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诗中的“物欲”主题

○卢 桢

论中国新诗中的“物欲”主题

○卢 桢

与传统文化模式相比，现代文化的显著特征便是它与“物质”消费的联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物质文明想象。新诗诞生之初，“第一次”进入现代化角色的诗人便已将视线投入现实生活，他们对“物质”展开主动的追求与呈现，为社会物质文明的想象提供了合理的抒情样式。而当“物欲”即将滑入失范的边缘，使人与物的关系发生倒置之时，诗人又首当其冲地站在“异化”的视点对其展开批判，使这一主题呈现出融会美丑两极审美取向的运思维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与消费演绎出共谋的姿态，一种以物质催生精神的文明范式得以确立，并将个体锁定在“物”的周围。在对物欲进行正向肯定与负面批判的言说基础上，诗人以反英雄的姿态进入超验的境界，在物质世界中觅得灵魂的支撑点，在商品的拜物教中彰显着现代主体意识。

一、拥抱商业的玉臂：物欲现代性的觉醒

都市小说评论者喜好将禾金的《造型动力学》作为典型范本，作家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大量物质符号，将对都市物象的喜爱与崇拜态度袒露其中，这正是城市物质主义心理的典型写照。而研究诗歌城市抒写的学者们多会注意到郁琪的《夜的舞会》，诗行间物象的密集排列使人感受到兴奋、迷惘与躁动：“散乱的天蓝，朱，黑，惨绿，媚黄的衣饰幻成的几何形体，/若万花镜的拥聚惊散在眼的网膜上。”风流倜傥与妩媚娇丽的情感天使生长在新的时尚体系和消费风气之中：“并剪样的威斯忌，/有膨胀性的Allegro三拍子G调，/飘动地有大飞船感觉的夜的舞会哪。”物象的密集排列成为一种修辞手段，动的旋律与香的迷韵、色的绚丽交织丛生，蕴涵着诗人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占有欲。他们试图在短篇幅中尽可能地、以意象平行罗列的方式表达出对“物”的拥抱姿态。在郭沫若的咏叹中，《女神》为我们呈现出诗人对机械“物欲”的乌托邦想象，相似的机械情结也出现在艾青、戴望舒、殷夫等诗学追求殊异的抒情者身上。对于中国新诗来说，机械之“物”的意象是陌生而新奇的，而商业交换关系之中的“拜物”情调也逐渐开始滋长。陈江帆的《都会的版图》写道：“现在，我们有崭新的百货店了，/而帐幔筑成无数的尖端。/蛋女低低地坐着，——/电气和时果的反射物。”都会“无厌性”的版图扩张仿佛是浮士德博士最后经历的美的场景，其物欲的侵略性在诗人看来是“美”的表现。他把大都市散发出的物质气息当作崇拜的对象，以欲望的聚集实现了对城市和诗歌的双向进入。更为重要的是，新诗对日常生活中物质元素具体而微的细致表现，正是借鉴自西方文明的“中国现代性”之重要方面，对物质新奇感和丰富性的艳羡，属于王德威所论及的“被压抑的”、与都市消费文化相联系、注重欲望满足的现代性支脉。诗歌既充当了它的范例和佐证，同时也在物质文明的压强下为自身找到了合理的生长路径。强烈物质欲望的张扬使诗歌写作呈现出超秩序、超规范的可能，欲望也从人们的心灵暗角浮至表层，成为现代性过程的参与者。在这种欲望化抒情以及由此呈现而出的个人意绪中，新诗的现代审美经验逐渐丰润而具体了。

城市的物质文明使现代中国诗人的世界性想象有了切实的依据，他们的审美取向不再凌空蹈虚，而有了具体的物之投射。透过物质产品追求精神经验，消费的目的便不单是占有物质，获得感受并通过诗歌化作具有象征意味的形式，这才是审美的旨归。他们将生活“在场”的证据沉淀为具有文学性的异质经验，从而形成现代的诗歌话语。不过，在“启蒙”的宏大叙事面前，现代诗人对物欲的诗化探索始终没有呈现出合法性，这种“欲望的现代性”在长久时间内受到了压抑；另一方面，却“不断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制度的控制之下‘漏’出来，变成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要素”①。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部分诗人尝试在私人话语和国家现代性的主流话语之间寻找有效的途径，以重新确立个体的位置感。借助都市的消费文化环境，他们开始注重物质欲望的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乐趣与美感。例如车前子的《日常生活》和吴跃斌的《与一套房子为敌》，抒情主体都清楚而大胆地表达出对拥有私人居所的渴望。这样的物质性要求纯粹属于人性的最低欲望，尚与奢华享受无关。而陈人杰的《梦想》则更为物质化：“我有一个梦想/拥有私家车/有车族/世界多广阔”。由此可见，物质欲望的快感表达，在上世纪90年代的消费语境中突然释放。在形式上，诗人已经接受了（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物质社会的时代背景，严力的《不得不热爱北京》写道：“想起人民币上的画面/这些画面的价值观念/想起自行车上谈恋爱/更想起如今的商业炒作和/傍大款/股票和彩券的人生游戏/我的背景越来越丰富多彩//这正是我有血有肉的背景啊/前景是我的骨头我的理性/离开或者没有离开/我都在为北京制造我这个/因暂时的历史而拉开了距离的产品”。抒情主体的血肉难以脱离“物质”的包围，诗人对这一无法规避的历史现实进行了清醒认定，将物质社会作为他们这代人难以割舍的精神背景，其文本也清晰地流露出写作者的自审意识。在西渡《阜成门的春天》中，这样的“自审”又颇有些无奈的意味：“二环路上，桃花匆匆谢去/雨后的阜成门亮出/奥帕丽斯亮泽的肌肤/商业的青春女神！高空的建设者/梦见希望工程：共添一块砖/燃亮白领们的一生。”“桃花”的离去与商业女神的登场，宣告了浪漫主义和启蒙使命的黯然隐退，也预示着一种更为“及物”的欲望话语即将获得合法的身份，难以阻挡。此时，单纯对“物欲”施加粗暴的鞭挞和阻碍，显然就行不通了。与其逆向而行，不如尝试与之和解。看杨克的《1992年的广州交响乐之夜》：“物质的光辉和美/在城市的前胸和脊背昼夜燃烧”。诗人首先肯定了物质文化，然后方认为交响乐的音符“比美更美”。虽然诗行里始终演绎着超越物质的精神“终极”幻想，不过诗人能够将物质社会作为“美”的基点，仍然值得注目。物欲与青春、梦想温情地融为一体，变得不再恐怖，它的合法性直接关涉到抒情主体的心灵自由。

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物质社会的特征是“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②，物质文明成为汇合或释放所有感受力的渊薮。物欲的现代性指代着人与物的关系，实则关涉到人如何通过消费“物”来释放并运用现代感受力的问题。在论及“感受力的现代性”时，耿占春指出：“诗歌话语所具有的感受性并不带有直接的感官满足，它指向对其他经验层面的联系，没有话语在不同的经验层面所建构的关联，就没有从诗歌话语中得到快乐的可能。”③无论是现代诗人还是当代诗人，他们对物质表现出亲昵的姿态，或许旨在揭示隐藏于诸多物象体验之间的微妙隐喻联系。物象是视觉审美的终点，却是诗意现场的起点。“看来我也应该把脸颊凑近你商业的玉臂。/我第一次投入你怀抱时，年轻的心也曾狂跳。/现在我把一枝绿玉兰插在你后院的花盆里/纪念不能开花的少女，和已经凋谢的青春。”（黄灿然《广州》）抒情者“把脸颊”凑近“商业的玉臂”，在现实经验的层面上印证了“物欲”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诗人也导演着一场游动在欲望之海中的灵魂旅行。走进《在商品中散步》一诗，杨克如此写道：

无数活动的人形

在光洁均匀的物体表面奔跑

脚的风暴 大时代的背景音乐

我心境光明 浑身散发吉祥

感官在享受中舒张

以纯银的触觉抚摸城市的高度

现代伊甸园 拜物的

神殿 我愿望的安慰之所

聆听福音 感谢生活的赐予

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

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

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

怀着虔诚和敬畏 祈祷

为新世纪加冕

黄金的雨水中 灵魂再度受洗

在文学与商业日益呈现出共谋姿态的今天，杨克堪称将消费文化“消费”得最好的诗人，他拥有诗意熔炼市场化与世俗化审美取向的能力。对“商业玫瑰”的虔诚拜物以及“灵魂”被“黄金雨水”的“再度施洗”，体现着诗人的现代玄学。艾略特赏识玄学派诗人，缘于他们拥有联结“物”与“灵”两重世界的特质：既能仔细聆听物质的福音，又能坚守温柔的人性。杨克也是这样的诗人，栖身于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消费社会，诗人只有主动融入世俗欲望并吸收其经验快感，才能将意义导入消费逻辑之外的经验层面，为诗意表达找到“合适的鞋子”，并不断印证着“生命本身也是一种消费”的信条。

尽管消费时代为诗人写作提供了诸多增长点，我们也应看到，肇源于消费文化内部的娱乐性、商业性等美感原则，始终对文艺的高雅性、精英性乃至深度模式采取拒绝的姿态，它所引领的无深度快感体验和物质欲望的肆意膨胀，也为诗歌发展牵涉出诸多的问题。春树写过一首《京伦饭店和凯宾斯基》：“从二年前起/我就想住京伦饭店/后来/我又看上了凯宾斯基/那好像是个五星级宾馆/我第一次看到它那个可爱的模样/当时就惊了/发誓有朝一日发达了/非住不可/……/对了，我可以叫所有‘八○后’的诗人都他妈的过来/住/先睡觉/后讨论诗歌/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这个范本的典型意义在于：对物质欲望的轻松心态消耗了言说者自身的心灵关怀，这里或许有对前现代享乐主义的纵向承受以及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横向移接，但消除平面模式之后，“物欲”成为经验的终点，它无法通过诗歌进入灵魂的深处，其感受力的快感便也成为一次性的语言快感，瞬间释放然后踪迹难寻，难以形成指向未来的尺度。

二、对人性“异化”的揭示与批判

都市文明是一种以物质催生精神的文明范式，物质的欲望最容易激发起人们的占有欲，从而形成异化之“丑”的胎盘。从黑格尔到恩格斯，人类哲学史早已揭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④这既是人的本质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二律背反，也是文学的诗化思维与社会化思维之间极为深刻的二律背反。如何将被物质欲望浸泡的“人群”拯救出来，亦成为新诗一个稳定的精神向度。有些现代诗人选择将人的动物本性加以放大，要么是“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郭沫若《上海印象》），或者是“对于二十世纪人/我有走进野兽群的感觉”，“散步于挤满了/广告画的/食品店和拍卖行的人欲横流的街/好像步入/被物质文明侵入的/野蛮非洲/黑暗的森林”（李白凤《街》）。这些诗人将“粗暴、浮躁、贪婪”等贬义词语赋值在“物欲”之上，拟现出都市人在其面前的道德错位和心理失衡。当代诗人海默也曾形象地以“狂躁的狮子”为喻表达愤怒，与前代诗人形成精神上的互文：“中国城市 一头突然醒来的狮子/懵里懵懂 张牙舞爪/没有方向地怒吼着//中国城市 挥舞着欲望的旗帜/狰狞地倾斜着向上生长”（《哪一座城市值得我们歌唱》）。可见，对物欲导致的人之掠夺欲、占有欲以及贪婪之心（即人作为生物的生存本性）的关注与呈现，成为现代中国诗歌城市抒写的重要着眼点。它既与不同时段城市消费文化的发展状貌相关，呈现出带有殊异性的时间段落特征；同时也始终被赋予相对稳定的审美指向。即使进入新世纪，我们也依然能够看到“钢铁在街上漂/我们在钢铁上漂”（杨克《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这样的诗句。站在冰冷的物质面前，抒情者仿佛丧失了生存的重量，变得手足无措，这正是“人”与“物”关系的倒置，也是诗人批判“物欲”时惯于采用的言说方式。这些批判话语，唤醒了我们对现代经典文本的印象记忆。那时，“贪婪在高空进行”（袁可嘉《上海》），而“野狼似的卷风滚滚而来”（唐湜《骚动的城》）。

对物欲的批判，似乎更容易与道德价值相勾连，但这样也多少影响了诗歌本体的诗美呈现机制。对物质欲望的投合归根结底是人类自然性的流露，任何道德批判，如果没有进入人性分析的深度，那么它就只能作为社会学文本而缺乏诗歌的真义。在九叶诗人那里，他们将现代主义的传统文化内涵同中国历史语境相结合，并清晰地看到：“现代派”诗人在面对物欲压力时，选择隐遁至自身心灵的做法未尝不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却无法以入世的姿态直面现实。因此，在文明忧思与政治讽喻的夹缝中，九叶派诗人作出集体的选择：深入人的本性，直击人类被“异化”的群体命运。在辛笛笔下，物欲成为人类精神主体性的谋杀者：“我们到/街上去，到街上去……/到街上去，这回旋着热流/却见不着阳光的沟渠，人们/像发酵的污水，从每一扇门里/每一个家宅的港口，冒着蒸汽/淌出，汜滥在宽阔而狭窄的/马路上。”（《饕餮的海》）拥挤的人潮被“物化”成泛滥流淌的“污水”，宽阔的马路变窄之后，一个个蝼蚁般的生命被卷走、冻僵进而失踪、昏厥。这样奇妙的视觉变形，显然是《荒原》播下的草种，而诗歌的结尾意味繁丰，诗人以一个“但是”的转折终止了全篇的批判基调。作为“都市的花朵”，上海再次成为“积聚其智慧和劳力”的“天堂”，“这似乎又回到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把都市当作建立于理性、进步等乐观主义预设基础上的产物”⑤。和《春天的街头》时期的殷夫与《巴黎》《马赛》时期的艾青一样，辛笛艳羡物质的塑造力，却又为它播洒的祸水忧心忡忡，从而形成复杂矛盾的心态。可见，都市是天堂与地狱的复合体，物质符号对人的塑造力实际与“物”无关，那是人类自己的选择，是主动被塑造的奇特命运。在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中，奥登似的反讽与自嘲随处可见。相较之下，穆旦则集中思考着品牌逻辑对人造成的强大控制力，仿佛现代人只有通过表达消费兴趣和购买欲望，才能使其差异性的个体存在得到区分：“我会微笑着在文明的世界里游览，/戴着遮阳光的墨镜，在雪天/穿一件轻羊毛衫围着火炉，/用巴黎香水，培植着暖房的花朵。”（《蛇的诱惑》）这是以享受为标准、以商品的品质为标志的生活。诗人深刻意识到：品牌成为计量标准而使人们主动走进它的逻辑控制，他们的生活愿望与价值判断被品牌所同一，而智慧的果实则被撒旦式的生活所碾碎。因此，疲倦的灵魂已经无法抵御“第二次的蛇的出现”。“使我们生长的/是写字间或服装上的努力，是一步挨一步的名义和头衔，/想着一条大街的思想，或者它灿烂整齐的空洞。”（《城市的舞》）品质消费形成的体制内目标对人自身造成了压抑，这是“物”的压抑，更是消费文化中“关系”对人的压抑。在这个“异化”的社会中，人与商品的关系发生错位，被消费的物品反而可以消费人的存在。于是我们看到，物欲在膨胀中滑向失范，它挤压着那些茫然无措的都市个体。

穆旦将物质欲望看作一种可以操纵人心灵的精神逻辑，从而将隐匿其中的“异化”关系挖掘出来。不过，他的批判进入了灵魂的深度模式，却无法提供解决物灵矛盾的合理预案，诗人也陷入了无法求解的困惑。1976年，暮年的穆旦在《沉没》一诗中写道：“身体一天天坠入物质的深渊，/首先生活的引诱，血液的欲望，/给空洞的青春描绘五色的理想。”心境灰暗的抒情者敏感地意识到：寄托思想的身体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物质僭越思想之后，人逐渐丧失了对身体的支配力，陷入思想的晚景老境。尽管如此，一个年轻的、反抗的灵魂依然存在着：“呵，耳目口鼻，都沉没在物质中，/我能投出什么信息到它窗外？/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在身体被拖拽的被动过程中，诗人一步步见证了物质时代的变迁，却依然无法求得答案，也无法为实现理想设计合理的路径，这惟有留给后人求解。在新时期，有些诗人尝试强化诗歌的救赎功能，以此寄托人文关怀。作为对先贤遗留问题的回应，严力有一首《浪漫曲》写道：“浪漫啊浪漫/只有你才能通过诗歌的法律/把物欲的奴隶从塑料的二十世纪中解救出来。”显然，抒情者的理想主义愿望和消费社会的实际走向是悖离的。诗人并没有沿袭前人的纯粹批判思路，把“物欲”定格为反道德的言说对象，而是以“浪漫”的精神和“诗歌”的方式，将其诗化成为富含深厚消费文化背景的意象资源，探讨其多元的存在形态。这就化解了前辈诗人单纯纠缠于物欲的痛苦和迷惘，拓展了诗歌言说的宽度与广度。更多诗人开始调整心态，与“物欲”展开新回合的交锋。

立于当代诗人的审美基点，生活现场是真实而无法回避的，他们眼中的城市是“一只老虎的胃，可以吞食任何东西”（孙文波《在傍晚落日的红色光辉中》）。其间“物质的高潮滚滚而来，/精神的痉挛源源不断，/两次高潮之间，些许的冷淡呵，/谁也看不见。”（朱文《小戴》）“两次高潮之间”的中间地带，无疑是留给诗人的，他们的使命便是将这些“看不见”的、被人群疏远的碎片拼接起来，抽取一点物质，赋予一点精神，调成一杯都市的鸡尾酒。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部分诗人选择自我疏离的方式，有意地将主体与时代语境拉开距离，从而获得全知似的观察角度。于坚的《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便选取了咖啡馆里的“静观”视角，小雨点“在滑近地面的一瞬”抢到了“一根晾衣裳的铁丝”，于是“改变了一贯的方向/横着走/开始吸收较小的同胞/渐渐膨胀/囤积成一个/透明的小包袱/绑在背脊上/攀附着/滑动着/收集着/它比以前肥大/也更重/它似乎正在成为异类”。诗人要凸现的正是“物”之拥挤对人类精神的挤压与消解，雨点膨胀而无踪的一生，隐喻了人类被物欲所异化的命运迷程。我们看到，抒情主体与物欲拉开距离，并将其巧妙地揉捏成“雨点”这个意象，他没有进入实际之“物”，却把“物”看得更为透彻。在叶匡政的《午夜的商务旅行》中，物欲奇异地显示了它岑寂、无聊的一面：“欲望，也把这样的面具/戴在了我的脸上/一种屈服？群山寂静/恍惚，似乎空无一物/除了这几小片模糊的光芒，犹如幻影//在这些人胸中蠕动/没有地狱，没有天堂/没有尘埃来去/黎明远得像一只野兔，迷失在/他们对财富无穷的梦想中。”诗人悄悄行进至欲望人群的背后，既目睹了欢欣的场面，同时也预感到即将由欲望导致的悲剧结局。叔本华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揭示过悲剧的三种级度，诗人预言的悲剧既非恶人所致，也与命运的偶然性无关，他直接指向了“物欲”过度膨胀逼使人们相互造成的绵亘之伤。在伤痕的血色中，受虐者同时又是施虐者，没有绝对澄明的道德偶像，也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因为诗人自身也是“人群”的一员，他看到“人群”却又在“人群”之中，文本处处散发着冷静的忧惧感。陈东东的《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进一步转向物欲自我瓦解的特质：“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牵引上海带雨的夜”，代表“自然/自由”的鸟儿与物质文明形成悖论式的观念联络。随着文本的深入，一切物质都进入缓慢的退化流程：“铸铁雕花的大门紧闭”“机器船没入雨雾”“街巷又合拢于石头”。这些物质文明的符号在雨中被解构，而诗人则以回拨历史时针的方式实现了“自我”与“物质”的分离，从而使本雅明言及的“超现实的面貌”得到逆时针式的呈现。诸多文本启示我们：在一部分诗人的抒情系统中，存有大量关于物欲“瓦解”的想象，其虚幻的梦境营造固然无法使他们真正解脱，却也能使其在分离“自我”与“角色”之后，保持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

三、以“物”为镜：现代主体意识的确立

按照韦伯（Weber）的理论，现代化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社会的客观化或“物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后发展”的中国，世纪之交的当务之急似乎不是反省社会合理主义的恶果，而是尽快建立将欲望“合理化”的合法途径。作为中性词的“欲望”，本身就无所谓美丑。况且，在充满消费主义味道的时代，对物欲的投合不再是节俭抑或享乐这样简单的美丑对立，诗人的态度开始变得中和而暧昧。看秦巴子的《九十年代》，欲望之旗已经飘满时代的版图：“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像滑梯那么快/像短裙那么短/裸露的部分/已经把欲望的旗帜涨满”。杨晓民也写道：“在记忆中的上海：一个美人，我们竟穷追不舍”（《大上海》）。“追逐”成为人们唯一的行为特质，这似乎又使我们感受到辛笛、穆旦等诗人面对物质文明时所持有的那种复杂态度。只不过，这时的“物”已经失去了国家主义的意识支撑，它们蔓延在个体生活之中，为标注个体存在提供了想象的抒情样式。诗人亦不再坚守负向的价值视角，也不再单纯关注物欲对人本能状态和精神结构的修改与扭曲。仿佛新人类对城市物质代码的亲近是天然的，对这种经验现实唯有接受，无法割舍。在《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中，蓝蓝写道：“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接受并爱上它肮脏的街道/它每日的平淡和争吵/让我弯腰时撞见/墙根下的几棵青草/让我领略无奈叹息的美妙。”诗人的精神意向对物质文化彻底敞开，其自我意识的倾注焦点也完全转向物化对象及其现实，并希望由此触碰到生存的可感性。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杨克为什么会“想象点钞机翻动大额钞票的声响/这个年代最美妙动听的音乐”（《广州》）。在诗人的意识之中，都市的生存首先便是欲望化的人之生存，对欲望的本真认同便是对世俗化表层生活的体认。诗人随后写道：“无数人就这样消失/一场暴雨被土地吸收”。其间的“物欲”不再不知所终，毕竟，它有了“土地”这个世俗现实作为承载。

借助商品形态的物质中介，诗人随时可以检视自己所拥有的感受意识。“在当代社会，所有我们希望能够表达自己感受力的地方，都有一种物质化的替代方式。”⑥这种物化的“感受方式”，充当着诗人冲破日常话语的判断标尺。进入李建春的《百货大楼》，物质过度、嚣张并肆无忌惮地铺排开来：“买下所有能买的东西！T恤衫，/精品屋，今年时髦的花伞，买香水/送给女朋友。她脸颊上/长一颗痣，那个从上海来的？/梦露的样子。他在阴影里笑，/嘴巴歪着，口水掉进音乐里。/你加入牛仔的角逐，Lee牌，或者/Billy牌，Texwood，苹果牌。”诗中商品意象的集中呈现，彰显着诗人面对消费时代所表现出的坦然自若。同时，这些意象群落也成为他可以调集的、标示主体性存在的重要资源。如果说物质异化了人的精神存在，使人类陷于消费关系的逻辑网络而迷失自身，那么这样对“物”的大规模陈列，亦可从侧面折射出正向的价值光芒。翻开周薇写于新世纪的《卖身契之现代体》，诗人如流水帐般追述了她的物象街景视界：“正午，艳阳高照我走过一个又一个的行人和道路/并且 永远羡慕/那个想亲吻猫的音乐家//迎面开过一辆车 又经过/一个香水味很浓的男人/他看看太阳 又低头看我/‘叭’对着我的心脏打枪/倒下的却是一个叼烟的女人。”在移动的凝视中，诗人扮演了游魂的角色，其所记录的一系列转瞬即逝的、无深度的图像具备了完美的“现时性”特质。在对物态形象的消化与克服中，她仅仅通过与现代生活的视觉联系便体验到自我与现实的距离感，从而拟现出其主体存在的轮廓。翟永明的《对着镜子深呼吸》和《情迷高跟鞋》则细腻而夸张地诗化了女性对“各类新鲜产品”以及“高跟鞋”的物质迷恋，这些时尚元素的作用者都是女性不断“自恋”的身体。如果置身于狭小的现代生活空间，那么，人类（特别是女性）的“想象性疆域”就是他们自身。抒情者们对物欲的追求，成为人类生存历史和生活法则的影像记忆，以及为未来留存经验的精神卷标。对诗人而言，他们更关心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此岸”世界，而其消费商品的方式与品位，正通过“物”被消费的实践，回溯到主体的审美取向之中，进而标榜出主体精神位置的独特性。为了不被“物”所消费，诗人反而曲折地利用了“及物”的行为，获得区分意义的结构途径。

物质繁华的年代必然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仅仅占有物质而丧失精神，向来不是英雄的作为。生存在日益扩大的城市与加速度的时间概念当中，任何英雄都会在下一秒钟淹没于行人掀起的扬尘。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形而上的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被一种形而下的实用理性原则和现世主义所取代”⑦。对物质的每一分热爱并不具备持久性，它们在瞬间而生，旋即而死。“没有一种为瞬间而生的液体。/时间就是短的。/十分钟以后我可能什么也不需要了”（王小妮《喝点什么呢》）。日常物质表面散发出的诗意很快就被物质本身所消解，诗人无法抵达意义的深度模式，她唯一能够做的，便是珍视每一次瞬间的生活感念、每一寸琐碎的生活片段，通过消费日常生活素材来发散诗情。在路也的《两个女子谈论法国香水》中，“香水”这个代表物欲享乐的意象出人意料地成为想象力的来源：“我和佘小杰坐在下午的书房里/认真地谈论起一瓶法国香水/就像谈论一宗核武器/这偶然得到的礼品/对于习惯海鸥洗发膏和力士香皂的人/竟如火星一般遥远。”透过“香水”这个物象，诗人建立起世俗化的诗意情境。她以对“远离香水的自己”进行反讽（“粗糙的女人”），触发人类面对诱惑时的敏锐思考，其场面和语言不乏幽默。作为欲望符号的“香水”及其建构的情思空间，正引发出詹明信所认为的“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⑧，它为参与实时的诗意构成贡献着力量。

总之，诗人关于物质欲望的主题营造，一方面源于人类从来无法摆脱的、迷恋于物质享乐的自然欲念；另一方面也源于抒情者始终坚持独立的主体精神。他们洞悉世界的空虚与荒凉，试图在现世主义和理想主义原则之间觅得平衡。通过与现实之“物”的衔接，大部分诗人的精神意向开始对物质文化彻底敞开，其自我意识的倾注焦点完全转向物化对象或现实，以求触碰到生存的感性气息。同时，他们尽量谋求精神与文化价值的双重提升，参与并见证着当代诗歌的世俗文化转向。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①张颐武《新新中国的形象》[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②[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③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

④[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⑤张松建《诗想都市中国：美学策略与文化政治的再思》[J]，原载《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报》香港号，广州：岭南大学出版社与明报出版社，2006年2月。

⑥⑧[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第83页。

⑦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02页。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新诗的文化阐释”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