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外籍保姆生意的中国中介

沈寅飞+周珊++郭威

她反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并不是一个“黑中介”，相反，她觉得她是一个有良心的中介，是在解救这些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南亚妇女。然而，在随后的问答中，她又似乎已经习惯性地将这些外籍保姆称之为“货”

“那里一夫多妻，妇女没有地位，却要承担着家庭生活的压力，看着她们那么可怜，我是心善，想帮助她们。”戴着口罩自称有开放型肺结核的王思敏站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法院的被告人席上，动情地讲述着之前她在印度尼西亚亲眼看到的社会现象。

8月7日，隨着法庭的一声槌响，王思敏、张玲玲等6名被告人被带上法庭。苏州市吴中区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这也是苏州首例策划、组织菲律宾籍及印度尼西亚籍妇女非法进入中国境内，为我国居民提供家政服务的案件。

起诉中，王思敏被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指控犯有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然而，法庭上的王思敏几乎否认了她之前所有的口供，取而代之的是以“不知道”“记不清”来做回答。不过，她反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并不是一个“黑中介”，相反，她觉得她是一个有良心的中介，是在解救这些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南亚妇女。然而，在随后的问答中，她又似乎已经习惯性地将这些外籍保姆称之为“货”，就像对待商品一样，对这些生意的对象进行买卖、交易。“进货、出货”经常出现在她的表述中。

从“赴美生子”转战菲佣市场

刚过30岁的王思敏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大学毕业后，她一直做航空公司的票务代理工作。此后几年，结婚、生孩子、养孩子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可是，王思敏似乎并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女子，受到父辈们都是做生意的经历影响，她一直想干点属于自己的事业。

2014年底，王思敏突然向丈夫的姐姐刘冬梅提出，请她帮一个忙，她想用刘冬梅的名义去成立一家家政服务公司。刘冬梅虽然对于为什么王思敏要以自己的身份注册这个公司心存疑惑，但弟媳的要求也不过分，而且王思敏还提出公司开起来以后，刘冬梅可以去上班拿工资，于是就欣然答应了。

对于开家政公司，王思敏是做过市场分析的，她觉得现在的低端家政中介市场已经饱和，倒不如做一些像赴美生子这类的高端业务，这些生意不仅大有前景而且挣钱也多。所以，她在成立了礼沁家政服务公司后，就风风火火地开展了这项业务。她在吴中区一处办公楼内租下场地，找到了程序员朱中华设计和维护网站。与此同时，初入行的王思敏联系了上海一家专门从事这项业务的公司作为指导和后期操作保障，由她的家政公司接单，然后再将业务转包给上海的那家公司做。

不过生意刚开始，残酷的市场就给了王思敏沉重的打击，没有客户资源、没有工作经验让她在前半年的时间里没有接到一个订单，让她的自信心大受打击。其间，她去参加了不少家政市场经验交流会，也认识了不少行内人。一个北京的朋友向王思敏推荐了另一项高端家政服务业务，就是做外籍保姆中介的生意，并对她说：做得好的话，年入百万都不成问题。

王思敏决定试试。回家后，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刘冬生。刘冬生提出了疑问，既然外籍保姆中介这么挣钱，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很少见呢？他便向律师咨询了关于外籍保姆中介的事情，律师给出的答复是：这个生意在中国内地是违法的，但是这是一个灰色地带，没什么人管，没人举报也就没事，但一旦有人举报就肯定要被公安机关处理。

事实上，按照我国1996年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未取得居留证件的外国人（即持F、L、C、G字签证者），在中国留学、实习的外国人及持Z字签证外国人的随行家属不得在中国就业。不过，当刘冬生把律师的话告诉王思敏时，她却觉得没人管没人举报就先试着做做看。

重新转换业务就意味着需要再疏通渠道，王思敏想起了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张玲玲。当时自我介绍时，王思敏说自己是做美国月子中心的，张玲玲说自己是搞菲律宾移民的，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期待“有机会可以合作”。

中介的中介

张玲玲其实是一个住在上海的家庭主妇，她的丈夫工作业务中有帮助中国小孩出国就学的部分，而且通常是以菲律宾作为跳板，经常往返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跟那里的中介自然也有业务往来。所以，张玲玲有时候也给丈夫帮忙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自己出去则声称以此为业。

更换业务后的礼沁家政公司网站上出现了不少咨询菲佣的潜在客户。这让王思敏又惊又喜，她马上带着表妹陈笑笑专门去了一趟上海找张玲玲。一见面，王思敏便开门见山地问，有没有门路帮她带几个菲佣到中国来，自己有劳务公司，正需要大量的菲佣。张玲玲回答，可以。

王思敏走后，张玲玲马上让丈夫帮忙联系了一家熟悉的叫作米卡的菲律宾中介，要求安排一个菲佣入境。因为是第一次与王思敏交易，张玲玲决定先用一个菲佣试一下。等到米卡那边说菲佣的手续都办好了，张玲玲就让王思敏先转3万元的预付款，收到钱后，菲佣从菲律宾马尼拉坐飞机到澳门，再从澳门飞到上海浦东（菲律宾当地政府不允许菲律宾普通公民直飞中国内地）。

菲佣到达上海，张玲玲一个人开车去机场接人。这个第一次做此类业务的新手，在接到人之后就把菲佣的护照和手机保管起来，然后与王思敏在上海的一处街头约定了转手地点，并拿到了剩余1万余元的尾款。辗转3天，这位菲佣来到苏州，张玲玲收取中介费5000元。菲律宾中介米卡收入4万元，其中包括通过非正常途径办理的旅游签证等的费用。

接到菲佣，王思敏在苏州租下了一处公寓，简单培训就开始推销给雇主。同时，张玲玲和王思敏因为一次成功的交易建立起了彼此的信任。在此之后，他们之间的“生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而且还增加了一点细节。她们约定，每次雇用外籍保姆，先由米卡将菲佣的简历发送给张玲玲，张玲玲再转发给王思敏供她挑选。最后，张玲玲将王思敏挑选好的菲佣回传给米卡，由米卡安排办理菲佣入境的手续。endprint

在苏州，王思敏完全没有想到，市场对于菲佣的需求竟然这么旺盛。当地一些有钱人的家庭认为，找个菲佣既可以帮助做家务，还能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还有一些客户则是在苏州生活的外国人家庭，顾菲佣能够实现语言上的无障碍交流。张玲玲介绍来的几个菲佣都很快被预订出去了，而且是供不应求。最多的一次，王思敏通过微信着急地问张玲玲有没有更多的菲佣，并表示有多少要多少。当时，张玲玲手上正好有11个简历，微信发给王思敏后，她当时就拍板全要了，并按照张玲玲的要求，以每人2万元，一次性转账了22万元作为定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菲律宾的中介最后只送了5个人过来。

后来，张玲玲才知道，那段时间大使馆对菲律宾人前往中国对于旅游签证（L字签证）收紧，这5个人还是办理了费用更高的商务签证（M字签证，不能在中国就业）才过来的。不过王思敏还是如约支付了这5个人的费用尾款，张玲玲依旧从中每人收取5000元的中介费，“她还是很讲信用的，所以我欠她6个人，以后慢慢也一定会再给她。”在张玲玲和王思敏眼中，菲佣有如货物一样，是用来买卖获利的。

外籍保姆家政市场的暴利

通过向行内的人请教，王思敏慢慢地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家政公司。公司主要分为三个部门，培训部、销售部和财政部。培训部主要是负责教新来的外籍保姆打扫卫生、带孩子以及做饭。销售部主要是负责跟客户联系，向客户介绍保姆。财政部是负责发工资给外籍保姆。王思敏作为公司的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把握公司运营方向，制定培训标准，而公司的工作人員则绝大多数是她的亲戚老乡。当然，礼沁家政名义上的负责人刘冬梅也是其中的一员，成了培训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其实，王思敏从一开始就在有意回避赴美生子和外籍保姆生意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在公司起步之初，她就打算以礼沁家政公司为幌子，而实际操作中，她都是以“菲臣丽居”网站名义和雇主交易，没有正规的工商执照，连公章都是在淘宝网找店家私刻的。

一般情况下，客户通过网站上查询的电话联系，由销售部的人员进行接待，掌握客户的需求，如对身高、年龄、语言水平等要求，然后从正在公司集体宿舍培训的外籍保姆中挑选符合条件的人员送往客户家中。销售人员每“卖出”一个外籍保姆可以提成2500元。

然而，王思敏的家政公司与单个客户的交易总额则高达10万元左右。客户首先需缴纳4.9万元中介费，然后按照每个月5100元一次性缴纳外籍保姆半年的工资3.06万元，而外籍保姆拿到手的是每个月1700元的生活费，其余的3400元则被算作中介费被王思敏的公司扣走。

为了防止出现一些合同纠纷，王思敏对中介费用进行了拆解，合同上显示咨询费1.8万元、交通费5000元、公证印花费6000元、公关信息费2万元、代发帮佣6个月工资3.06万元，合计7.96万元。雇主则需要签两份合同，一份合同是与公司销售人员签的咨询合同，另有一份是与外籍保姆签的雇佣合同，如此一来，雇佣这件事，表面上看似乎与王思敏的家政公司脱离了关系。

此外，客户雇用某个外籍保姆期满一年，如果想继续雇用，则还需要缴纳一笔大额的中介费。如果客户不想雇用这个保姆了，则王思敏帮忙继续找下家，重复上面的计算方式。如果外籍保姆要求回国，则需要向王思敏公司缴纳购买回国的机票费以及替保姆缴纳签证过期的罚款。这笔费用正常是2万元左右。这些钱也是在招收每个外籍保姆后，从给保姆每个月的工资里扣除部分，一直到扣满2万元为止。

王思敏说，她知道持旅游或者商务签证的人在中国工作是不合法的。而她公司的外籍保姆几乎都是这两种签证，有效期过后，她们就成了“黑民”，等待她们的只有一种结果，遣返。至于什么时候会被发现、被遣返，那就看运气了。

自己开拓“进货”市场

其实，王思敏的家政公司一开始只介绍菲佣，但由于生意好，菲佣供不应求，她没想到竟然有印尼的中介主动联系她，向她推销手中的印佣。其中一名叫“DD”的通过微信找到王思敏，告诉她可以提供印佣，价格在每人3万—4万（包括印尼方面的介绍费、机票等费用）。这样的价格对王思敏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她也需要拓展“进货”渠道，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有了与国外中介的直接接触，王思敏挑选外籍保姆的方式更加直接和方便，只要DD表示有印佣，她就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微信看照片或者语音视频聊天进行选用。没多久，王思敏手中渐渐与四五个印尼中介取得了联系。同样，菲佣的“进货”渠道也在不断被打开，她又认识了除张玲玲外的上海几个专门从事菲佣中介的人。

王思敏自认为这些信息是公司的最高商业机密。她把中介的联系方式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代码标记起来，如“雅加达1、2、7、8”分别表示四家印尼中介的联络人。同时，那些外籍保姆个人信息、雇主信息她都亲自一一输入个人电脑里，“这些都是我自己控制，不会在群里给手下人说的。” 王思敏说。

然而经手的外籍保姆多了，难免其中也会发生一些意外事件，比如外籍保姆与雇主家发生矛盾或者逃跑的事件。2015年底，两个印尼籍外籍保姆姐妹便出现问题，妹妹被安排到杭州雇主家，跟雇主产生矛盾，王思敏让员工去杭州接妹妹，结果雇主不同意让妹妹走。后来，王思敏带着姐姐一起到杭州，并报了警。警察来了以后检查了印尼姐妹的护照，说她们的签证是不允许工作的，每人罚了1万元，这些钱是王思敏代缴的，姐妹两个人还写下了欠条，但是不久后，她们就神秘地消失了。

对于这种情况，公司的员工纷纷给王思敏提建议，要从源头上抓好外籍保姆的质量。然而，菲佣的进货渠道还是依然由张玲玲等人牢牢把控着。这期间，印尼中介DD等人在微信中一直盛情邀请王思敏去他们那里游玩。所以，王思敏决定去印尼实地考察一下，顺便现场面试一些印尼籍保姆。

2015年11月和2016年1月，王思敏带着表妹陈笑笑先后两次前往印尼，当地中介DD带着王思敏吃住玩“一条龙”，特意让她了解了一些印尼乡村妇女的生活。那些有意前来中国打工的妇女还特意跑来向这个DD口中的“Boss”请教。请教现场，王思敏还面试通过了几个印佣，让DD安排她们办理证件入境。她打算以后争取每个月都抽空去一趟印尼，亲自挑选服务质量高的印佣。endprint

因市场竞争遭同行举报

据王思敏自己供述，从2015年开始，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她大概总共招募进来200多名菲佣和印佣，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左右，而利润粗略估计至少有200万元。从这项生意中，王思敏尝到了甜头，她没亏待自己，买了保时捷卡宴汽车代步，孩子由自己的专属菲佣照顾。接下去，她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将苏州外籍保姆中介服务做大做强，树立起一个品牌。然而，2016年3月，因为私自联系引入4名菲佣，引起同行举报，她的“梦想”戛然而止。

当时，一个身处澳门的中介辗转联系到王思敏，表示手头有4个无中国签证的菲佣急于出手。王思敏也一直在琢磨着菲佣的进货渠道，心想这次如果能把办理签证这条路打开了，以后说不定菲佣的进价就可以更便宜了。因为如果按照正规程序办理中国签证，提供的一切资料都是真实合法的，那么手续费只有每人400-800元不等，而现在，多名中介都曾跟她表示过，黑市办理一个菲佣的商务签证在2万元左右。

于是，在一個外籍保姆业务微信交流群里面，王思敏找到了专门办理签证的小鱼（网名）。干这一行，小鱼是一个老手，他在几年前还因为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在重庆被判刑，但出狱后他又重操旧业。

按照小鱼的要求，王思敏先将需要办理签证的外籍保姆护照首页以及照片拍照在微信上发给他，然后他再向国外的上家确认这个外籍保姆能否办理。如果能办理，小鱼就让王思敏把外籍保姆的护照、照片和虚假邀请函准备好，王思敏有时不方便出虚假邀请函，小鱼也能帮她出函。

这些邀请函主要内容为邀请某人（包括姓名、国籍、护照号等）在某一时间段来华进行商务考察交流，下方还有公司名字和加盖的公司公章。小鱼通常的做法，是找朋友公司在白纸上偷盖章。用得多了，他担心引起怀疑，就在一些公司楼下收废纸，将那些带有公章的废纸买回之后扫描，再将公司公章PS到白纸上，在开虚假邀请函的时候使用。

王思敏与小鱼最后谈妥的价格是每人1.5万元，总计6万元的费用，帮助那4名菲佣办理商务签证。小鱼的上家会让要办签证的菲佣在某个指定时间到吉隆坡碰头。在那里会有人收取护照、照片以及邀请函后，带这些外籍保姆去中国大使馆做面签，面签结束后这些办证的人会告诉这些外籍保姆几天后取证以及取证的地点，最后约定时间，在马来西亚办证的人会把办好的证件交给那些外籍保姆。

就这样，澳门中介介绍的4名菲佣顺利地来到苏州。不过，这事却被上海的那几个专门从事菲佣中介的人知道了，加上之前王思敏在自己开拓印佣市场方面与人积怨。面对自己的利益、既有的市场遭到破坏，这些中介就把举报王思敏的电话打到了苏州市公安局。

以最严格的证据标准认定犯罪数额

2016年3月中旬，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区分局经过侦查，将犯罪嫌疑人王思敏、张玲玲等人陆续抓获。警方发现，王思敏公司的多名员工也参与了策划、组织菲律宾籍和印尼籍妇女持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入境。他们各司其职，或帮助外籍保姆订购到中国境内的机票，或亲自去境外接送外籍保姆过关入境。

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经审查查明，截至2016年3月，犯罪嫌疑人王思敏通过犯罪嫌疑人张玲玲策划、组织8名菲律宾籍妇女非法进入中国境内，为境内居民提供家政服务，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近30万元，张玲玲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近20万元。王思敏、陈笑笑等礼沁家政公司人员通过印尼中介策划、组织69名印尼籍妇女非法进入中国境内为境内居民提供家政服务，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70余万元。

“之所以看起来，案件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和犯罪数额偏少，是因为我们是按照最严格的证据标准进行认定的；对于王思敏等人的违法获利数额，我们只对掌握了多项证据、完善了证据链的部分做出了认定。”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承办此案的公诉人朱媛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本案来看，目前雇用外籍保姆在国内还是不被允许的，来华就业的外籍保姆实际上都是非法务工。如果市民擅自聘用外籍保姆，一旦产生侵权纠纷，将很难通过正常渠道实现维权。

截至目前，案件尚未宣判，本刊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