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培训对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的影响

严中成　漆雁斌

摘要：基于农业科技培训的视角，从猕猴桃的生产主体特征、组织约束维度，构建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的实证模型，以农业科技培训为核心解释变量，年龄、劳动力数量、教育、组织约束、种植经验、拥有证书、产值比、主体类别、土地细碎化、种植规模為控制变量对猕猴桃安全生产行为控制的影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科技培训、家庭劳动力、组织约束、拥有证书、对安全生产行为控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土地细碎化对安全生产行为控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科技培训；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多元回归分析；猕猴桃；四川省

中图分类号： F325.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4-0289-04

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社会背景之下，引起了广大群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饮食健康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而农产品的生产环节是一切食品来源的基础，没有生产环节的安全就没有最终食品的安全[1]，因此如何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管理和控制，成为各级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针对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和管理，目前主要采取法律约束和部门监管2种形式，然而这种监督作用是有限的，对食品加工企业约束等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生产、加工对象来讲可能更有效，然而对于规模小、分散程度广的种植户来讲能发挥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可能就不再那么有效。加强对个体的科技培训，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生产效率和整体文化素质，毫无疑问，在中国农民整体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业科技培训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文化素质水平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农业生产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越高是否就一定采取合理、合法、安全的生产行为，这恐怕是有疑问的，因为食品安全的背后就是一些科技的滥用，科技文化素质越高就越有可能采取更为经济而不是更为安全的生产方式[2]。基于上述疑问和讨论，以224个猕猴桃种植户为实证分析对象，构建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综合指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实证分析模型，探究农业科技培训对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的影响，同时还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分析其他因素的影响状况。

1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1.1文献回顾

加强对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问题来源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凸显。Nelson指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使用价值的食物性，特别是具有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性[3]。农业科技培训的实施在于其能提高农民的素质、促进劳动力转移、增加收入等。林毅夫指出，提高农民素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科技水平提高都有重要作用，而提高农民素质的基本方法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培训[4]；潘丹指出，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对农业纯收入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有组织约束、农户个体特征和宏观管理体制[5]；李恩等从合作组织的视角出发，指出加入合作社会让农户参加更多的培训[6]；杨天和从农产品生产个体特征、组织和宏观环境角度出发，指出农户安全认知水平和自身的文化素质影响着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合作社等生产组织方式有利于农户的安全生产，经济水平、农户专业化程度等存在差异，农户生产的安全行为在区域间的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农户兼业程度的不同影响着其安全生产行为[7]；张蓓等从农业企业生产行为角度出发指出，农业企业能力、农产品供应链协同程度、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共享程度、消费需求和政府监管力度对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的正向影响，媒体监督力度对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控制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8]；万俊毅等通过温氏模式的案例研究发现，组织化的标准车间式的农户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有利于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控制[9]；王小杰从农产品宏观量管理体系角度出发，指出农产品监管组织体系、质量标准体系、检测检验体系、质量认证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对农产品安全生产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10]。

综上，当前针对农业科技培训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培训对农民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而没有将农业科技培训和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控制联系起来。对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方面的研究，主要探究组织和宏观法律法规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约束，而对于农产品生产者个体行为的改变对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研究还不足。因此，将农业科技培训和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联系起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农业科技培训的作用研究，同时也为食品安全的控制提供新的解决方法，弥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

1.2模型的设计

通过数据的线性拟合分析培训内容、年龄、种植规模、种植经验、受教育程度、家庭主要劳动力数量、拥有证书情况、加入合作组织情况、土地细碎化、猕猴桃收入占比、主体类别和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程度赋值和具有线性关系，且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情况，因此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α表示截距项或常数项；β表示为斜率；μi表示扰动项。

1.3变量的设计

对于y的设置，采取综合评估降维赋值法，取值越大对农产品生产行为的控制程度也就越大。笔者所在课题组选取的环节有：y1土地有改良行为（改良行为的数量为准，有某项行为取值为1，没有为零）；y2化肥的使用量，根据《猕猴桃种植技术规程》所规定，本研究选取年产量在15 000 kg/hm2左右、化肥施用量180 kg/hm2为参照值，化肥施用量≥750 kg/hm2=0，且小于750 kg/hm2且大于180 kg/hm2=1，≤180 kg/hm2且大于0=2，没有施用化肥的=3；y3对于生长期增施有机肥（有=1；没有=0）；y4病虫害防治，采取杀虫灯或黄板（有黄板和杀虫灯=2；只有其中1项=1；无=0）；y5生产过程是否有记录（有=1，无=0）；y6新买种苗是否经过检疫（进行检疫=1，没有进行检疫=0）；y7生长过程是否施用农药（施用农药行为大于5次=0，小于5次且大于0=1，没有施用农药=2）；最后y=y1+y2+y3+y4+y5+y6+y7。

对于x自变量的取值问题，本研究探讨对象是猕猴桃种植户，因此培训的内容基本包括有机猕猴桃种植技术、无公害猕猴桃种植技术、优特农产品种植技术以及其他生产管理技术。由于3种技术的层次和重要性有所区别，因此对于x值的取量也采取赋值法，并取综合值，代表各个主体参加农业科技培训内容和程度的不同。取值如下：有机猕猴桃种植技术=4；无公害猕猴桃种植技术=3；优特农产品种植技术=2；其他生产管理技术（如土地整理、病虫害防治、农业职业经理人、施肥技术等）=1，没有参加任何培训=0。

2.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2016年7—9月对四川省猕猴桃种植户的调查，所选择的区域为四川省成都市和广元市，都属于猕猴桃的主产区，其中成都市180份，广元市44份。调查的种植户都以猕猴桃种植为主，其猕猴桃种植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50%以上。调查采取问卷访谈的形式进行，共发放227份问卷，收回问卷227份，回收率为100%。根据课题研究的要求，剔除3份无效问卷，有效率98.7%，最终使用有效问卷224份。

2.2样本特征描述

由表2可知，本次调查的对象中男性有203人，女性有21人，说明对于专业化的农业生产，男性劳动力依旧占据主要地位；成都180个样本，广元44个样本，2地都是猕猴桃种植区；经营的类别中散户有147个，占65.6%，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有54个，占24.1%，合作社有20个，占8.9%，猕猴桃生产企业3个，占1.4%，调查对象主要以猕猴桃种植散户为主，同时为了经营者来源的多样性，对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猕猴桃种植企业经营者作了调查；销售的范围中，省内销售37.1%，省外55.4%，主要销售的范围以省内省外为主，说明猕猴桃的种植和销售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教育水平中小学及以下有99人，占44.1%，中学文化水平有54人，占241%，大专及以上有71人，占31.8%，因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成都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对于样本加入合作社的情况，没有加入合作社的有71户，占31.8%，加入1个合作社的有130户，占58.0%，加入2个合作社的有23户，占102%，说明大多数的种植户加入了合作社；对于种植猕猴桃的检测情况，有检测行为的有184个，占82.1%，没有检测行为的有40个，占 17.9%，说明主产区的猕猴桃产品大多有检测行为；对于家庭主要劳动力数量，3人以下的有185户，占82.5%，劳动力大于7人的主要是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2.3统计描述分析

2.3.1土地改良行为

由表3可知，猕猴桃种植户针对土地的改良行为中，占比最高的是增施有机肥，比例达到78.6%，其次分别是农家肥还田、秸秆还田，分别占49.6%、39.7%，说明当前土壤的改良行为主要依靠外部肥力的供应。对于像保护性耕作和土壤的修复行为比重相对较低， 对于土壤的修复和改良行为，当前依靠的外力作用是否是可持续的方式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从外部获取肥力的供应可能比土地本身的改良，可能花费的时间更短，获得也较方便，但是整体的人工成本可能会更大。

2.3.2化肥施用情况

根据统计结果，在猕猴桃生产过程中没有施用化肥的种植户只有1户；没有超过《猕猴桃种植技术规程》中所规定180 kg/hm2的有88户，占39.2%，超过60%的种植户化肥使用量都大于180 kg/hm2（表4）。说明调查对象的猕猴桃生产依旧依赖化肥的使用，甚至有接近1/3的种植户超过规定使用量的3倍多，严重依赖化肥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2.3.3生产环节有机肥施用情况

由表5可知，调查对象在猕猴桃的生产过程中施用有机肥的有83户，占37%，超过63%的种植户没有施用有机肥，这也可以说明表4中化肥施用量为什么那么多，另一种推测是因为在土地改良过程中施用了有机肥，不再重复施用，以节约生产成本。

2.3.4病虫害防治情况

病虫害的防治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最为复杂的环节。影响产量的关键环节就在于是否对病虫害

2.4.2年龄

年齡对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具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表10）。说明生产经营者年龄越大，精力越有限，改变现有生产行为的可能性越小，从而不利于农产品安全生产控制。年龄越大的人倾向性越固执，行为的自主性越强，外界改变行为的难度系数相对越大，因此年龄对安全生产行为具有负面影响。

2.4.3劳动力数量

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数量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表10）。说明家庭劳动力越多的种植户生产计划的灵活性也就更强，因为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需要劳动力的调动，劳动力越丰富，调整起来也就越容易，就越有利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

2.4.4加入合作组织

加入合作组织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呈显著正向影响（表10）。说明加入农业生产的经济合作组织极有利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因为农业合作组织标准化程度、组织化程度都比小规模种植户高得多，体制更为健全。同时，合作社和生产者关系十分密切，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和监督，从而对农产品生产者的约束能力也就越强，从而越有利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

2.4.5拥有证书

拥有身份认定证书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具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表10）。说明拥有证书的生产者越有可能采取安全生产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证书拥有者一般受过系统的培训，另一方面出于自身身份和信誉的保障，就越愿意采取安全的生产行为，对生产行为的自我约束也就越强。

2.4.6土地细碎化

土地细碎化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表10）。说明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因为土地细碎化程度越大，生产改良行为的难度和成本都相对越大，不利于安全生产行为的改良，也就不利于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本试验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农业科技的培训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有利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提高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的控制力，保障农产品的安全。此外研究结果也表明，年龄越大越不利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而生产主体身份的认证（拥有证书）越多越有利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劳动力数量越多也越有利于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的控制；也进一步证明农业生产过程中组织约束对农产品安全的积极影响。

3.2政策建议

3.2.1加强对种植户多样化的技术培训和指导

除了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还要积极鼓励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技术协会、农业高校等积极采取对种植户的培训行为，甚至可以利用适当的财政补贴手段加以引导和鼓励。培训的内容不仅要多还要精，加强核心知识的培训，采取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方式和方法。

3.2.2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标准化水平

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加强对农业经济组织的管理和引导，使其合法、合理、符合市场规范地实施生产行为，采取有区别的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控制措施，针对规模小、分散程度大的小农户和小规模生产者，要采取组织约束的形式，而对于大规模生产组织要采取制度和法律的约束。

3.2.3积极培养新型的农业经营者，提高身份认同感

从拥有证书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新型农业经营管理者极易采取安全的生产行为，对系统化的农业技术掌握程度相对较高，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更有利于农产品安全的控制。

3.2.4适度扩大种植规模，加大对土地的整理力度

农地的细碎化不仅不利于管理，同时生产和管理成本极高，阻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四川省以丘陵为主的地区，要加强对优势田地的整理，如“金土地工程”，扩大其单块面积，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李光. 浅谈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J]. 河南农业科学，2005（8）：109-111.

[2]王建华，马玉婷，王晓莉. 农产品安全生产：农户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54-63.

[3]Nelson P.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0，78（2）：311-329.

[4]林毅夫.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农村教育、转移农村人口[J]. 职业技术教育，2004（9）：31-35

[5]潘丹. 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5）：62-69.

[6]李恩，张志坚，李飞. 影响农民参加农业技术培训行为因素的分析——基于长春市郊区的调查数据[J]. 管理学刊，2012（3）：66-72.

[7]杨天和. 基于农户生产行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水稻生產为例[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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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俊毅，黄瓅. 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的产业化组织运作机制：以温氏模式为例[J]. 南方农村，2010（5）：16-22.

[10]王小杰.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