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翅云鹏织赐衣

文/张玉萍

金翅云鹏织赐衣

文/张玉萍

《金台集》中有诗描绘元代质孙宴的场景：“上林宫阙净朝晖，宿雨清尘暑气微。玉斧照廊红日近，霓旌夹仗彩霞飞。锦翎山雉攒游骑，金翅云鹏织赐衣。宴罢天阶呼秉烛，千官争送翠华归。”字里行间可观质孙宴的浩大场面，质孙宴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所有出席者都要穿同样颜色的服装，元人谓之“质孙服”。质孙服的面料是元代织绣中的翘楚，透过质孙服的概况，可以窥见元帝国织绣工艺之辉煌。

舆服制度是统治阶级加强权力控制的一种方式，历代王朝在建立之时都会通过舆服制度来区别社会等级。舆服制度分为车马和服饰两部分，其中通过服装颜色来区分尊卑贵贱是舆服制度的重要内容。然而，元代史料中记载了一种宫廷宴会场景，从大汗到使臣乃至侍从，都穿一种颜色的服装，这种宫廷宴会被称为“质孙宴”，这种服装叫做“质孙服”。那么，元代的舆服制度是皇权专制背景下的一个例外吗？

元王朝是由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政权，按照《元史·舆服制》所载，元朝建国之初的服饰制度相对混乱。一句“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汉族文化是兼容的态度，采取“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的方式建立了王朝的服饰制度，其中就有质孙服。《元史》记载，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刘秉忠、王磐、徒单公履等人上奏：“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忽必烈纳谏，颁布了“文资官定例三等服色”。①即文官按照品级分为紫罗服、绯罗服、绿罗服三大等级，一至五品官为紫罗服，六品、七品官为绯罗服，八品、九品官为绿罗服。由此看来，元朝并非不重视通过服装区分等级。

图1 对鹦鹉纹样

图2 对鹦鹉纹样

图3 对雕纹样线描图

质孙，又称只孙、直孙等，是蒙语jisun（意为颜色）的音译词，汉语意译为“一色服”。“一色服”可能有两种含义，一种意思是“一个人自己的衣服从上至下相同颜色，不一定与其他人同色”；第二种意思是“所有参加者的衣服相同颜色，但或许只是衣服同而非鞋帽同”。《鲁不鲁乞东游记》记载，“在这四天中，每一天他们都换衣服，这些衣服都是赏赐给他们的，每天从鞋直到头巾，全都是一种颜色。”②《马可·波罗行纪》对质孙服也有详细记载：“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③综合上面两则史料可知，上述任何一种意思都是片面的，质孙服是指所有参与者的衣服鞋帽本身一色，且与其他人一色的服装。这似乎与“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的规定是相悖的，《元史·舆服志》对此作出了解释：“御赐之物，不在禁限。”④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记载，“只孙宴服者，贵臣见飨於天子则服之，今所赐绛衣是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膺间，首服亦如之”。⑤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详细记载了忽必烈时期的质孙宴盛况，“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大汗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金别桑确有万数。此衣不止一袭，盖大汗以上述之衣颁给其一万二千男爵骑尉，每年有十三次也。每次大汗与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异其色，足见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之者也。”⑥这两则史料传达了三点重要信息，一是质孙服为大汗御赐，这与《元史·舆服志》的记录相契合，御赐之物可以不遵守以服色区分等级的规定。二是质孙服只是颜色上相同，统治阶级依然可以通过服饰的面料、装饰等区分尊卑贵贱。三是质孙服包括多套服装，且装饰华丽，制作精美。

质孙服仅由天子御赐这唯一途径获得，并非百官上任即有，平民百姓更不得僭越。质孙服成为浩荡皇恩的载体，元代的达官贵人将质孙服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元史·舆服志》记载：“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⑦此处将大臣的质孙服与乐工卫士的质孙服分来讲，前者提及“御赐”，后者仅为“皆有其服”。由此推断，乐工卫士的质孙服可能并不是御赐的，只是宴会上为了服装颜色统一、凸显场面恢宏，才给乐工卫士配备了同颜色工作服装而已。

图4 成吉思汗像

图5 元世祖忽必烈像

图6 刘贯道《世祖出猎图》

图7 《世祖出猎图》局部

这种对颜色统一的偏好应该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有关，根据其款式可以看出，质孙服衣袖较窄，下身较短，这应是为质孙宴上人们进行狩猎和竞技比赛时行动方便而设计的，游牧民族服装多具有此特征。据包铭新先生考证，⑧史书上具体提及质孙服的时间是1234年，早于元代建国时间1271年。这进一步证明，质孙服是蒙古族的特色服饰。元朝统治者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保留并不妨碍通过舆服制度加强皇权专制，既然质孙服颜色一致，就要在数量、面料、装饰等方面做文章，以凸显等级差别。

《元史·舆服志》对质孙服的记载分为天子质孙和大臣质孙两部分—天子冬天的质孙服有十一等，夏天的质孙服有十五等，共二十六等；百官冬天的质孙服有九等，夏天的质孙服有十四等，共二十三等。每套质孙服不仅包括衣袍，也包括同色的帽子和靴子。百官的质孙服比天子少，数量即成为区分等级差异的首要因素。

元代的织绣工艺发达，面料的奢华程度是其他朝代难以比肩的，史料记载：“北人华靡之服，帽则金其顶，袄则线其腰，靴则鹅其顶。”⑨作为元王朝服饰之首的质孙服，其面料更是元代织绣中的精品。《元史·舆服志》有详细记载：“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纳石失、金锦也。怯绵里，翦茸也。则冠金锦暖帽……夏之服凡十有五等，服答纳都纳石失，缀大珠于金锦。则冠宝金凤钹笠。服速不都纳石失，缀小珠于金锦。则冠珠子卷云冠。服纳石失，则帽亦如之……”⑩“百官质孙，冬之服凡九等，大红纳石失一……夏之服凡十有四等，素纳石失一，聚线宝里纳石失一……”⑪天子的质孙服中有四种是由纳石失制作而成，百官的质孙服只有三种以纳石失制作。织金锦是元代织绣最为重要的代表，是指用金线显花的丝织物。根据尚刚先生考证，元代织金锦分为纳石失和金段子，其中，纳石失数量较少，但品格更高。⑫如此精品自然由帝王贵族专享，而纳石失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制作质孙服，所以通过纳石失的制作机构、制作工匠、制作工艺的情况，可推测质孙服的品质特点。

图8 元成宗像

图9 元仁宗像

纳石失，波斯语词的音译，又写作纳失失、纳什失、纳赤思、纳阇赤、纳奇锡、纳赤惕、纳瑟瑟等。《元史》记载，纳石失的织造机构大约有5所，分别是归属工部的两个别失八里局和纳失失毛段二局中的纳失失局，以及归属为太子服务的储政院系统地弘州纳失失局和荨麻林纳失失局。⑬这些织造纳石失的官府局院皆直属中央，局内匠户以来自中亚的回回为主。纳石失的图案带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如对动物纹样（图1），其中对动物纹样一般是两只动物身体朝向相反而头部反转相对的样式，常见的有对鹦鹉纹样（图2）、对雕纹样（图3），这是区别纳石失与金段子的一大区别。关于纳石失的制作工艺，史料有明确记载的是“纳赤思者，缕皮傅金为织文者”。尚刚先生认为这一记载的顺序有颠倒，应为先“傅金”后“缕皮”，即把金箔粘附于薄皮之上，再切割成极窄的长片，即为片金锦。史料虽然没有对于织金锦的另一种工艺“捻金锦”应用于纳石失的记载，但是不排除这种工艺应用的可能性。从纳石失织造工艺之精美，可以推测质孙服亦极尽奢靡。与纳石失的垄断性制作相一致，质孙服也是由官方直属机构制作，民间不得私自织造，这无疑加强了舆服制度的等级区分属性。

图10 钹笠帽

图11 前加檐笠帽

图12 缂丝帝王像

质孙服讲究成套搭配，穿固定的衣袍要搭配对应的帽子，《元史·舆服志》里记载的帽子有暖帽、重顶冠、钹笠、卷云冠、宝贝帽、顶笠、漆纱冠、后檐帽等。从现有图像资料来看，成吉思汗像（图4）和元世祖忽必烈像（图5）中均佩戴带后檐的暖帽，暖帽颜色与衣袍颜色一致。刘贯道所作《世祖出猎图》（图6）中，忽必烈身着红色衣袍，配白色红里暖帽（图7）。元成宗铁穆尔像（图8）和元英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像（图9）则佩戴钹笠帽，着右衽交领衣袍。墓葬出土的钹笠帽（图10）和前加檐笠帽（图11）也能够为质孙服的帽子形制提供一定参考。这件出土的钹笠帽上有珠串装饰，由此可见帽子也是装饰珠宝的重要载体。前加檐笠帽相传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察必弘吉剌氏发明的，解决了忽必烈骑马射猎时日光炫目的问题。皇亲宗室的帽子制作同样讲究垄断性，大德元年（1297），一位工匠给皇帝做了顶帽子，皇帝便让监司官传令给这位工匠：“成上位新样黑羔细花儿斜皮帽子一个，进献上位看过。钦奉圣旨，今后这皮帽子休做与人者。与人呵，你死也！”给皇帝做了帽子的工匠不得再给其他人做帽子，否则就是死罪。

《元史·舆服志》的记载中还提到质孙服的常用搭配：“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俗称曰襻子答忽。”缂丝帝王像（图12）印证了《元史》中的记载，这是质孙服的一种穿着搭配方式。

据李莉莎女士考证，质孙服的款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天子和大臣们所穿的腰线袍以及直身放摆结构的直身袍（图13），另一类就是乐工、卫士所穿着的辫线袍。徐霆在《黑鞑事略》中记载：“腰间密密打作细摺，不计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摺多尔。又用红紫帛捻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⑭内蒙古乌盟达茂旗出土的元代衣袍（图14）款式符合《黑鞑事略》中的记载，衣服面料为织金锦，至于其具体为纳石失还是金段子，可根据面料上的花纹作出一定推断。此衣主体部分为联珠宝相花纹，右衽底襟下摆夹层（图15）及两袖口均绣有头戴王冠的狮身人面纹饰（图16）。根据尚刚先生对纳石失与金段子区别的考证，纳石失的图案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而金段子多以汉地装饰题材为主。据此推断，此衣袍应为纳石失制作，如此珍贵的面料用于织造给乐工、卫士穿的辫线袍，实在不符合逻辑，这件辫线袍应为元朝上层社会所有。既然辫线袍可以制作如此奢华，那么辫线袍完全有可能位列质孙服当中，因此对于李莉莎女士的款式分类当存疑。质孙服用来区分阶级差异的方面并非衣袍款式，而是更侧重通过面料、装饰以及制作的专属性来凸显御赐质孙服的尊贵。

图13 直身袍

图15 辫线袍底襟下摆夹层

图16 辫线袍前襟图案

图14 辫线袍

图17 元世祖皇后像

图18 元代后妃画像

《元史》中没有提及后妃等皇族女眷参加质孙宴的着装，根据质孙宴的盛大情况，后妃应该是会出席质孙宴的。从元世祖皇后画像（图17）和其他元代后妃画像（图18）可看出，后妃们所穿质孙服的奢华程度当与天子相匹配，其中衣袍领口部分应为纳石失制作，局部可识别出对鹦鹉图案。蒙古族贵妇佩戴姑姑冠（图19），一般以铁丝、桦木或柳枝为骨，外裱皮纸绒绢，插翎毛，并以金箔珠花装饰。妇女衣袍曳地，故多有侍童在身后举其衣裾以便其行走（图20）。

服饰本质上是属于“礼”的政治工具，即使颜色一致的质孙服也强化着尊卑贵贱。首先，质孙服由皇帝御赐给贵族大臣，其本身就是浩荡皇恩的载体，元代大臣以拥有质孙服为荣。其次，质孙服由官方机构制作，民间不得私自制作和穿戴。再次，质孙服只允许在天子出席的宫廷宴会上穿着，这进一步加强了质孙服的等级属性。最重要的是，质孙服的数量、面料、装饰等均成为区别等级的方面，天子质孙服的数量多于百官质孙服。以元代织绣翘楚纳石失为例来看其在质孙服中的使用情况，可知天子质孙服使用的纳石失远多于百官质孙服。然而，在面料上以金箔装饰还不足以满足元代贵族对奢华的需求，他们还要在服装、帽子、鞋靴等表面装饰上奇珍异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记载：“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剌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⑮帽子尚且如此，衣袍、鞋靴的奢靡程度也应该是一致的。

纳石失是元代织绣工艺的巅峰之作，而质孙服是纳石失的主要靡费之处。质孙服显示出元朝统治者对于奢华服装的痴迷，究其原因，当是逐水而居的游牧民族在迁徙过程中需要携带价值高且轻便的财富，奢华服饰显然契合这一需求。质孙服的制作华美反映出元帝国雄厚的物质基础，其织造工艺体现出蒙古族织绣艺术对精丽华贵的追求，透过质孙服可一睹元代工艺美术之华光。

图19 姑姑冠

图20 蒙古族贵妇着装

注释：

①明☒宋濂《元史》，1938页，中华书局，1976年。

②吕浦译，〔法〕威廉☒鲁不鲁乞《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③冯承钧译，〔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④明☒宋濂《元史》，1943页，中华书局，1976年。

⑤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376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⑥同③。

⑦明☒宋濂《元史》，1938页，中华书局，1976年。

⑧包铭新主编《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元蒙卷》，54页，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⑨叶子奇《草木子》，61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⑩同①。

⑪同①。

⑫尚刚《元代的织金锦》，64页，《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6期。

⑬同⑫。

⑭宋☒彭大雅撰《黑鞑事略》，中华书局，1985年。

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82页，中华书局，1959年。

（本文作者为清华美术学院研究生）

责编/王可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