个打工者冷漠地拒绝了一位四川打工妹的求助，将她推到了如狼似虎的治安员手中。此后，悔恨，就像一条蚕，而他的心，就是桑叶。他说自己所有的写作，都源于那个夜晚。当然，如果从一个哲学的新视角来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罪恶驱动和创造力升华之间的简单联系。王十月的冷漠只是个狭义上的反常行为，他故意拒绝了打工妹，但她却被作为承载王十月忏悔灵感的客体而重新获救。那么，如果我们就是王端午，王十月，我们就能够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么？未必。黑夜来临，没有人可以拉上内心的窗帘，安然入睡。这是一个缺少英雄盛产豪言巨人的时代，我们只是在道德上的运气比他们好，他们经受了一次次道德检验，而我们没有。这决定了我们在道德评价上拥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把别人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置于主观设定的“理想道德境界”里，唯独把自己排除在外，这种道德上的洁癖在社会热点事件中频频爆发，像瘟疫一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这种道德绑架本身就是一种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它带来的恶果是，伪君子越来越多，社会风气江河日下。

当周围的人都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你还有没有勇气，独善其身，对着无尽的荒原说，我，仍属于我自己。

当所有痛苦的灯熄灭，

还可以点燃自己

作为一个精神世界的探险者，王十月无疑还在跋涉中。

在《收脚印的人》里，找回过去的唯一途径是收脚印。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找回过去的影子，即使能找到，也难保你的记忆是可靠的。也就是说，记忆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从心理学上来说，人具有一种选择性的反常遗忘现象，即心因性失忆。

心因性失忆症是指患者对新近重大事件（如创伤、丧亲）因震撼过大，不堪回首而产生部分性、选择性遗忘，或暂时性（通常一至两天，或更久）将记忆解离，使其不出现在意识中。患者虽丧失对过去经验的记忆，但并无生理上的症状，失忆现象纯系心理原因。endprint

选择性遗忘的那部分记忆通常都有动机可寻，而这些动机通常是一些不愉快或让当事人愧悔而不愿意面对的事。

我曾一度痴迷希区柯克的电影。1945年上映的美国悬疑片《爱德华大夫》，是希区柯克执导的电影史上第一批以精神分析学为主题的影片之一。主人公约翰·布朗（假爱德华大夫）小时候从家门口的楼梯扶手上滑下，把坐在扶手下端的哥哥踢飞，以至哥哥被扶手前面的栏杆扎死。这一误杀造成年幼的约翰·布朗沉重的心理负担，他的潜意识选择性地遗忘了这件事。但当他成年后，某次在雪山滑雪时，爱德华大夫从他身边滚落，因这一动作与约翰·布朗的哥哥从扶手上滑落的动作很相像，约翰·布朗误以为自己杀死了爱德华大夫，而白色的雪以及滑雪道又成了诱发约翰·布朗痛苦记忆的重要元素，他潜意识中也选择遗忘这两样东西。白色的雪以及滑雪道成了他遮蔽性的记忆，以至于他看到白色的有条纹的床单也会紧张。影片的最后，约翰·布朗在女友和教授的帮助下恢复了记忆，警察也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收脚印的人》中的王端午的心理症状就属于这一类。

借着收脚印的契机，重回1994年的王端午，清楚地看到了当年他和李中标在烂尾楼里遭到治安队追赶的情景。关于这段经历，成为作家后的王端午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都有过描述，只不过，他的描述和收脚印时所见的事实有出入。在王端午的作品中，被治安队追赶到小房顶上的有许多人，不只是他和李中标两个（事实上小房顶上只有他们两人），将梯子抽上去的人不是他和李中标，而是别人（事实是没有别人），他在文中说，他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事实是他不仅知道女孩叫阿喜，甚至还曾偷偷喜欢过她）。收脚印时的王端午看到了真相，此时的王端午十分悔恨，他曾多次用文字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胆小者和受难者形象，并使自己得到了心理暗示，相信作品中描述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己。

除了选择性遗忘，记忆的欺骗性还表现在对回忆的刻意美化上，而时間不仅是个美容师，还是个包治百病的庸医。离乡的人对故乡的美化，失恋的人对往事的美化，甚至在某些老年人的回忆里，野菜鲜美，稀粥生香，一碗白米饭的香味会弥漫一生。穷苦的日子被加了滤镜。相声名家刘宝瑞说过一个著名的段子，叫《珍珠翡翠白玉汤》。说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小家境贫寒，常常食不果腹。后来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常常怀念乞讨时吃过的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而那不过是残羹剩菜熬制的一碗馊粥罢了。比起悲伤难堪愤怒悔恨的记忆，当然是快乐的回忆更让人愉悦。而取悦自己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当记忆不再可靠，真相变得奢侈，有没有一根火柴可以点燃自己？让良知灼痛我们的沉默，让我们找回丢失的自己？

显然，试图追寻生命经历和来路的王十月，生怕记忆的偏差，成了自己那些伤痛回忆的止痛药，故而笔耕不辍，固执地要给自己的灵魂找到归宿。就如小说扉页上的那句自省，“依然，此书献给被遮蔽的过往”。

王十月对现实生活的残忍和快节奏生活中小人物精神上的异常有着自己独到的敏感。撕裂的灵魂，挣扎的意念，活着的烦忧，时代的晃动，都隐约在他的有着沉重呼吸的字里行间。

王十月在中篇小说《白斑马》中借桑成这个打工仔之手写了一首关于打工者的诗《泥船水手》，其中几句是：

你说彼岸有幸福

我要抵达

哪怕划一艘泥做的船

曾经身处底层的王十月，真切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深知这种痛后带给人的健忘与麻木，他也深知苦难与不幸未必会趋人向善，对人的道德和行为的永恒拷问不能消失。因此，他明知写作无法实现救赎，却仍然要不断写下去。他不愿选择，他无法遗忘。

王十月在《无碑》的后记中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一种有着大情怀的文字，有着度己之外更兼度人之心的文学，这就是我所谓的大乘的文学。我们的作家，要有更大的情怀和目标。”于我心有戚戚焉。

王十月为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活物》画过一组抽象画。印象最深的一幅叫做《山岗之眼》。暗黄为主色，混杂了赭红、煤黑、老绿等冷色调，茫然焦灼的主观诉求与无限拓展的意象空间，使人初观莫测，久视弥珍。配诗也很贴切：

耶路撒冷路上的朝圣者

伊斯坦布尔上空的飞鸟

恒河沙里的鱼……

在山之岗

一千只手

也无法收尽这人世间脚印的凌乱

……

〔责任编辑 宋长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