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日本如何进行侵华动员

当年日本如何进行侵华动员

1938年4月1日，日本通过了《日本国家总动员法》。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全部力量，满足战争需要。“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成功地在短时期内将陆军扩充到49个师团的规模，并将其大部投入中国战场。

举国备战，自认为对华占据绝对优势

甲午战争后，华衰日强成为中日关系新的特征，日本敢于以小搏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举国上下进行了全面备战，中日之间力量差距逐渐拉大。日本将甲午战争所获赔款的大部分用于扩军备战，据日本学者统计，在总计约3.47亿日元的赔款中，有2.95亿元用作陆海军扩军费、钢厂创建费及其他直接军费。

1918年9月8日，日本推出《军需工业动员法》，正式以法律形式使战争动员合法化、制度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战争动员的法令。

日本的陆军也开始了空地一体战方面的蹒跚学步。在1914年青岛登陆战中，日本陆军航空兵编为“青岛派遣航空队”首次参战。1925年陆航部得以升格为陆航本部。此前的1922年航空大队被改编为“飞行大队”，两年后再次被改变为“飞行连队”，至1930年日本陆航已经拥有了8个连队的兵力。

在发展日本航空工业的同时，日本军队也开始了摩托化和装甲战的最初尝试。日本陆军师从德国，对19世纪60、70年代德国总参利用铁路快速调动兵力的战例津津乐道，因此军部也曾醉心于研究铁路机动，还成为日本铁路建设的重要金主。自1907年，军部就命令“陆军省技术审查部”组织汽车进口及军用化试验。到1912年，陆军下令“军用自动车调查委员会”根据早前借用民间自动车的经验，研究和制定战时对民间汽车征用和对国产汽车工业进行扶植奖励的专门计划和各种规章。

一战之后，列强纷纷进行裁军，但日本却并没有立刻对军队开刀，原因是日本在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参加一战协约国干涉苏俄革命的行动，并且迅速成为西伯利亚干涉军的主力。但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日军除了消耗军费外，得不到任何好处。

到1922年，日本陆海军进行“军缩”（裁军），最终裁军近10万人，占日军原有兵力近三分之一。但各师团的编制最终基本得到保持甚至是恢复，高层将领极少受到影响，在“军缩”过程中，日军高层内部矛盾激化，旧有的派阀矛盾和新产生的统治派与皇道派的勾心斗角最终造成“二二六”等事变。“军缩”虽然一定程度有利于新装备和新技术的运用，但也造成了日本国民对军队尤其是陆军的轻视甚至敌意。而且基层官兵的大量退役也造成日本军队的基干兵力不足，影响了日后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军队的动员和快速扩编。

被动员的日本女兵

民族主义利于动员

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本身是一个国小民寡的岛国，但在军国主义政策的熏陶和驱赶下，日本在战时能够动员比一般国家更多的适龄男丁。甲午战争中，日本动员了全国20至32岁男丁中的5.7%参军，这一比例明显高于欧洲4%的水平。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动员速度比欧洲要慢，这里说的速度主要指组成部队的时间，一战爆发后，德法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各自编成了80个师，而此时日本能动员出的部队尚不及法德的一半。

一战期间，日本便开始计划在下一次以中国为战场的全面战争中，如何动员出足够维持“大陆作战”的兵员。

日本陆军最初曾试图通过维持足够庞大的常备军来加快战时动员速度，并且开始研究德国的战时经济和动员体系。

经过研究，日本陆军发现，民族主义有利于动员出更多兵员。另外，德国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便逐渐建立起的平民军训体制，也让日本军界认为找到了提高日本战争潜力的法宝。

“军缩”也迫使日本陆军将动员提升到近似国策的程度。1925年，日本陆军仅剩下17个常备师团，而根据军部私下计算，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至少需要35个以上的师团，如果考虑同时对北线的苏联、南线的英美进行防御和监视，日本陆军必须要扩充到45至50个师团的规模。再考虑到一战中新出现的摩托化部队、装甲兵和空军的动员问题，日本军方认为有必要制定全部的国家总动员法案，也预先准备将国家工业体系引入战时轨道。

但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前，日本的动员法案并没有问世。日本陆军在当年2月2日动员金泽第9师团和久留米第12师团的一个旅团。金泽第9师团全员约16200人，2月12日抵达上海，久留米第12师团动员的混成旅团编制约3590人，2月7日抵达上海。

随后日军又开始动员日本本土的近卫第一师团、善通寺第11师团、宇都宫第14师团以及驻扎在东三省的弘前第8师团。但这些部队动员速度较慢，善通寺第11师团共13000人，指挥官是日后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这个师团全员在2月20日到达上海。宇都宫第14师团共编有20000余人，召集速度更慢，在2月29日（1932年为闰年）才有先头部队到达上海。近卫第一师团大部分部队负责本土东京等地的防务，因此只有2000余人在2月27日抵达上海。弘前第八师团由于驻防东北，只派出了炮兵部队增强驻上海日军的炮兵打击能力。

动员计划产生巨大影响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日本军部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对本土动员和海运能力的最后一次检验，对日后日本制定侵华作战的动员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4年，《军需工业动员法》改名为《军需动员法》，从而进一步扩大动员范围。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于1937年10月5日发布《军需动员实施训令》。

1938年4月1日，日本国会紧急审议并通过了《日本国家总动员法》。该法于1939年、1940年两次修订、补充，从组织系统审视，该法是二战期间较完备的一部战争动员法。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全部力量，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战争动员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包括兵力动员、劳务动员、国民精神动员、电力动员、生产力扩张计划所需的物资动员、金融动员等。

顺便介绍一下日本军队的动员流程。日本的动员兵在陆军省和海军发布动员令后会收到一张15.5厘米×25.7厘米的动员令，根据动员令可以简单判断大致的动员原因，红纸代表将被招至作战部队，白纸则代表参加军训、演习或者检阅，还有一种绿色纸的动员令是二战后期面对美军大空袭，动员一切适龄男丁甚至部分女子参与日本本土防空。

在收到动员令之后，除因重病确实无法动身外，其他理由均不得延误，违反者会被处以罚金甚至拘留。对于日本乡间的贫苦农民，向部队集结地的路费可能也是一笔比较大的开支，因此日本陆军规定了差旅费报销的比例，在二战战前和期间，动员兵乘坐船舶和铁路一般会报销一半路费。1943年之后，随着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陷入泥潭，日本国内的资源逐渐枯竭，动员令的纸质越来越差，甚至无法使用此前使用的大红色厚纸，而采用薄的透光的淡红色纸质。

1935年，根据上海战训制定的总动员法案获得通过，日本国内的工业转入准战争轨道，适龄男丁开始强度和残酷性远超以往的新一轮军训。

日本国内的航运公司也开始制定紧急情况下参与兵员和物资运输的计划。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成功地在短时期内将陆军扩充到49个师团的规模，并将其大部投入中国战场。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2期、《解放军报》201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