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杜注孔疏考异

2017-10-10 15:43刘娜林贤
文教资料 2017年18期
关键词:左传

刘娜++林贤

摘 要: 《郑伯克段于鄢》为《左传》中典型一文,杜预和孔颖达对该文都做出了较多的阐释。通过对《郑伯克段于鄢》杜注和孔疏的逐条对比和分析,可以发现孔颖达的正义有只申解传文、只申解杜注和既申解传文又阐述杜注三种类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疏不破注”的原则。在时代及自身的原因下,杜预注呈现简约精当、敢于创见的特点。孔疏在坚持“疏不驳注”原则的基础上,间接委婉地阐述自己的理解,论证资料详备,但也有迂曲之嫌。

关键词: 《左传》 杜注 孔疏

《左传》作为十三经中的巨著,因其出色的文笔和重大的学术价值,为历代学者们所重视。早在汉代时,经学家如马融、郑玄、服虔等学者先后为《左传》作注;魏晋时杜预“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简称“杜注”),对后世影响极大;唐时,孔颖达奉敕编修《五经正义》,作《春秋左传正义》(简称“孔疏”),集合杜注及前人疏解自成一体,统一有唐一代解经方法;至清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为《左传》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然考近代学者的研究著作,仍能发掘《左传》杜注与孔疏的对读研究尚有不足之处。

《郑伯克段于鄢》是诸多文学作品选本中常见的一篇,其注疏数量及涵盖范围较为典型。本文以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标点本)为底本,原文共分为35段注解,皆有杜注,16处有孔疏。杜注最多不超过60字,而孔疏字数最高为915字。无疏之注共有19处,共有三种类型。

一、《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注疏

(一)孔疏只申解传文。

以“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1]50为例,杜注为“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1]50。孔疏中只对传文进行疏解:“谓武姜寐时生荘公,至寤始觉其生,故杜云‘寐寤而荘公已生。”[1]50遵从了杜预的观点。《说文解字》释“寤寐”:“寤,寐觉而有信曰寤,从 省,吾声。一曰昼见而夜● 也。寐,臥也。从● 省,未声。”[2]150“寤寐”的意思分别为睡觉和睡醒。孔颖达的说法与杜注一致,印证了孔颖达疏解传文“疏不驳注”的原则。关于此条传文的解读,当今学界已经做出明确判断,二人的说法皆误。洪亮吉在解释此条的时候说“是寤生始生即开目者”[3]184,亦误。杨伯峻说:“寤生,杜《注》以为寤寐而生,误。寤字当属庄公言,乃‘牾之借字,寤生犹言逆生,现代谓之足先出。明焦竑《笔乘》早已言之,即《史记·郑世家》所谓‘生之难。应劭谓生而开目能视曰寤生,则读寤为悟,亦误。其他异说尚多,皆不足信。”[4]10

此外,“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1]53应值得注意,杜预注为“公子吕,郑大夫”[1]53。孔颖达解为“两属,则赋役倍;赋役倍,则国人不堪也”[1]53。杜预一从前文注解“祭仲”时的做法,只训“公子吕”为何人。孔颖达在申解传文时看到了“贰”字的重要性,“贰”与数字“二”不同,义为“两属”,即同时附属于两个统治者。这样,对传文的解读就变得更加清晰。一方面,孔颖达对此条传文的疏解可以理解为对杜注的补充。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对杜注的反驳。杜注没有达到清楚注解传文的目的,孔颖达利用正义补充。

(二)孔疏只申解杜注。

这类注疏所占比重最大,共有九条,其中六条秉承“疏不驳注”的原则,对杜注进行了充分的阐释。余下三条则有“疏驳杜注”之疑。有关“疏不驳注”,前人已有大量论述,此不再赘余。

虽说古代学者对于孔疏严格遵守“疏不驳注”原则已达成一致意见,但孔颖达作为一代大儒,对《左传》有着深入见解。他在编修《春秋左传正义》时完全采用杜预的注,并为之作疏,当杜注与自己的见解出现偏差时,他一方面尽力为之论证,另一方面采用曲折婉转的办法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就做到了“疏驳杜注”。试举一例说明:

传文“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1]56杜预注“赋”为“赋诗”,“融融”为“和乐”。孔颖达在疏解杜注的时候一方面竭力补充“赋诗谓自作诗也。中、融、外、泄各自为韵。盖所赋之诗有此辞,传略而言之也。融融和乐,泄泄舒散,皆是乐之状,以意言之耳”[1]56。另一方面,他采用服虔的观点“‘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见”[1]56。指出庄公和姜氏两人的赋诗应为互见之语,而杜注没有说明,应为不足。这里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即杜预注“赋”为“赋诗”中的“诗”的概念。根据当代学者研究成果,可以确信《左传》中凡是提及“诗”的地方皆专指《诗经》。孔颖达在疏解杜注的时候将其理解为“自作诗也”,同时以唐人眼光分析诗歌的押韵情况,足见其受时代环境的影响。

(三)孔疏既解经传,又申杜注。

这一部分在三种类型中所占比重最小,且孔颖达对经传和杜注的说解都坚持“疏不驳注”的原则。例如传文“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1]50。杜预注:“申国,今南阳宛县。”[1]50杜预只对地理作了自己的判断,孔颖达在正义中采用贾逵的观点申解了“初”的含义,对杜注进行了一次补充。接下来便沿袭“疏不驳注”的做法,疏解“申国”的由来、“宛县”的出处,与上文中“疏不驳注”原则下所举例子的疏解方式完全相同。此外,“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与“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两句的注疏亦与此同,不再赘述。

二、《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注疏特点及成因

(一)杜注特点及成因。

魏晋南北朝时,南北经学分化。对于《左传》的研究,北方大部分地区采用服虔的注解,而南方则多用杜注。有人曾说是因为杜预在晋朝地位显赫,其学术影响力得益于他的政治势力。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尚不完善。赵伯雄《春秋经传讲义》中说:“杜氏的《集解》成于他的晚年,书成后不久,杜预就死去了。要说《集解》的风行全靠作者的官势,恐怕难以服人。”[6]186概括起来,杜注呈现出行文简约而平实的优点,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的大趋势不谋而合。endprint

批评者也看到了杜注的不足之处。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在注解《左传》时,当经文与传文不相符时,杜注常“疑经误”。清人对杜注的批评达到顶峰。此外,关于杜预吸取前人成果而不标明姓氏出处的做法,后之学者颇有微词,尤其到了清代,便评之为“攘善之病”。

杜注呈此特点的原因是,一方面,杜氏作《春秋经传集解》时年岁已高,他自称有“《左传》癖”,无论《左传》中的观点是否对君主有损伤,他都如实注解。另一方面,他身处晋朝这样一个刚刚经历过三国分裂后的统一时代,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且此时佛教已经在国内广为传播,杜预能够在注解中吸取佛教义疏的做法,以最簡约精当的文字完成注释。

《春秋经传集解》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尽管清人对其多有批评,但大量批评的同时也证明了杜注的重要地位。诚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说:“《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7]1-532

(二)孔疏的特点及成因。

从《春秋左传正义》的内容来看,孔颖达尊杜说,主要坚持“疏不驳注”原则,将杜注的优点尽相承传,不足之处也被放大了。正因其“疏不驳注”,招致后人诸多诟病。所谓“疏不驳注”,即是疏解前人传注,完全遵从传注观点,即便有误,也不加规正,反为之寻找证据证明。皮锡瑞说:“议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8]141他认为:“案著书之例,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为病。谶纬多存古义,原本今文;杂引释经,亦非巨谬。”[8]141按照皮锡瑞的观点,“疏不驳注”只是当时的一种著书体例,“未足病”。皮氏为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家,能够客观评价孔疏,十分可贵。

事实上,孔疏中除了“疏不驳注”的部分外,还有一部分是破“杜注”的。究其原因,孔颖达是唐代大儒,对儒家经典著作有独到的见解。此外,他能接触到许多新材料和观点,知识接触面远远超越杜预,作疏时碍于要独尊一家注解的疏解体例而将自己的观点婉转地打入到正义中,形成了如今的《春秋左传正义》。客观来说,孔颖达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杜预有着极大的不同。晋朝时,天下刚刚结束战乱,中原与少数民族还处于对立状态,君主专制统治尚未巩固。唐朝时,孔颖达已身处盛世,国家统一,国力强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成熟。统治者要统一思想,借编修《五经正义》汰除对自己不利的观点,进而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孔颖达作正义时,特别警惕那些对统治者有危害的思想。观之《春秋左传正义》内容,虽已删减大量繁杂的内容,但征引各家观点,反复论证,显得颇为迂曲。

综上所述,本文在概述《左传》及其注疏基本知识的基础上,以《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为例,逐条对比分析两家注疏。得出杜注的特点是约简精当,根源于杜预对《左传》强烈的偏爱,汉儒丰硕的研究成果及当时外部学术环境的宽松和佛教的盛行;孔疏最大的特点是遵循“疏不驳注”的原则,独尊杜预的注解。原因是孔颖达奉命编修《五经正义》,属于官修经书的类型,言语必须符合统治者的意愿。但是作为一代大儒,孔颖达曲折地保持了一个学者的本分,在疏解杜注时遇到有疑问的部分将自己的观点巧妙地表达了出来,做到了“疏驳杜注”。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隐公元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李学勤.春秋左传诂·隐公元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赵伯雄.春秋经传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清]纪昀,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一[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8][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M].北京:中华书局,2011.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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