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传奇的续写者

周鹏

关东，作为中国历史版图上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其本身就是传奇的代名词。这片葳蕤丰饶的沃土自古以来就是传奇孕育和生发的原乡。无论是瑰奇神秘的满族龙兴之地，还是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抑或是威震四方的关东响马，无不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张力与热情。同时，正是这片沃土孕育了代际沿袭的关东传奇的书写者，给予了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摹写关东传奇的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在乱世异乡的凄风苦雨中勾勒出触痛灵魂的关东画卷，迟子建作为精神的守望者为行将消失的“萨满文化”以及渐行渐远的鄂温克族群著书立说，在物换星移与代际更迭之中，唯一守恒的是东北作家们用“浓得化不开”的热情与虔诚对关东传奇的吟唱、描摹与刻画。

作为关东传奇的续写者，叶雪松六年磨一剑的致敬关东百年传奇之作——《响窑》的发表，无疑又为这片盛产传奇的土地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起笔于甲午战争前夜，迄于1945年日本战败。以波诡云谲的百年近代史为经，以关家三代人关殿臣、关栋、关震烨的创业、兴家与守成为纬，商人、土匪、军阀、政客、风尘女子、下人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星罗棋布，点缀以绚烂丰富的汉、满风俗，“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及共御外敌的家国大义，用近于传统说书人的中国叙事方式生动地将近百年岁月中家国的兴衰、命运的浮沉、情感的离合交织成“融百年于一炉，画关东于一幅”的传奇画卷。

恰如关东之于中国疆域版图的独一无二，叶雪松之于辽宁文学版图亦是一个新颖的现象。他原名叶辉，满族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于辽宁北镇，曾有过十余年在基层打工谋生的经历。1992年写作迄今，已在《中国作家》《民族文学》《芙蓉》等文学期刊发表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五百多万字，出版作品集五部，长篇小说一部，电影剧本两部，电视短剧四十五部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多篇作品获奖、被转载并被收入多种文本选集及年度排行榜。长篇小说《响窑》入选2015年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并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单本剧《弃家出走的母亲》获第七届全国栏目剧评优“金骐奖”一等奖。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不难摘要出几个关键细节。首先是作家的满族身份，其次是长期的底层生活经历，最后则对于创作主题正能量的坚守与担当，这就铸就了他作品中能够一脉相承的“叶氏风格”。《响窑》作为叶雪松六载铸剑的心血之作，为我们探寻叶雪松的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同时它也在提醒我们，有必要对“作家其人，作品其文”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深入开掘。

关东风景与满族风俗的

水乳交融

美国著名小说家赫姆林·加兰在他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中，曾反复强调过地方色彩之于文学的重要性：“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1] 而文学作品对于民俗的描摹状写是否成功则是衡量作品能否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重要条件之一。乡土文学史上两位巨擘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亦曾分别用 “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来反复强调乡土小说中的地域特色，地方色彩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也正是由于对地方色彩的苦心孤诣的开掘和生发，沈从文笔下满载“边城”风情的“湘西世界”至今令人心驰神往，废名笔下氤氲着诗情画意的“黄梅故乡”才能经久不衰，孙犁笔下的菱歌荡漾的“白洋淀”方可历久弥新。及至当下，乡土题材作品对于地方色彩的发掘与寻觅仍绵延不绝。但是伴随着后工业时代步伐的加速，所谓的强势文化即城市文明对弱势文化即乡土文明的侵蚀已经成为了难以逆转的既成事实，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已趋于消失，越来越多的民俗将只能在教科书中寻觅。而作为关东传奇的有机构成部分，满族文化的核心之所在——关东的风景与满族的风俗，自然是关东传奇续写者责无旁贷的书写内容。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欲“为关东传奇立传，为满族文化代言”的满族作家，叶雪松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将关东的风景地貌与满族的乡风民俗融会贯通于他的血液与灵魂之中，在创作中将加兰的这一理论的高度与深度都实现了全方位的拓展与延伸。他对于关东风景画的描摹与满族风俗画的刻画可谓巨细靡遗，二者交相辉映，共同为关东传奇雄浑壮美的乐章演奏出不可或缺的伴奏。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有言：“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真境界。”[2] 换言之，单纯的风景画描写尚停留在仿效油画学习追求“形似”的初级阶段，而真正的风景画摹写所追求的应该是体悟中国传统泼墨山水画所达到的“神似”的意境，物我互通互融方能实现风景画的写意目的。叶雪松在《响窑》的关东风景画的勾勒中，则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泼墨写意手法的高度契合，以情入画，以画衬情，使关东的风景，微观到大辽河畔的一草一木，宏观到层峦叠翠的医巫闾山；远到满蒙交界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近到主人公关殿臣三代人所居住的关东大院，无不透露出浓郁的情感色彩与人文气息，达到了“风随画动，景映心声”的物我合一的境界。医巫闾山是关东文化的一个地域性的符号，叶雪松在《响窑》中曾安排过关殿臣、朱七巧、关栋等一系列人物多次到青岩寺进香祈福，同时以兰乔进香所见到的医巫闾山的远景最具代表性：“早晨的天气分外好，时值初秋，远处的医巫闾山逶迤巍峨。远远望去，悬踞于山腰的青岩寺那青砖碧瓦、雕梁画栋笼罩在白色的雾霭和隐隐传来的悠远的钟声中。”[3]]这段文字近乎白描，苍山古寺、晨钟暮鼓、雕梁画栋，晨雾晓风，这一组意象构筑起了从视觉到听觉，由听觉至触觉，乃至于由冥想所生发的幻觉的强大的冲击力。医巫闾山既有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化身之一的歪脖老母所在的青岩寺，也有千古传奇名相耶律楚材的读书馆，由医巫闾山文化背景观之，叶雪松“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深层目的正是在向关东文化中儒、释精神中所蕴藉的包容性和兼蓄性隔空致敬。如果说雄奇壮美的医巫闾山所营构的是一种静态美，那么对于关家少东关栋以满族身份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参加的那达慕大会的纵情挥毫泼墨则更具深层寓意，只见：“蓝天下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旌旗招展，人声鼎沸，那达慕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远处的海拉尔河在阳光下闪着潋滟的波光，和草场上参赛的人群马群相映成趣，绘成了一幅宁静悠远的山水画。”[4] 如飙的骏马、苍茫的草原、同场竞技的满蒙骑手，构成了一幅與满族风情相映成趣的苍茫画卷。安排风华正茂的少东关栋参加那达慕赛马并力拔头筹首先是作者对于本民族传统骑射技艺的回顾，同时也不无对满族辉煌历史自豪感的抒发。正是通过对独具关东特色的“人文风景”的描摹，叶雪松才能够做到对关东风景的立体化的呈现。endprint

“风俗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而它对社会成员有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在现实进程中它指导着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从而形成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具体生活事件”[5]。叶雪松对于关东传奇风俗的开掘莫过于对传统满族乡风民俗的深入阐发。作为满清王朝的发祥地，在东北的文化和生活场域中，满族的风俗就是东北风俗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对于满族乡风民俗的开掘其本身也是一种责任感与担当精神的体现与向历史致敬的行动。叶雪松在书写关东传奇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为满族风俗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满族语言、民族服饰以及婚礼习俗都做了细致入微的发掘。这一系列满族风俗在叶雪松的“关东传奇”系列作品中被提升到了与故事情节并重的高度。

《礼记》有言：“丧三日而殡”，“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自古以来，丧葬习俗是传统文化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关东满族的丧葬习俗则在我国传统丧葬文化的基础上独具地域特色。将关东风情与满族民俗实现了无罅隙融合的莫过于他的中篇《领魂鸡》。在这部小说中，叶雪松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复现独具关东与满族特色的“灯葬”与“领魂”习俗。首先，叶雪松为了消弭传统的文学叙事与审美视阈中丧葬礼俗可能带来的“秋风鬼唱鲍家诗”的阴森与鬼气，他选择了以主人公和母亲的亲情作为切入点，其次，又由曹明川之口为读者提前大致勾勒出“领魂鸡”的特征，保证了读者有充分的心理承受预期，也可以引发读者阅读兴趣。在保证了足够的预设与铺陈之后，叶雪松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乡村“走灯”的蔚为壮观的图景：“天渐渐黑了，盼望的月亮并没有从云隙里露出脸来，而是散落下漫天的飞雪。行人在曹明川的带领下，手里拎着引魂灯，缓缓走在山道上，鼓咚咚敲响了。参加灯葬的人一边走，一边将手中的引魂灯撒向高空。这样一路走一路撒，盏盏灯火在黑暗中蔓延成一条条明晃晃的火龙，爬上山岗，进入坟茔地，暗夜里往复穿梭，眨眼间交织出一片灯火的海洋。”漫天的飞雪，震天的锣鼓，如龙的灯阵，在叶雪松的巧妙组合与重构之下营构出独具辽西乡土风情的满族独有的追思与缅怀逝者的礼俗，在雄壮庞大的阵仗中，与其说作者为我们所建构起的是寄托着主人公对于母亲的绵绵哀思，毋宁说是作者借主人公对于母亲的追忆而实现了他对于满族传统风俗的缅怀与回望。

与此同时，在关注了满族传统的“灯葬”风俗之后，叶雪松又将对满族风俗的开掘集中到《响窑》的文本中。首先他把视线聚焦于满族的语言称呼。语言学历史上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必然要依托于一种语言，与此同时，所有文化的区别性的特质只能存在于语言中，任何文化的特性只有在本民族的语言中才能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以满族语言中人际之间的称呼为例，父亲即“阿玛”，母亲即“额涅”，爷爷即“玛法”，嫂子即“阿沙”，海棠花即“佛拉娜”，而极具满族情调的玩具羊拐则是“嘎拉哈”，当类似的满族称呼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渐行渐远的时候，阅读作品时这类独具“关东民族风”的满族词汇甫一出现，即呈现出了“陌生化”的效果，可以说为《响窑》烙上了最鲜明的满族印记。其次，是对于满族传统服饰的精心勾画。在小说的第一章里叶雪松就对贵老爷三福晋的满族传统服饰进行了全景式的复现，只见：“三福晋头上梳着短短的两把头儿，扎着大壮的猩红头把儿，别着一枝大如意的扁方儿，一对一道线儿的玉簪棒儿，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却不插在头顶，倒掖在头把儿的后边。……脚下是花盆鞋，走起路来‘咕咚咕咚走个飞快[6]。” 由远景到近景的近乎摄像特写式的复现，一位传统满族女性的发饰、衣饰以及配饰瞬间呈示于读者面前，让满族的风俗民生可触可感。最后，叶雪松进一步深入到满族民俗深层中去，从语言和服饰进一步深入到婚俗节庆中去。在主人公关殿臣的长子关栋的婚礼中，叶雪松将“陌生化”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这场“原生态”的满族婚礼既是对满族风情的最好注脚，也是对隐伏于满族文化深处游牧民族传统的写照，从“射煞”到“跨马鞍” 无不体现了满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所引以为傲的骑、射传统，同时婚礼的喧闹与喜悦也与关栋为遵从父母之命放弃玺玉而迎娶佛拉娜时“无处话凄凉”的无助心境形成鲜明对照。

关东侠义与儒家传统的

隔空回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兼收并蓄了各种思想。而儒家文化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的理念成为了传统文人立身行世的基础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也成为了无数传统文人终身的追求。但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在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引领下，为实现启蒙的目的，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们必然要在“破旧”的基础上“立新”，这也就导致了传统文化的第一次历史性断裂。新时期以降，伴随着经济领域的“现代化”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引领的“全球化”潮流，在经济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也开始了全球化的渗透，“在中国改革开放热潮中涌入的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也许要比‘五四时期来得更猛烈，更繁复，更令人目迷五色。”[7]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这一轮文化冲击中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及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肇始，本土作家们开始在作品中通过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与解读促成了一场“历史—文化”层面所进行的“文化还乡举动”[8]。所以我们看到了《棋王》中王一生对于“棋道”和“吃道”的阐释实现了道家文化中“精神追求”与“物质需求”的并行不悖，也感慨于《小鲍庄》中儒家传统文化“仁义”的化身——捞渣的逝去。叶雪松在关东传奇的续写中，通过“关东传奇”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与在商海浮沉以及家国大义面前的抉择与行动，将氤氲于关东大地上的侠义精神与弥散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熔铸于主人公的品格之中。

叶雪松在他的作品中，将由《战国策》所开拓及至《史记》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士為知己者死”的侠客精神与关东的地域文化相交织，或潜隐于作品的情感倾向中，或被贯注于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中，抑或是聚焦于普通人面对家国与个人利益的矛盾纠葛时的抉择中，从而塑造出独具关东侠义精神的英雄形象，彰显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endprint

《火狐狸》以一位文学爱好者和一位英雄的后裔马友江的对话开篇，在木屋外漫天的飞雪与怒吹的大风的伴随下，通过马友江的回忆串联起一段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英雄传奇。马友江的奶奶受传统侠义精神中“报恩”的精神规约而嫁给了阿姆巴爷爷。但几年之后，奶奶青梅竹马的邻家大哥铁法却无意中走进了这个家庭，当日本人为逼迫阿姆巴说出金矿的位置而绑架了他和马友江奶奶的两个孩子后，铁法被误认为叛徒而出走，阿姆巴爷爷为报仇而牺牲，奶奶则为了给阿姆巴爷爷报仇化身为满族民间传说中的“火狐狸”而走上了狙杀日本人的复仇之路。奶奶的行为是对传统侠客精神中“复仇”母题的践行，而当国家的需要高于个人的利益追求后，传统侠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核心理念必然会成为英雄由游侠走向大侠的催化剂，从而使得关东侠义精神得以升华到极致。

如果说英雄的过往与境遇本身就不啻于侠义的代名词，那么《暗香》中的赵宝昌对佟六的千金一諾则在基于传统侠义精神的基础上生发出绵绵不绝的温情与热度。也许以传统的标准衡量赵宝昌，他的行为只能归结于传统美德的范畴，但是正是市井布衣在面对时间与利益的考验时却能够信守诺言半个世纪，在质朴无华的行动中彰显了其行为中隐伏的侠义内核。

“真正的民族特色，大概还是那些看似无形但却又分明存在着的精神、格调、思维方式以及美学情趣等。”[9] 同样，叶雪松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归选择的是用微观烛照宏观的方法，融传统文化于《响窑》的主人公关殿臣的日常行为之中，有着“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韵味，从而让传统文化在新作《响窑》中的主人公关殿臣和关栋的创业、兴家、守成的过程中变得触手可及，鲜活可感，换言之，传统文化在《响窑》中既是助推小说前进的加速器也是情节转换的枢纽。

首先，勤劳与正直是关殿臣的起家基础。关殿臣本是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旗人后裔，是东家朱明祥的一个小伙计。在“二月二”龙抬头这个关东重要的节日里坚守在烧锅的酿酒坊中，当他的结拜兄弟佟保三抱怨工作的苦累时，关殿臣一直在埋头苦干，这就给朱明祥和钮翠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贵老爷的儿子方耀祖纵犬行凶的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关殿臣临危不惧，击退恶犬，救下了朱七巧和小乞丐狗剩子，而这也让关殿臣赢得了大小姐的芳心。在东家朱明祥派他和佟保三去采购高粱时，佟保三执意索要回扣，而关殿臣则直接拒绝，事后方知这原来是朱明祥对二人的一次考验。关殿臣获得了美满的爱情，并且继承了朱家的烧锅，从此开启了关东响窑的序幕。从一无所有的小伙计到烧锅的东家，关殿臣获得“第一桶金”的经历似乎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实际上，他所具备的正直与善良的传统美德也许正是叶雪松对于他的“奖励”。

忠孝和仁义一直是关殿臣在日常生活与商海浮沉中的行事准则。关殿臣自出生起就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极其孝顺。同时，因为在小时候曾受过佟保三的母亲的哺乳之恩，所以就将佟保三的母亲认为干娘，为了报答这份恩情，关殿臣将佟保三的娘视为亲娘，无论是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年复一年的供应，抑或是对佟保三无微不至的关照，乃至于在干娘去世后关殿臣作为孝子为其守灵，都是对传统文化中孝道的彰显。与此同时，他在生活中对于弱者的同情和帮助也贯穿作品。如果说关殿臣多次对弱者伸出援助之手是叶雪松对传统文化中“积善人家必有余庆”理念的实践，那么关殿臣对于佟保三和谢三膘子的以德报怨则是叶雪松对传统文化中君子品行的呼唤。一言以蔽之，叶雪松对关殿臣的塑造已经将其上升到传统文化代言者的“共名”的高度。

与此同时，叶雪松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掘并未囿于“仁、义、礼、智、信”的个人的视阈，而是上升到了家国大义的高度。古语有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时，总是能够激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叶雪松则将此爱国传统隐伏于两代人的身体力行中。叶雪松对于关东侠义精神以及传统文化根脉的隔空回望并非为了抒发怀古思远的幽情，“而是通过传统文化的镜子喻示当代文化的欠缺，” [10] 这才是他为“关东传奇”系列作品注入关东侠义精神与儒家文化血液并使之成为贯穿多数作品的灵魂的最根本目的，也是其最大的价值所在。

“中国方法”与“中国故事”的

守正出奇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西方叙事烙印 。及至当下，尤为之甚，越来越多的作家和作品更倾向于采用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作为文本的支撑与生发点，但与此同时，格非曾经强调过：“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近代以来的小说对古典小说不同文类的重新书写和择取从未中断。”[11]他列举了众多作家的例子，无论是鲁迅先生和神话的关系，沈从文和唐传奇的关系，抑或是废名和汉赋、六朝散文、唐人绝句的关系，汪曾祺和明代小品文的关系，以及张恨水、张爱玲和明清章回体小说的关系，都足以证明中国现代小说对于传统叙事资源的重视。“当代小说与传统叙事资源的关系，成为典型的‘中国问题。”[12]叶雪松也对这一“中国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自小受传统文学的熏陶，熟读四大名著等章回体小说，这就保证了他对于传统文学叙事资源的运用游刃有余。在吸收借鉴传统章回体小说特色的基础上，叶雪松大胆创新，催生了以“中国方法”写就的“中国故事”。

叶雪松对于传统叙事资源的借鉴与吸收首先体现在对于传统话本以及章回体小说故事性与悬念设置的借鉴。《猫眼》所关注的题材是当下引发热议的“大龄剩女”的婚姻问题，如果从常规的逻辑进行创作，很有可能陷入父母与子女由婚姻问题所产生的观念冲突的创作窠臼之中。但叶雪松通过一只充满灵性的猫咪对于朵拉所面临的两位追求者的态度为叙事留下悬念，同时在作品的结尾处为读者揭晓猫咪对于两位追求者的态度，实际上已经为朵拉提前做出了选择。掩卷之余，故事结局的传奇性仍萦回于读者思绪之中。无独有偶，叶雪松在《指沙间》中将故事性与悬念的设置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叶建红的父亲因为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但是故事中始终存在一个画外音在暗示读者，他的犯罪存在巨大疑点。当叶建红的母亲为了生计而委身于卖猪肉的王彪后，王彪对叶建红的关心不但没有融化叶建红心中的坚冰，反而让他产生了莫可名状的焦虑。这两条暗线隐伏于作品之中，可谓悬念迭起，疑云重重，几乎让读者的思维与情感陷入推理的“死胡同”。叶雪松可谓深得传统章回小说的“欲知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设置之精髓。endprint

叶雪松对于传统叙事资源深入挖掘的另一特色体现在对传统章回体小说全知全能叙述视角的运用。纵览叶雪松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他作品的叙事视角几乎是清一色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如《偏方》中对于乡村小人物谄媚上级的讽刺，《青鸟》中对于乱世佳人式的凄美英雄爱情故事的讲述。这就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这一叙述视角在叶雪松作品中的独特作用，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潜藏在《响窑》中。《响窑》共二十五章，跨越了近百年的近代历史，以主人公关殿臣和关栋为中心的人物角色几十人，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等，同时，在保证小说节奏紧凑、脉络清晰的前提下，并没有过多介入和干预情节的推进，从而避免了全知全能视角可能导致的作品和读者之间的隔阂感，这也许正是叶雪松对于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视角情有独钟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另一大特色莫过于人物的塑造刻画，《响窑》中的人物塑造亦深得章回小说神韵。主人公关殿臣具备了传统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多重优点，甚至有尽善尽美的色彩，为了使人物塑造更加真实，小说采用了《史记》的“互文”手法。为了让人物的特点更加鲜明，则采取了对应人物相比照的方法。关殿臣与佟保三互文伴生，关栋与快马林三以及大灯笼互为对照。

与此同时，叶雪松对于传统叙事资源的发掘与运用并未局限于叙事技巧和传奇人物的刻画描摹的局域之内。在对照自《红楼梦》至《金粉世家》等一系列古典叙事的代表作之后，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叶雪松也充分借鉴了这一系列作品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架构，即对于主人公感情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探幽以及由此对于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的窥探。叶雪松在围绕两代关家少东展开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中兼收并蓄了大观园中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脉络以及金府中金燕西与冷清秋和白秀珠之间感情纠葛的回环往复，为读者营造出了一个类似于古典小说中凄婉柔美的爱情传奇，但与此同时也用跌宕起伏的英雄传奇规避了可能出现的才子佳人式的叙事窠臼，可谓推陈出新，守正出奇。

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并且可以与西方叙事体系并峙互补的叙事体系，换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叙事应该是与西方平等对话而非仰视的关系。叶雪松正是通过对于传统章回小说中故事性与悬念的出神入化的运用以及对传统叙事视角的巧妙化运用，同时实现了对传统文学人物塑造方法的借鉴，立足于关东传奇生发的本土根脉，用“关东传奇”中的“中国方法”以及“中国故事”践行了杨义先生的理论。

注释：

[1]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见美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4 ： 84.

[2]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4.

[3]叶雪松.响窑 [M].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 116.

[4]叶雪松.响窑 [M].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 52.

[5]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

[6]叶雪松.响窑 [M].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5.

[7]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62.

[8]杨匡汉、孟繁华. 共和国文学 50 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224.

[9]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 223.

[10]南帆.冲突的文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 123.

[11]格非.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J].文学评论，2008（6）.

[12]郭冰茹.传统叙事资源的压抑、激活与再造[J]. 文艺研究，2011（4）.

〔特約责任编辑 王雪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