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红灯记》成败得失

郑紫涵

【摘 要】《红灯记》是“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是那个年代的文艺经典。有人为它的艺术魅力着迷，也有人诟病其生硬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本文从对京剧现代戏的贡献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两方面入手，浅谈《红灯记》的成败得失，对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文艺作品的影响做了评说。

【关键词】《红灯记》；意识形态；京剧现代戏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7-0027-02

《红灯记》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不仅与其背后大力宣传的政治推手有关，还与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有关。从古典京剧到现代戏，《红灯记》做了许多改良和创新，同时，它过分浓厚的政治味道，也被不少人诟病。

一、对京剧现代戏的贡献

京剧本身是杂糅多方剧种特色创立的新剧种，在其不断发展的二百多年间，经历了无数次改进，才逐渐趋于成熟。由于“文革”时倡导“京剧革命”，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被不同年代的观众所喜爱，现代京剧《红灯记》进行了改革调整，在京剧改革的道路上做出了斐然的成绩。

（一）为古典艺术添加时代因素。中国很多地方戏，如沪剧，是以唱为主的。而京剧讲究“唱、念、做、打”，念白排在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在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给铁梅诉说革命家史时，有一段长达80句的念白，大胆融入时代因素，加入了说书和话剧朗诵的技巧，念起来节奏鲜明，铿锵有力，感情充沛，一气呵成。而且，之前的京戏，绝大部分描绘的都是古代的经典故事，而《红灯记》所讲的故事源于同时代人的创造，且故事本身的年代也离我们不远。它的成功，為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提供了成功例证。

传统京剧演员上台下台要有精心设计的台步和特有的锣鼓伴奏，而在《红灯记》中，这一特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舞台灯光，灯光明灭就可以完成演员上下场的工作。另外，原本一桌两椅的舞台布置也被换成了丰富的现代布景，这样的布置，增强了京剧的可看性。同时，由于布景的增多，演员也没有足够的地方跑圆场了，从而节省了时间，使整剧节奏更加紧凑了。

（二）东方曲艺与西方乐器的有机结合。钢琴伴唱《红灯记》的诞生，是其另一创新。以前，京剧用民乐伴奏是习惯，也是规矩，而作为西方“乐器之王”的钢琴与中华国粹产生交集，则源于一次“偶然”。我国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作曲家殷承宗在一次音乐会上演奏完了节目单上的节目，观众意犹未尽，不肯离场，这时殷承宗灵光一现，和同场的钱浩梁、刘长瑜商量，由两位演唱《红灯记》唱段，自己即兴伴奏，不想效果十分不错。经过不断修改，钢琴伴奏电影版《红灯记》于1972年上映了。这一偶然拾得的“创举”，达到了钢琴艺术与戏曲艺术的双赢。它不仅开创了西洋乐器与京剧结合的先河，使原本过于“腔调”化的“样板戏”趋向柔和，还为中国原创钢琴曲拓宽了道路，为中国曲风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这一创新可谓成果卓绝，意义深远。

（三）其他方面。一是由“看角”到“看戏”。自《红灯记》被定为“样板”后，全国各地剧团纷纷排演，需要大量的演员参与，加上故事本身十分精彩，改变了之前京剧“看角”的传统，人们更注重“看戏”了。二是有了导演。过去的京戏，没有专门的导演，演员就是导演，各流派演出有各流派的风格，角色基本靠演员自己来塑造。而京剧《红灯记》则由阿甲担任导演，统筹全局，将剧组团结成为一个整体，个人在尊重全剧风格的前提下，发挥个人所长，使全剧结构更紧凑，风格更一致了。

二、意识形态对文艺作品的过度干预

（一）江青的过度干预。虽然《红灯记》在京剧改革中贡献突出，但由于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导致许多情节太过生硬，人物塑造不够自然不够真实等缺憾，也是其被人们诟病的主要原因。

作为“样板戏”之一，《红灯记》的编排受到了众多政治因素的左右，尤其是江青的插足，为整剧留下了遗憾。江青一定要让剧组为李玉和在就义前设置大段的唱词，剧组认为，为了体现李玉和慷慨赴义的决心，不应设置过多的唱段，否则戏就“温”了，可江青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剧组也只好照做。另外，当时革命英雄在就义前唱《国际歌》是惯例，江青也要在李玉和就义时加《国际歌》做背景音乐。而民乐演奏《国际歌》显得不伦不类，破坏了原本的肃穆感，编曲刘吉典将这个道理讲给江青听，可江青表示不能接受。就这样，给《红灯记》留下了些许遗憾。

（二）国家政治环境影响。“文革”时期人们所能接触到的文艺作品少之又少，尤其是国外的信息，更是受到严密控制。在传播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单向性”，就是说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交流，会产生强势文化单方面流向弱势文化，从而渗透弱势文化，最后将其同化的效果。20世纪中叶，全球大部分国家已经建立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体系，而社会主义阵营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其文化也相对较弱。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通过文化霸权建立“文化帝国”，而此时传媒成了最有利的方式，他们通过书报、广播、电影和电视等传媒手段，宣传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为防止被同化并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对外媒信息予以筛选和控制是有必要的，但过分严厉，也会造成一些负面效果。

客观来说，对意识形态的宣传引导并非仅出现在“文革”时期，由于传媒具备广泛的受众群，历来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对其宣传作用的利用。在电影中融入特定社会形态的价值观念，从而对社会主流价值起引导和控制作用。二战时期，中国的电影业改私有为国有，从而更好地为战事服务。“有人告诫创作人员：一切从业人员必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不能斤斤计较到自己对艺术过分爱好，使自己对作品过分陶醉而过分铺张，置战争宣传于不顾。为了维护思想上的统一，动员全民族抗战，电影理论家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套战时体制下的电影宣传体制。”同样，这样的例子并不只见于中国，惯以商业电影形象示人的好莱坞，在二战时出现了以战争为主题的影片，并推出了《大独裁者》和《卡萨布兰卡》。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任命洛厄尔·梅里特为政府协调人时指出，在国家安全允许的范围内，电影仍然享有充分的自由，他甚至表示电影业应当对战事给予完全的支持。而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希特勒，则命瑞芬斯塔尔拍摄了纽伦堡集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影片并未直接宣传纳粹政策，而是用象征性的影像含蓄地传达了爱国寓意，使观众心甘情愿接受，从而成为了纳粹宣传的典范。

要定论政治因素影响的功过是非并非易事，有的人认为，意识形态在“样板戏”中被夸大了，无论是《红灯记》还是其他作品，都充斥着强烈的目的性，它将人们的思维模式化了。造成了文化单一匮乏的结果，这一结果，与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倡议恰好背道而驰。但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并非全然消极，如果对它加以正确运用，会达到许多积极的效果。可以将好的道德观普及给民众，从而提高公民的素质，建立文明和谐的国度。如今，我们应当全面客观分析“样板戏”，分析《红灯记》，既要看到它为人诟病的夸张，也要看到它在艺术上的多方创新与成就，如此多方辩证分析，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孟登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与文艺问题[J].外国文学，2002，（2）：56-60.

[2]梁建华.宣传理论与影像传播[J].电影文学，2010，（9）：16-17.

[3]徐峰.语言、意识形态与观影机制——文革后期电影语言初探[J].戏剧，2000，（2）：135-14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