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进行时一个新区和一个时代

王燕青+孙凌宇

整座县城进入了落日余晖带来的静谧。陈安生是土生土长的雄县人。他原本经营的家庭作坊有两台注塑机，请了两个工人，平均每天有2000块钱的稳定收入。这样的生活状态在雄县人旧时的日常生活中并不稀奇。

现在不同了。陈安生关掉了注塑机作坊，一半的时间用来陪外孙女，一半的时间开起了滴滴快车，往返于北京和雄县之间。为了回雄县时不空驶，他会选择在北京住上一晚。按照他的想法，随便怎么都能过一夜，比空驶回来划算多了。

蜿蜒的小路通往宽敞的高速。陈安生对这条路太熟悉了，他了解每个时点进京、出京的拥堵情况。他的人生也就此驶入了一条快车道。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通知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主要包括河北保定市下辖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区域。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对于陈安生们来说，一座现代化新城将在他们熟悉的土地上拔地而起，他们的生活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众多初闻消息的外地人则在地图上寻找着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区域，“北地西湖”、“华北明珠”白洋淀畔。

按照官方口径，雄安新区的设立，有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无论是重大的现实意义，还是深远的历史意义，雄安新区都成了一个新的发动机效应聚集地。它正在改变一座城，以及这座城城里城外的人，他们的现在与未来。

时代机遇

昝贺伏也是土生土长的雄县人。16岁时，他跟着一位老师傅学木匠手艺。这在当时的雄县，并不是一门抢手的技艺。两年后，昝贺伏选择去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香河县。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我在北京东边的香河卖破烂，”显然昝贺伏不满足于这种现状的，他有经商的敏感度，也善于从市场空间寻找新商机，“我是（雄县）第一个做沙发的”。那是39年前，昝贺伏从香河买了材料带回雄县，琢磨小批量的沙发制作，“一开始做两套自己用，结果一看挺好，那多做点卖卖吧，一卖结果到了市场上很受欢迎。”单人沙发40块，双人沙发80块，昝贺伏就这样开始做起了生意，“接受预订，先给钱，后拿货”，除去材料费、五六个工人的人工费，“还有三分之一的利润”。

很快，昝贺伏就成了雄县第一个万元户。周围的人当然羡慕，“村里面很快就有好几家跟着我做沙发了。雄县的人好像有经济头脑，实际上他不是有经济头脑，他看见谁干哪样挣钱，他就上。”模范效应很快就形成一个产业集群，但显著的特点是，“他不是在一个企业做大，而是从小规模大群体上，你做他也做，做（成）一个竞争（态势），这个企业就不挣钱了。”

昝贺伏也会“伺机而动”，只不过他要快一步。1983年，他决定“注册一个小木漆厂，当厂长”，“卖沙发、小木器”，但尝试了一段时间，他开始不看好这个行业前景，“村里（人）都会做了，一对（沙发只能）挣个十块八块的就卖了。”雄县的區域性产业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末。昝贺伏也在此时注册了一家注塑厂。

昝贺伏始终不愿意跟当地人形成过于集中的竞争态势。虽然起步于雄县，但他更想把生意做到全国、全世界。他尝试过做包装材料厂、汽车装饰厂，最后瞄准了汽车座椅市场，尤其是大巴座椅。那时候，河北省外的人应该是鲜有知道雄县的。他带着雄县制造的产品，一家一家跑销售，联系各地厂家，“找他们的工业科，找那些办事员，慢慢地加深感情聊，聊着聊着订单就聊下来了。”北京、沈阳、常州等地的大巴厂家都开始用这个雄县人供的货。

很难说昝贺伏对雄县有多深的家乡情怀，但他在当时就坚持把企业总部设在雄县当地。1990年，昝贺伏决定在雄县买地，“两万一亩，我买了13亩。后来又在那块地上续了几亩，弄了二十多亩地。”同村的合伙人就此要跟昝贺伏散伙，他不能理解赚来的真金白银都拿去买那一时不产生效益的土地。在昝贺伏的概念里，他们正处于黄金上升期。那个人说，昝贺伏这人啊，“胆掏出来比窝瓜大。”

昝贺伏没有就此停止扩张。他又分别在2004年、2010年买进了68亩、250亩土地，“那一阵拿出几千万来买地的人很少很少。”但每次买地，都意味着升级转型，“从1990年第一次买地建工厂，2004年收购雄县的纸箱厂”，到建成三个工厂生产椅子，产品线从大巴座椅扩充到市场化机制更高的影院座椅。昝贺伏的执念是，“人家是现金握在手里，我是要土地握在手里。”这样，他有更充裕的余地，站在雄县，扩散到周边。

事实上，这个雄县生意人对外的影响力也是与日俱增的。曾有段时间，“我们参加国家级展览会的时候，包括人家国外的都不敢让我看，我也吹过这么一句，我说你让我看见外表，我就能把结构给你造出来。”这个经历多少夹带着自信，但按照昝贺伏的话来说，他掌握了话语权。

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消息发布后，“雄县”在名字上就沾了一些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来看，“雄”包含宏伟、阳刚、英雄的内涵，有进取之意。

“（雄安新区的建立）要从企业的角度，从我的企业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昝贺伏看中的是雄安新区未来的政策红利，“好多人都往里面涌。”他隔三差五就要接待一拨又一拨上门寻求合作的人，“人家要炒雄县第一股”；还有乍一想搭不上边的，比如家具厂。昝贺伏认为是他的实力、影响力和在当地的关系吸引了名目繁多的项目。endprint

昝贺伏本身也在近期展开了几项看似跟他的主业搭不上边的投资，比如在湖北光各生物城投资了一个干细胞项目，收购了雄县一家水企。昝贺伏常常觉得本地企业家面对这样的大时代议题时，思维不够开放和活跃，比如这家水企，“它认为自己就是卖水的，卖水就是解渴，人家娃哈哈、农夫山泉卖两块它也卖两块，你怎么跟人家竞争？这样就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按照昝贺伏的构想，他收购水企后，要在软实力上加大投入和建设，“喝这个水喝的是健康，而不是解渴，它不就值钱了嘛？”

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因为一座新城而变得值钱了。陈安生们和昝贺伏们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畅想着各自的新生活。但对于雄安新区来说，这并不是“从天而降”。

历史逻辑

按照规划，雄安新区是在保定市原有辖区内进行规划建设。保定自古以来就是京畿重地，其地势险要，素有“北控三关，南达九省，畿辅重地，都南屏翰”之称，一直为河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中心。从“保定”到“雄安新区”，无不体现保定及其辖区作为京畿门户的重要性。

从历史成因和历史地位来看，1275年（元至元十二年），元帝取“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设“保定路”，保定因此得城名；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朝改“保定路”为“保定府”；1730年，清雍正八年，清政府在保定设立直隶总督署，至1911年清朝灭亡，直隶总督一直在保定驻扎。直隶总督署管辖包括今天津、河北大部与河南、山东小部的军民政务。由于直隶省地处京畿要地，晚清又兼北洋大臣，因此直隶总督在清九大总督排位中居于首位；新中国建立后，保定仍为河北省会；1958年，河北省会迁往天津；1966 年，省会再度返迁保定；1968年，省会迁往石家庄。

从保定的区位来说，它是连接冀东北部廊坊区块、冀西南部石家庄区块的中心节点城市。无论是在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还是在河北省的《石保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中，保定都具有重要的中心枢纽作用，它也是京津与冀西南部腹地之间进行资源对接的节点城市。

可以说，选保定这样一座既有区位优势，又有厚重人文历史的城市进行规划，建设一座按照新时期国际化标准建设的现代化创新型城市，有其政策的必然性。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构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唐山一直是河北省选择的一体化方向。1981年，原国家计委牵头编写制定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涵盖范围包括北京、天津和唐山，涉及交通、产业规划、环保等方面。 在现存可查的资料中，这是政府部门研究京津冀一体化的开端。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京津两座城市要打造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双城记”；同年8月，他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次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也明确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功能定位：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当年3月，李克强总理将“京津冀一体化”写入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

北京和河北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开始了各自的新一轮规划。河北省相关规划明确提出了在保定建“集中承载地”的构想。2014年3月，《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将打造京津保三角核心区，做大保定城市规模，保定将作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和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随后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明确，保定市作为畿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

201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总体思路框架》 作出批示，“目前京津冀三地发展差距较大，不能搞齐步走、平面推进，也不能继续扩大差距，应从实际出发，选择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推进，通过试点示范带动其他地区发展。”

同年底，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

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时提出“多点一城、老城重组”的思路。“一城”就是要研究思考在北京之外建设新城问题。随后，选址工作启动。

“一城”的构想在此之前已经在学术界成为共识。2013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领衔的课题组在出版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下称“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畿辅新区”概念。报告认为，为了保证首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功能，需要在中心城区之外的地区寻找合适地点，安置新增、转移和扩建的国家机构和首都职能。報告同时建议，选择北京新机场周边的大兴南部、廊坊市区、固安、永清、涿州、武清等地区，成立跨省市便捷的“畿辅新区”，将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企业总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驻京机构等迁至此，结合临空产业和服务业，合理布局，使其发展成为京津冀新的增长区域，成为推动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发展的新引擎。

2015年4月2日和4月30日，习近平先后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规划纲要》，明确了京津冀三地的具体功能定位：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天津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和改革先行示范区；河北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根据《规划纲要》，保定被纳入“中部核心功能区”，列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把京保石发展轴作为三大发展轴重点打造，明确提出“推动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保定的战略地位。

2015年6月，《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此后，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河北省层面，对于“集中承载地”的表述开始增多。根据河北省的规划，保定市被赋予了“集中承载地”建设的功能定位。2016年，河北省在多份官方文件中提到“集中承载地”建设的问题。endprint

2016年2月29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研究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的问题；3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确定了新区规划选址，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5月27日，“雄安新区”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汇报稿标题中——《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有关情况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批准的首都功能拓展区，同上海浦东、广东深圳那样具有全国意义，这个定位一定要把握好。”

2016年7月31日至8月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召集国家发展改革委、河北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共同进一步完善新区实施方案。至此，从“集中承载地”具体为“雄安新区”的战略构想瓜落蒂熟，进入落地阶段。

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发布。

对标转型

“我们要用一种新的理念建一个新的城区。”河北金融学院院长杨兆廷称雄安新区是“改革开放三部曲”的第三步，第一步是深圳特区，第二步是浦东新区，“当然以后还有第四步，第五步，但是每个阶段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对于雄安新区的建设，杨兆廷认为，“（要考虑）第一它的地理位置，第二是河北的产业经济结构”，除此之外，“还有环境承载力”，综合这些因素，“主导的产业需要和河北的产业有一个比较好的对接，这样才能带动河北、辐射河北。”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认为，雄安新区现有的服装、鞋袜、印刷等产业“（他们调研过）容易产生挥发性物质，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基于此，杨兆廷也认为，雄安新区要在河北的基础上“做中端和高端（产业），包括智能汽车、智能交通、智能家具、智能门窗，以及其他一些绿色的、环保的东西，应该是它的产业在主导，当然应包括高科技的产业。”

周艳成在感受到雄安新区的朝气之外，又感到了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从1989年开始，他就在容城县创办了自己的服装企业——保定澳森制衣有限公司。他的父亲从外地到容城，先后在供销社、医药公司工作，母亲是容城本地人，原先是县被服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借助整个容城的服装大发展和母亲的技术优势，周艳成很自然地选择了服装行业进行创业。如果没有大的突破性的改变，似乎他们会一直以此谋生发展。

周艳成是容城服装创业的第二梯队。作为容城服装协会会长，他称改革开放初期进入服装行业的绿友集团、万发集团等为“前辈”，“我们是在这个产业发展兴旺的时候（进入的），容城的大部分人都参与。容城的服装之所以发展（迅猛），当时还是市场需求大。”

周艳成还记得最辉煌时的裤子大军。“我小时候有印象。我母亲因为会做衣服，会裁，又在被服厂工作，是最早一批懂技术的，好多人从北京买一匹布回来找她直接裁，主要是（做）裤子。这个简单，随便有个地，平的地方就裁，裁就做上了，一包边直接就发走了。”那时候的生意好做到什么程度？“直接裁了发吉林省百货大楼、沈阳百货大楼，发过去那边卖了钱就汇过来了。”

今非昔比。“30年前我们这些老板都是设计师，东西卖不了就要倒闭。”但是这些年，周艳成感到有些吃力，尤其是他去深圳考察过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一定是走品牌之路，研发、设计、品牌。但是这些年一个是我们企业家的眼界、理念有时候还是跟不上，再一个还有人才的瓶颈、我们这个县城太小，不好招来人才，招大学生，招个技术人员待遇、薪资（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有的人来了也留不太长，留不住。”

昝贺伏有自己的办法。他有一套利益共享机制。昝贺伏形容自己是主外的人，对内管理还是要启用专业的团队。为此，他在2004年的时候就以120万年薪请来了一位马来西亚人当总经理，“人事管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都归他”。他去对方的企业看过，“人家确实管理得很好，那时候咱们国内的管理还是挺差的，我也是从一个家庭作坊慢慢向正规化迈进的。”

对于昝贺伏来说，他更重视的还是“人的思维问题”，“你思维转变了，你行为才能跟上，言谈举止才能跟上。不然的话，你思维没转就让行为转，那是很难转，特别是一把手的思维。”

一把手的思维是什么样的？昝贺伏坚持要培养自己的研发队伍。1996年，昝贺伏专程赶到北京请了一批技术过硬的工程师下厂培训自己的技术员工，“都是业务时间给我们干，每个人礼拜天来一次也挣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还要管接管送、管吃管住。”

为了留住人才，昝贺伏会跟对方合作成立合资公司，独立核算，“这个就是借力。借助人家的管理经验、技术研发的经验，我们等于提升一格。”

雄安新區的设立在昝贺伏的观念里，也是当地企业的一次转型升级，“实际上这是倒逼着企业自己必须转型升级，一定会淘汰一批不合格、不达标的”，在被淘汰的一些企业中，“他们就没有这种思维。他就认为我赶不了，我就得换地出去，人家往雄安跑，他们往外跑，你想想人的思维反差是多大？”

雄安新区的设立对企业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周艳成常用深圳的例子激励服装企业的老板们，“深圳特区成立之后，他们在推动品牌（方面）很艰难，三年不赚钱，五年不赚钱，但是坚持下来了。”

政策推动下，周艳成也有了自己的方向，“（未来）可能个性化定制、智能服装这些附加值高的服装还能留在雄安”，为此，他们这些传统企业也要调整订单结构，结合大数据，并且着手在保定涞源、河北省内、新疆等地分别建产业园。

周艳成依托的，是他背后有“900多家企业，加工厂2000多家，直接、间接从事（这个行业）的7万到10万人，整个容城服装产业”。他的设想是，“品牌、研发、设计、贸易留在雄安，加工这些环节可以转移到周边。”

田学斌所在的专家团论证了同样的方案在安新鞋企的可行性。他是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同时担任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专项咨询小组成员。endprint

面对雄安新区定位和传统企业自身发展面临的困境，田学斌给出的建议是，“要把小企业归并整合，整合成大的企业集团、企业公司。原来是自发状态产生的，依托于当地的劳力、资源的低成本形成的集群，这种产业集群是原生态的，需要在现有的新的定位之下来整合它。”除此之外，“搬迁、转移”类的疏散方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是一个链式的搬迁，就是整体的搬迁。”“比方说鞋业，鞋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还是比较长的。我了解的它的产值大概在200亿，大概一千多家企业。很多企业，应该说也有自己的品牌，它的快速反应能力特别强，锁定的是中低端的市场，占据中国运动休闲鞋类市场，有40%的空间，这个市场份额还是不可小觑的。”

杨兆廷、田学斌等都考虑到这些企业虽然处于中低端产业，但解决了当地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但也存在一些用胶、废料、垃圾处理问题，这类污染是可以通过改变适当的技术，或者改变原材料等方式解决的，所以现在需要集群式的转移。”

“低成本，中低端市场，日子过得也不错，但是要留在雄安，特别是把总部留在雄安，那一定是要向高端升级之后才可能留在雄安。”田学斌的建议也被周艳成理解为当务之急，甚至是“背水一战”，“（未来）五年、十年会出现雄安的大品牌，不管谁去做。如果我们容城人不做，会有外面的人来做。一定会有大的品牌在雄安出现，也会有一大批的上市公司在雄安落户。”

央企布局

“我先把旗子插上。”伍星在北京经营一家创业企业优才创智，主营计算机岗前培训。他看到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后，当天晚上组了一个微信群，“就到安居客上搜白沟的房子，只要跟雄安相关的，看大家有没有兴趣投资，我告诉大家机会来了。”“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无论如何要保持对它的一个密切关注，它的一举一动你都得盯着点。”为此，伍星还专门去雄安新区实地考察过，“但什么时候是你插手的机会，说实话我也说不好。”

目前，天然气、地热、铁路、建筑、金融、电力、通信等领域的企业已开始在雄安新区布局。中国海油、中国石化、黄河钻井、首航节能等都已开展工作部署。容城县城内形成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央企一条街”。

7月18日，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以其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其唯一股东即河北省人民政府。此后，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曹妃甸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河北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用以重點支持河北乃至雄安的实体经济发展。华夏银行安新支行也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雄安新区唯一的机构。

8月29日，中国银行发起的220亿元授信成功获批，这是雄安新区成立以来首笔获批的银行授信。同时，该笔贷款也是目前为止中国银行在河北区域内批复的最大金额单笔授信。

按照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玲在首期雄安新区“企业家大讲堂”活动上的表述，雄安新区未来主导产业将围绕生物制药、电子科技、高端制造、互联网+、现代服务业等展开。

在没去雄安前，伍星觉得“雄安”还只是新闻联播里的一个地名，“离我们很远。”但他知道，这个地方未来是和他所在的计算机培训行业脱不开关系的，“我还加了当地雄安的工商注册的人，偶尔问问他们能不能注册，然后他们说还没有，还没有。”

伍星考虑过，只要注册政策一放开，他一定第一时间去当地注册，“它的成本估计也不会太高”，但他想了想又说，“不管它的成本如何，我们至少象征性地得在那插一脚，成立一家公司，挂个牌子。（我们这个行业的）需求肯定是存在的，并且你看中关村科技园也要搬一些过去了。”标杆企业的示范作用对伍星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市场引领。他现在更倾向于在前期为政府和企事业机构做一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周艳成觉得他们能搭上这趟政策列车，只要他们肯努力，有胸怀，有魄力，哪怕搞股份制跟能人合作，“不管股份大点小点把品牌发展起来，这是一个道理。”他还懂得另外一个道理，未来雄安他们还是不是最大的？不见得，“不跟上（政策节奏）不是人家把你淘汰，是自己把自己淘汰。”前几任服装协会会长都出来给他们出谋划策，只一条，“上最好的设备，造最好的产品”。

掘金构想

雄安新区设立之前，薛哲野对家乡容城的全部认知来自于那条六百多米的曲曲折折的小巷——薛家路。薛家路的一头是县城繁荣于上世纪80年代的农贸市场，“现在已经很破旧了”，另一头靠近白塔，是雄安新区管委会的临时筹建点，现在已经开工。

生于1981年的薛哲野从这条具有典型北方气质的小道走到石家庄上大学，又到北京工作。工作之余回容城，他时刻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觉，“我能很清楚地知道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区别），容城正好分布在大家的文化断层和价值观阶梯上”，自己做企业之后，他也更清楚，“对当地的企业家和当地这些人来讲，最大的一个（差距）不是资源，不是资本，（也不是）思维，是价值观。”

薛哲野在北京做过500强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又创办了主打品牌与广告营销的锐泽纳斯公司。他回过头再看那些规模颇大的当地企业，“都是改革开放后起来的老板，看着厂子挺唬人的，但其实他们经营上可能是赔钱的，利润也很低。有时候我都不能理解，几百人，一年的利润就几十万。”但他又觉得自己好像理解了他们，“这个县城太封闭了，消费也很低，有的人一辈子就活在一条街的口水跟认知里，他很难跳出来。”

薛哲野的父亲也被困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爷爷当年在天津开车，父亲也去天津生活过。从天津回到容城，父亲是出类拔萃的。因为身材挺拔、长相出众被县城的剧团看中，硬生生地中断学籍开始了剧团工作。在剧团里，父亲学会了许多种乐器，包括小提琴。

但在薛哲野的印象中，父亲因为不谙人情世故，以至于在剧团解散时没有得到好的派遣，只能“被逼着开始做生意”。“他并不擅长做生意，因为他好面子，很多事情放不下身段去做。比如经营拮据无比影响到生活时，他也不会去要债，更不愿意借钱。”endprint

薛哲野从那时候就知道，人有时候要放下些什么才能得到更多，但可以有自己热爱的东西。他拍了关于雄安的第一条影片，回到老家时成了名人。他开豪车，因为他知道别人认这些。但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是跟父亲一样的人，“内心激励型的人”，“我是学广告的，做传播的，我懂（如何构建）别人对你的认知，但我不会让自己觉得怎么样。”

三年前，薛哲野把公司的分支机构设在了保定，主要是基于成本的考虑，把技术团队和低端的活动执行分到保定。雄安新区设立后，他第一时间跟当地的物业持有者沟通租房，这让他对当地的企业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明显感觉到大家对于事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当地的老板就两个字，买卖。

他们不懂羊毛出在狗身上最后被猪买了的互联网思维。他觉得你绕这么多圈就是骗子。做买卖时间长了，他所有的技巧就是怎么样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甚至出现签了合同立马不认的情况，我并不感到无奈，我预感到这些了。”

薛哲野有时觉得自己太过理想化。他跟法国的设计师协会、欧盟的中欧经济委员会沟通过，想把一些真正的时尚设计师对接到雄安，但后来发现“他们差别太大了”，“（当地的企业家）无法理解，很多还没有品牌。”

他总结过目前雄安当地的企业家类型，“聪明的用雄安IP去外面圈地，有的往新疆、有的往山东周边搬迁，因为他们属于产业劳动密集，涉及污染，利润低，不符合雄安定位及发展；一些干脆借势把房子租出去，不干了，忙一年收入太少；还有一些在尝试转型，品牌、人才、产业升级，但对他们来说，这三块基础都没有，最重要的是观念意识也没有，转变是很难的。”

薛哲野也跟这些企业家的二代们有过交流。虽然他不推崇家族式管理，“但希望他們的孩子真的能把一些能跟世界接轨的理念和想法引入雄安。”他也有不安的现实考量，“如果真的要把事情做好，还需要一个落地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也许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做一些实践积淀会更好。

关于掘金雄安新区，薛哲野有很多构想，他最想做的是为雄安新区的企事业做好品牌服务，或者创造一个品牌，“但短期内是不会有品牌服务的，地方企业不会立马有意识，需要一个过程”，他在考虑在雄安做一些实业性的操盘。另外，他也想利用他多年服务外企的优势，“从战略上把雄安新区和一带一路对接起来。”

薛哲野并不介意现在雄安城里的那些人懂不懂他，就像他知道他能通过其他方式读懂父亲一样。他在容城的老宅子客厅里装上了专业级别的KTV音响设备，回家常常时跟父亲一起唱歌，父亲会纠正他任何一个微小的音准。但他依然很怀念小时候，那些常常会断电的日子。

夏天的晚上一断电，父亲就会在屋子里点上蜡烛，开始拉小提琴。薛哲野就坐在一旁唱那时流行的港台歌曲。他最喜欢唱的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如今，他说他会比喻给自己听，“撼山易，撼观念难。”

一切，因为这座新城，都变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