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一座博物馆，邂逅工匠精神

文 《法人》特约撰稿 尚论聪

邂逅一座博物馆，邂逅工匠精神

文 《法人》特约撰稿 尚论聪

木作是植根于生活的艺术，保存了一种记忆一段时光

我们看到一个雕饰精美的老式木窗，它放在博物馆里，是一件艺术品。可是，它原本的属性并非如此，它是房屋的一部分，真正的功能是采光、透气。那么，它最初的主人为什么要在窗子上雕刻花卉、山水、人物、故事呢？这实际上体现了旧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是人内心真实的表达。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也无从考证他的来历，毫无疑问他和他的那个时代已经远逝，但是“美”留了下来，这就是艺术。艺术并不止在宋徽宗的花鸟画中，不只在董其昌的书法中，不只在高大上的叙事中，还存在于一张旧式方桌，一个老烛台，一个旧灯笼，一串旧式的幌子中。这些民间性的东西，才是植根于生活的艺术。把这些旧的东西保存下来，就是保存了一种记忆，一段时光，甚至一种传统。

木匠世家

王文旺先生，就是那个保存传统的人。

他出身于河北衡水一个木匠世家，小时候每当父亲干活儿时，他也在旁边帮忙，就这样初步接触了木作。19岁的时候，他正式拜师学习木雕，并熟练掌握了这门技艺。之后，他到北京参与古旧家具的修复工作，有一次师傅叫他修复一张琴桌，他尝试了多次也无法将一个霸王枨拆下来，后来因为用力太大，竟然将这个部件破坏了，这令师傅非常生气。师傅告诉他，霸王枨的奥秘在于枨子下端的榫头为半个银锭形，琴桌腿足上的榫眼下大上小。当霸王枨的榫头从腿足部位的榫眼插入后，向上一拉，便挂住了，再用楔子将霸王枨固定紧就可以了。要想将霸王枨与琴桌的其他部位拆卸开，首先就得了解其结构，而不是用蛮力打开，那样只会对古旧家具造成更大的破坏。这次教训，令他对老祖先的智慧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他也陷入了对古旧家具的深深迷恋之中。

王文旺先生从事了长达30余年的古旧家具修复，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匠人，但他常说自己担不起“匠”这个称谓，只能算一个木工，因为在传统认识里，“匠”是通才，木匠更是三百六十行里的第一大匠。在农业时代，涉及生活与生产的大多数工具都依赖于木匠，纺线的纺车，织布的织机，耕田的犁

藏事耙，种地的耧车，平民的屋舍，帝王的宫殿，渡河的舟船，代步的车轿，凡衣食住行，皆出自木匠之手。一个被称作木匠的人，大可造船，小可雕核，是工程师，也是艺术家。然而，随着农业文明的逝去，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大量的木作器具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甚至已经消逝。基于这种现状，王文旺先生准备成立一家木作博物馆。

为此，他花了10年的时间。

木作博物馆

他停止出售收购来的老物件，转而做收藏，并最终做成一个对公众开放的私人博物馆。他做博物馆的这一想法几乎遭到了所有亲人的反对，因为这将意味着他要投入全部积蓄，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回报。他是一个执着，而且充满热情的人。一旦决定要做的事，就绝不会回头。我们现在无法了解他究竟经历了多少坎坷，我们看到的是一座流溢着工匠精神的庞大博物馆。他告诉笔者，自己早年曾参与修复了大量古旧家具，大多流往海外市场，他不忍老祖宗的东西消逝，暗暗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做一件大事，使人们了解传统木作艺术之美。

文旺阁木作博物馆就这样诞生了，一家位于北京通州台湖镇的私家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不但萃聚了大量的木作珍品，而且重现了工匠精神。据王文旺先生说，一个好的木匠，首先从淬炼品性开始。从前的徒弟拜师后，师傅并不急于传授手艺，只让徒弟做一些杂事，从中观察弟子的品格、性情、天分，最终决定是否传艺。当师傅决定传艺时，首先会让弟子学磨刀，斧子、刨子、锛子，都要弟子去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心性，磨刀的过程，也是一种观照。

木匠师傅在正式传艺的第一天，会亲自拿起刨子推一个刨花，这个动作一气呵成，出来的刨花菲薄如纸，厚度均匀，平滑流畅，它是师傅水平的展现，同时也是工匠精神的标志。从这一天开始，师傅的水平，就是徒弟努力的方向。

工具，是完成手作的基础；就好像品格，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王先生说，旧式的工匠有着金子般的品格，做东西往往一丝不苟。他的父亲做了一生的木匠活儿，有时候看到他的手艺，仍然会挑刺儿。循着先辈的精神，他认为一家博物馆不但要展示“器”，同时还要展示“识”。既要有现代意识，同时也要保持传统。因而，叙事便从木工的祖师爷鲁班开始，进而展示了几乎全部的木工工具，有打眼用的小凿子，测量用的鲁班尺，一一而举，其中光刨子就多达几十种，既有造型罕见的弯刨，也有制木桶用的座刨。王先生说，早期木工的工具都是自己亲手制成，小到雕花用的刻刀，大到锯木用的框锯，都得工匠制作。为了打制刻刀，他甚至学会了打铁。工具的好坏，往往显示了工匠的技艺。一个工匠的工具尚且歪歪扭扭，他的手艺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他早先招收带艺投师的弟子，会要求对方先拿出工具看看，看到工具精美、平滑、匀称，比例协调，就知道这是个可造就的年轻人。

真正展示木作艺术细节的，是各种木器的构件，一面墙上完整地展现了一件拆解开的清代圈椅，椅圈、靠背板、后腿、角牙、联帮棍、券口牙子 都以实物展现，令人耳目一新。在所有的木器构件中，最为丰富，也最能体现智慧的是榫卯，它使木作艺术拥有了生命，同时也赋予它们结构性的美。

艺术源于生活，生活又给艺术注入生命力，使之拥有更加持久的魅力。中国人喜欢盒子，就像现代人喜欢各种设计精巧的包包。盒与“和”“合”二字同音，历来就是“和合之道”的象征。一件清中期的红漆描金方盒，是晋中一带的人们惯常使用的食盒。这件盒子以木为胎，漆以朱红，盒盖描金，四周布满海棠纹网格。盒子的内部设计了十二个浅浅的盘子，用以盛放小食。盒子的外部绘有亭台楼阁，流水石桥，一派文人情调。尽管历尽岁月磨洗，盒子已经充满了沧桑，但仍然遮不住诗一般的韵味。以“盒”为主题，馆里陈列了“八棱红漆捧盒”“扁圆黑漆盒”“堆漆红漆盒”“红漆葵瓣式盒”“海棠式捧盒”等各种盒子，不但展示了古代工匠制作盒子的木作工艺，还展示了各种漆艺。

王先生说，老物件的修复是一种复杂的工艺，它涉及的往往不只是木作，还涉及漆艺、木雕等工序，因此他也精通大漆的工艺，从制漆、调漆，到漆艺与木作的结合，他都极为娴熟。在漆艺陈列厅，墙上有详细的大漆披布、大漆披麻、大漆披灰的步骤与流程。

和所有扎根于生活的艺术一样，木作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文旺阁木作博物馆所展示的，也不是一件一件孤立的物件，从桌椅的拆解，到完整的家具，到一座房子的顶部架构，再到一把铜锁，一个门簪子，再现了传统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最令笔者惊异的是古代人设计的“幌子”，通俗一点说相当于现代的门市LOGO，也就是行业招牌。一块木质的莲花上面托着一个太极，下面悬着一块红布，这是月饼店的幌子；两个对扣的木笼上面横挂着一条木雕的鱼，这是一家渔庄的幌子，幌子的下面竖挂着一条鱼，象征昼夜营业。这条不闭眼的鱼，还出现在药店、饭店、旅店的幌子上，可见古代就有不少场所是二十四小时营业。与现代大部分LOGO的平面性不同，古代的幌子大多是立体的，而且在设计元素上更加丰富，大量的使用鼓形、葫芦形、元宝形、菱角形、新月形、云纹形、灯笼形等图案，往往几种造型悬挂于一处，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可惜，随着现代元素的浸染，大部分民族风的幌子已经看不到了，只有在博物馆，我们才看到如此丰富多彩的幌子。

木头的语言

如果说，家具构件是微观的木作艺术，那么建筑构件就是宏观的木作艺术。就像枨子被广泛应用在家具中一样，雀替和斗拱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中。甚至可以这样说，雀替和斗拱是中国建筑中所独有的，它不但具有装饰作用，同时也具有实用功能，是木匠的创举。

建筑就像是木作的一个宏大叙事，在铿锵有力的乐章之中，有时候会闪现几个柔美的音符，斗拱飞檐之下的那些细微的装饰，比如门簪子、门钉、兽首、面叶等细节，就是那戳中人心坎的声音。黑格尔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那些中式的屋顶、门楼、窗格就是我们的民族乐。而这一切，都展现在一家博物馆里。

我隐隐约约从这家博物馆里看出了创立者的心曲，他要展示给我们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老北京有八种行当谓之“八不语”，也就是说在交易前不会大声叫卖，而是通过手中的器具发声，人们就知道是干什么的，比如打小鼓、唤头儿、小梆子、大梆子、串铃等等，都以实物陈列，参观者甚至可以拿起来试一试。其中，串铃又叫“虎撑子”，是游方郎中手持之物。笔者少时曾在梁羽生先生的武侠小说里看到这个名目，但却从未见过实物。虎撑子有大有小，小的像一只手镯，用铁皮或铜皮翻卷成筒状，中空，留有一条缝隙，空筒中有几颗铁丸，摇动时琅琅有声。据说，这是药王孙思邈的发明，有一次一只老虎向他求助，原来虎的嗓子眼儿里卡了一截骨头，他想伸手到虎口中拔出骨头，但又怕老虎受痛合上嘴巴，咬断自己的胳膊，就发明了一个铜环，将老虎的嘴巴撑住，然后取出了骨头。老虎受恩，从此对他俯首帖耳。而虎撑子，也就成了行医者的标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虎撑子等“八不语”和大部分老物件一样是陌生的，很少见过实物，而这些展品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证明。

一架木质水车，一艘从南方花巨大代价运来的乌篷船，一台保存完好的旧式花轿，一块块收集来的老招牌，一件汉式的木质车轮，一件民国的绿釉鹦鹉烛台，都在展示往昔的生活，而这一切，其实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