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崇明东滩湿地的栖息地重建对水鸟的作用

吴 巍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上海 202183）

上海崇明东滩湿地是由长江径流夹带的泥沙在江海相互作用下沉积而成，是长江口规模最大、发育最完善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崇明东滩位于全球八大候鸟迁徙路线之一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中部，是候鸟重要的迁徙驿站和越冬地，每年迁徙过境和越冬的水鸟数量可达百万只［1］，在水鸟保护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于沿海地区保滩护堤的需要，我国从北美引入外来植物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互花米草的适应性强且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特别是近20多年来，互花米草迅速扩散，现已成为我国海岸带最典型的入侵植物［2］。在长江口，互花米草排挤当地土著植物海三 棱 藨 草 （Scirpus mariquter）和 芦 苇 （Phragmites australis），导致部分区域海三棱藨草消失［3］，并占据滩涂的光滩区域。海三棱藨草为当地大量水鸟提供了重要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光滩是鸻鹬类等涉禽的重要栖息地。互花米草的快速扩散导致水鸟栖息地丧失和食物资源减少，水鸟多样性明显下降。

为了控制互花米草扩散并营建适宜水鸟栖息的湿地，上海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自2011年起开展了互花米草治理及鸟类栖息地重建的尝试。如何通过有效管理为水鸟提供高质量的栖息地，是水鸟保护中的关键问题。虽然重建湿地并不能完全取代自然湿地作为水鸟的栖息地的功能，但可以为水鸟的各个生活史阶段提供可供选择的或者补充的栖息地［4］。因此，人工湿地可以缓解自然湿地丧失和退化的不利影响。本研究对栖息地重建区域的鸟类多样性开展了长期调查，以了解崇明东滩的栖息地重建对水鸟保护的作用，并对栖息地重建区域的管理提出建议。

1 研究区域

本研究以位于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部的捕鱼港栖息地重建一期项目区为代表性研究区域。该区域总面积为63 hm2，在栖息地重建工程实施之前，分布着大面积的互花米草。保护区采取物理方法治理互花米草：首先修建围堰与外部区域隔开，对互花米草地上部分进行刈割；然后引入淡水并保持一定水深，通过淹水以加速互花米草地下部分死亡；最后在部分区域种植芦苇为水鸟提供隐蔽场所，部分区域抬高地形营建小岛（约0.4 hm2）为鸟类提供休息场所，从而形成芦苇带、开阔水域及少量岛屿相结合的湿地景观。该区域的中间布设有1 km长的人行步道及4 000 m2的科普展馆，免费向公众开放进行环境教育。

针对不同季节的鸟类栖息地需求，保护区通过引水和排水对该区域的水位进行调控：在春、秋季鸻鹬类等候鸟过境期保持5～10 cm的浅水水位，为中小型的鸻鹬类提供适宜栖息地；在夏、冬季将水位提升到30～40 cm，以适应夏季燕鸥等繁殖鸟类的营巢和冬季鸭类的栖息。虽然该区域内部的环境相对稳定，但周边区域自2012年起陆续开展了鸟类栖息地重建的二期和三期生态工程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对研究区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同时这些工程项目的相继完工也为水鸟提供了更多的栖息地，这对研究区域的水鸟分布也产生一定影响（图1）。

图1 研究区域位置示意图

2 研究方法

根据崇明东滩的鸟类迁徙规律，本研究将11月到次年的10月划分为一个调查年度。从2012年11月到2016年10月，每个调查年度在水鸟的春季和秋季迁徙高峰期（3—5月和8—10月）每月开展2次水鸟调查；其余月份每月调查1次。

每次调查时由至少2名调查人员按固定调查路线采用直接计数法进行调查；调查时使用20～60倍的单筒望远镜进行水鸟的识别与计数。记录的水鸟只包含在调查区域内取食和休憩的水鸟及由于调查者接近而惊飞的水鸟，不包括在空中盘旋或飞过的鸟类。

调查获得的数据按照水鸟的分类类群和年度进行汇总。为了了解不同生态习性水鸟对栖息地修复区域的利用情况，本研究进一步分别比较了鸭类、鸻鹬类、鸥类和鹭类等水鸟类群的数量。

3 研究结果

3.1 概况 2012—2016年间内共记录到水鸟7目13科69种，38 238只次（表1）。记录到的水鸟以游禽为主，其中雁形目鸭科鸟类的数量最多达到26 633只次，占到记录总数的69.65%；鹤形目秧鸡科鸟类数量再次之，2 418只次，占总数的6.32%；鹳形目鹭科鸟类2 084只次，占总数的5.45%；鸊鷉目鸊鷉科鸟类1 033只次，占总数的2.70%。涉禽以鸻形目鹬科鸟类为主，数量达4 285只次，占总数的11.21%。其他各科鸟类合计占4.67%。

从种类数量的情况看，鸻形目鹬科鸟类的种类最多，为24种，其次为雁形目鸭科鸟类，13种，第3是鹳形目鹭科鸟类，9种（表1）。

表1 2012—2016年在研究区域记录的水鸟类群、种类和数量

表2 2012—2016年在研究区域记录到数量最多的10种水鸟

从水鸟的种类来看，数量最多的是绿头鸭（Anas platyrhynchos）15 466只次，占水鸟总数量的 40.45%；斑嘴鸭（Anas zonorhyncha）的数量其次，为47 67只次，占总数量的12.47%；其余鸟种无超过10%的；数量排在前10位鸟种的总数量为30 695只次，占总数的80.27%（表 2）。

3.2 水鸟年际变化 2012—2016年研究区域的水鸟种类和数量均呈下降趋势（图2）。2013年相比2012年数量减少最明显，但种类数有所增加。2014年及之后，水鸟数量减少的程度变小但种类数仍呈下降趋势。

图2 2012—2016年研究区域记录到的水鸟种类及数量

从不同水鸟类群的年际变化来看，雁鸭类水鸟的数量变化较大，但种类基本保持稳定（图3）。鸻鹬类水鸟的数量和种类都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趋势。鸥类水鸟在研究区域的数量有所波动但种类数保持稳定。鹭类年际变化情况与雁鸭类相类似，都是数量下降较大但种类保持稳定。鸊鷉目鸊鷉科和鹤形目秧鸡科等其他水鸟类群的数量有所上升，种类保持稳定。

图3 2012—2016年研究区域不同类群水鸟的种类和数量

崇明东滩的水鸟以冬候鸟和旅鸟为主，种类和数量较多的季节为冬季（11月至次年2月）、春季（3—5月）和秋季（8—10月），而夏季水鸟种类和数量均较少。其中冬季主要的水鸟类群为雁鸭类，自2012年到2016年间雁鸭类数量下降显著；其他水鸟主要是鹤形目秧鸡科的水鸟是冬季水鸟数量较多的类群，也是唯一在研究时期数量有所上升的水鸟类群。在春季，2012年度有一定数量的迁徙较晚的雁鸭类仍在研究区域内栖息，鸻鹬类则是数量第2的水鸟类群。2013年和2014年度，鸻鹬类都是调查区域数量最多的类群。2015年和2016年度其他水鸟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在秋季，2012年鹭类、鸻鹬类和雁鸭类的数量均较多；2013年度以鸻鹬类和鹭类为主；2014年度时是雁鸭类和秧鸡类等其他水鸟类群为主；2015年和2016年度也以秧鸡类等其他水鸟为主。这表明研究区域的水鸟组成在不同年度、不同季节有较大的变化。

图4 2012—2016年冬、春、秋季研究区域不同水鸟类群的数量组成

4 讨论

本研究表明，崇明东滩的栖息地重建项目为雁鸭类、鸻鹬类及秧鸡类的多种水鸟提供了栖息地，为提高保护区的水鸟环境容纳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调查区域在2012年度水鸟的种类和数量均较大，但随后明显下降，水鸟群落的主要类群也有所改变，特别是雁鸭类水鸟的数量下降最为明显。这可能与邻近区域的环境变化和管理有密切关系。2013年和2014年冬季，调查区域附近新的栖息地优化工程施工，施工所带来的人类活动及噪音干扰对水鸟有较大影响，而雁鸭类鸟类对于人为干扰比较敏感，因此调查区域内的雁鸭类水鸟数量下降幅度较大。故而在对栖息地管理工作中严格控制人为干扰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之一。二是新建栖息地的分流作用。2015年及2016年，随着栖息地重建的二期和三期工程相继竣工，新营建的栖息地面积分别为133 hm2和141 hm2，这2块栖息地的总面积是研究区域面积的4倍以上，一些水鸟可能转移到新建栖息地。三是研究区域内的环境变化。2012年研究区域的栖息地新建成时有着较大面积的开阔水域，芦苇所占面积较小，新建岛屿上也无植被分布，有相对最大的适宜水鸟栖息的空间。随着时间推移，芦苇逐渐扩散并侵占开阔水面和岛屿，雁鸭类等水鸟可利用的空间大大缩小。下一步的管理工作中需要加强对芦苇的控制，以增加水鸟适宜的活动空间。

鸻鹬类和鹭类水鸟在2012年和2013年维持较高的数量，随后有所下降，这可能与研究区域的水位管理有关。许多研究指出水深是影响水鸟栖息地利用的重要因子［4-5］，涉禽对水深的变化尤其敏感。在2012年和2013年度，研究区域在春、秋季迁徙水鸟过境的高峰期将水位下降到10 cm以下，以便为鸻鹬类和鹭类等涉禽提供适宜的栖息地。这一水位管理措施达到了预期效果，研究区域的鸻鹬类和鹭类数量维持较高的水平。但随后几年由于周边区域施工的影响，水位调整措施无法进行，这导致了研究区域内涉禽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不足，鸻鹬类和鹭类的种类和数量都明显减少。

此外，在栖息地重建区域记录到的秧鸡科水鸟（其他类别），主要种类是黑水鸡（Gallinula chloropus）和骨顶鸡（Fulica atra）等，它们的数量在研究期间均有所增加，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区域的环境变化为这些鸟类提供了适宜栖息地。秧鸡类多在植被较茂密的水域活动，调查区域芦苇分布面积的增加可能对这些鸟类有利，另外，与雁鸭类相比，这些鸟类对人类活动干扰的耐受性较高，并可以利用茂密的芦苇来躲避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因此，近年来秧鸡类的鸟类数量呈增加趋势。

近5年的研究表明，不同水鸟类群对栖息地有着不同的需求，并且水鸟对栖息地的环境变化非常敏感，人类活动干扰、植被分布改变，以及水文条件的变化都影响着水鸟的栖息地利用并改变水鸟的群落组成。因而，水鸟的栖息地管理需要根据水鸟的生态习性和时空分布特征，针对性地开展植被、水文特征等栖息地要素的管理［6］，以达到为不同水鸟提供适宜栖息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