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象征：莎士比亚园林与地方意识探析

周遂林+汪汝文

摘 要 强化对于“地方”概念的认知，兼顾人文主义理论建构的目的，通过分析地方的特定意识与文化和莎士比亚园林对于这种地方意识的构建植根于莎士比亚文化的对比与联系，得出具有历史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合人居园林的设计理念与理论构建。

关键词 莎士比亚；园林；地方意识；文化象征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7.21.026

1 地方意识

“地方”的概念从最初的物化空间，发展变化到具有抽象色彩空间的一部分，最后演变为如今地理学中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具体地理空间，人们对于“地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在《物理学》中探讨过有关“地方”的定义，认为“地方”这个词只适用于物体，指一种实在的位置，而不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空间。地理学科建立之后，人文地理学家一直试图将“地方”与“空间”区分，认为这两个概念有相关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虽然对于这种概念的区分能够打破日常中人们等同“地方”与“空间”的固定思维模式，强化对于“地方”概念的认知，但如果考虑到人文主义理论建构的目的，那么这种区分则显得多余且不必要。因为人文地理学的共同假设是“世界的真实实际上是人的建构”，它区别于纯粹地理学最关键的一点是，人文地理学更加关注人的参与，赋予人的生理需要与情感诉求，而不是实证主义空间科学概念下“无人参与”（peopleless）的纯粹地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地方、还是空间，关注的重心都集中到了“人”自身。

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认为，地方“是给个人和集体提供安全和身份的来源”，正如他谈起自己的身份时说他“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结。”但给与他这种身份认同的并非是现实存在的“地方”或“空间”，而是记忆与文化认同中的抽象地理概念，毕竟时间的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实在的“地方”与“空间”不再可能倒退回段义孚的童年时代。所以，沟通起现时代人们与地理之间联系的，最主要的还是历史与记忆。莎士比亚园林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与段义孚对于地理的概念有共同之处也有区别。其重塑和重建是基于对于历史的重现，但重现并非是按照模板进行构造，而是试图通过带有莎士比亚“气息”的实在物（即与莎士比亚有关的一切）激发人们的记忆来建立起游览者与这种后世建立的崭新的“空间”的联系[1]。无论是旅游还是仅仅在园林中游玩，视觉、听觉、嗅觉甚至触觉上带给游览者感官上的刺激，都带有某种深刻的文化含义，也即所謂的莎士比亚的“气息”。从维多利亚晚期开始出现的各种关于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花卉书籍以及园林俱乐部，到之后的20世纪，在美国广泛兴起的莎士比亚园林的修建，都是对伟大的莎士比亚的缅怀与记忆，同时美国的莎士比亚园林与英国的莎士比亚之间的联系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隐秘但不可忽视的政治文化意义，在观者与被观者之间，隐射了美国与英国在政治和文化话语中的某种内在关系。

2 “人本主义”的莎士比亚园林

莎士比亚园林对于地方意识的构建植根于莎士比亚文化，无论是树篱的设计，还是被药草覆盖两边的园林小径，都是试图对莎士比亚的生活与莎士比亚的文本进行感官上的回应，这也成为莎士比亚园林区别于其他普通园林的关键所在。以克利夫兰（Cleveland）莎士比亚园林为例，在时间意义上，它建立于莎士比亚逝世300周年纪念之时，关键时间点的选择让克利夫兰莎士比亚园林与莎士比亚之间产生了一种近乎天然的合情合理的联系；而在空间设计上，园林入口的门柱采用英式的风格，园林四周以树篱环绕，石板小路与被药草包围的小径汇聚到中央的莎士比亚雕塑像。园林生长的桑葚树获赠予著名的莎士比亚批评家Sidney Lee，Sidney Lee的桑葚枝条又直接来源于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德的New Place亲手种植的桑葚树。园林的榆树是演员E. H. Sothen和Julia Marlowe亲手种植的，Julia Marlowe四岁时从英国举家移民到美国，受她父亲的影响，她成为了一名舞台剧演员，而其饰演的最有影响最具知名度的剧本则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第十二夜》等，而Sothen也是在此时与Julia一起声名大噪。由于这两位演员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饰演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而在20世纪初的美国，提起Sothen与Julia Marlowe，人们便会瞬间想起他们与莎士比亚之间的某种关联，甚至就认为他们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因而他们在克利夫兰莎士比亚园林中种植的榆树更具有象征意义——罗密欧与朱丽叶并没有死去，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仍然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克利夫兰莎士比亚园林中的这些树便是他们仍然存在的证据，文本与风景、实在物与记忆，在这时得到了融合。更不用说园林里种满了莎士比亚最喜爱的玫瑰花，莎士比亚诗歌中出现的山楂、水仙、紫罗兰、雏菊和三色堇，以及专门从英国海运过来的枫树及其他英国特有树种，等等[2]。总之，莎士比亚园林的植被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植物，二是莎士比亚种植的及其故乡的植物，三是与莎士比亚有关的人种植的植物。但是园林的构造者声称这个树来源于麦克白的饰演者Birnam Wood，那些玫瑰花都是从朱丽叶传说中的坟墓所在地维罗纳移植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尤其是所谓的直接来源于斯特拉福德小镇和朱丽叶坟墓所在地的植被）却不得而知，也很少有人会去对此质疑。也许就像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里特所说的那样，“我们似乎是跳出自我去观看，但它其实只是我们内在经验的心理表象。”莎士比亚园林中植被的真实性对于游览者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只要园林构造者这样宣传，游览者本身就会在情感上和心理上构筑起眼前的景观与莎士比亚之间的联系。自然自身是不会诉说的，就像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里的山脉与原始森林一开始与人本来并没有关系，山脚覆盖着的松树林，山顶萦绕着的像雪崩的云雾，大片繁茂的灌木丛，在人类发现它们之前，它们就一直存在。但这对于公园的管理人员来说并没有影响，他们赋予了这些远古的景象某种象征意义。“究根结底，哈夫穹丘只是一块岩石……但是某些深层次的个人思想和观念的精粹将这些尘世之实物锻造为超验的情感和精神体验。”由此，莎士比亚园林中的植被成为了一个象征符号，形如段义孚所称的“虚拟的地方”，而并非实在的莎士比亚植被。它们在象征意义上保持着自己的纯净，尽管在现实中它们经受着世俗利益的不断博弈。这些象征符号能被游览者体验，能通过游览者的文化背景与记忆指涉到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正如《奥赛罗》中的伊阿古所说，我们的意志是园圃里的园丁，不论我们怎么想象，怎样理解，权力都在于我们的意志。当然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则游览者只能成为地理学家皮特所说的“局外人”了[3]。endprint

3 风景园林“本土化”地方意识渐成一种文化象征

观者对于植被的想象與认同仅仅是莎士比亚园林象征意义的一个方面，以克利夫兰为代表的莎士比亚园林兴起于莎士比亚逝世300周年后的1916年，特殊的时代背景给莎士比亚园林蒙上了一层政治文化意义上的面纱。毫无疑问，园林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早就有所体现，《理查二世》第三幕第四景中园丁就对园林与国家之家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说明，“你去，给我去执行刽子手的任务，去砍掉那些只顾冒尖的植梢——在咱们这个‘共和国太显得拔高了。”“干吗我们要在这围墙之内维持那法纪、规范，井井有序，作为国泰民安的一个雏形呢？可咱们那以大海为围墙的‘花园——那一整片国土却全都野草丛生，把最美好的鲜花都给闷死了，它那许多果树都没人修剪，篱笆是东歪西倒，那精致的花坛，凌乱不堪；可叹的是芳草、乔木，全都爬满了害虫。”《亨利六世中篇》一剧中也采用园林意象来比喻国家，玛格丽特王后忠告亨利六世时说：“现在还是春天，杂草仍根浅须短，趁早把它们铲除，免得它们日后蔓延庭园，管理不善，反把良草香花憋死了。”但是将园林比作一个国家，与将莎士比亚园林作为英美两国之间的纽带，两者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区别[4]。对于观者，其想象莎士比亚园林与莎士比亚的内在联系有一定逻辑可循，而将莎士比亚园林在美国的生根发展想象成美国和英国之间在一战时期的盟约关系，则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暂时性。但这究竟是一种人为的有意识的政治宣传与政治鼓动，还是产生于一种集体无意识，则很难从具体的史实中找到答案。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从地方意识的角度出发来窥探出一点蛛丝马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们所谓的“地方意识”强调人对地方的文化上的和精神上的归属感，本质在于关注人与地方的联系。这里的地方既非前文所说的实证主义下的无人参与的纯粹地理学概念，也非单纯的物质上的空间概念。在论述莎士比亚园林作为英美盟约关系的一种象征符号时引入这一概念，并非是借用生态批评的相关理论，而是想说明英美两国虽然受地理因素的限制，被大西洋分隔在两边，但在文化层面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果把英国文化作为母体的化，从英属殖民地到美国的独立，其文化则是英国文化的一种延伸，而超越地理边界的带有宇宙意识的伟大的莎士比亚毫无疑问成为沟通起两国的桥梁。尽管在美国独立后很长一段时期，政治上的分野使得两国人民分道扬镳，但在文化归属上，这种印记有如胎记一般难以去除。而莎士比亚园林在1916年左右，即美国即将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则激发起了这种文化记忆，构建起了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地方”，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地理位置的分界。正如地理学家麦茜所言，“形成我们的‘地方意识的因素远远超过那些限制在一个地方的受局限的经验”。美国莎士比亚园林与莎士比亚之间的联系，正是美国与英国之间政治和文化联系的一种指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成为历史，但是莎士比亚园林在这一特殊时期所滋生出的象征意义则在后来成为园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构建……一旦关于风景的观念、神话或想象在某处形成之后，它们便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混淆分类，赋予隐喻比其所指更高的真实，事实上，它们就是风景的一部分。”但这种观念、神话以及想象的形成并非是任意和随机的，与之有关的人必须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并能够与“地方”形成天然有机的纽带关系：既是风景园林成就了人，同时也是人成就了风景园林。否则人与园林这个“地方”就会显得格格不入，华为终端总部与当下千篇一律的步行街即是这方面不成功的典型。风景园林的“本土化”成为地方意识构建面临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宋秀葵.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Rebecca W. Bushnell. Gardens， Memory， and History： The Shakespeare and Modern Elizabethan Garden[J].Change Over Time， 2013，3（1）：64-81.

[4]宁梅.生态批评与文化重建：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思想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刘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