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逃离与挽歌
——从电影《六人晚餐》说开去

贾 嘉

——从电影《六人晚餐》说开去

贾 嘉

电影《六人晚餐》改编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鲁敏的同名小说，展现了国企改制的大环境下两个破碎家庭的悲欢离合。两个大人，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为了取暖走到一起，每周一次的晚餐是他们仅存的好时光，但平静的日子终究短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逃离，有人死亡，所有人都劳燕分飞。

如果只是普通的情感故事，那这部电影算不上成功，但因为时代背景，所有人的选择显得意味深长。社会变革、国企改制、工人下岗，废弃的工厂被拆除……个人的命运在大时代里显得渺小不堪，情爱是仓促的取暖，选择是躲避和逃离，在面临巨大的社会变迁时，那些人迷茫、彷徨、手足无措，却也带着一点骄傲和执拗。

一、失忆——无可安放的昔日荣光

“时间在空气里，向两个方向流淌。缓慢的这一边，迟疑地、有些惧怕地流向二OO六年四月十三日下午的两点四十二分；另一边，则像倒退的树影，向十四年前疾速奔驰，奔驰到她与丁成功以及所有人刚刚开始的刻度。”

（鲁敏《六人晚餐》）

这里所说的“十四年”前恰是1992年。这一年的1月25日，劳动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家体改委、人事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打破“铁交椅”“铁饭碗”和“铁工资”的弊端，逐步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下岗潮自此开始，电影的主角丁伯刚只是下岗工人之一。

丁伯刚曾是八级钳工，也曾是先进工作者，但当他出现在故事里时，已经失去自己最好的时光。酒鬼，粗话连篇，眼睁睁看着工厂被拆，工龄被买断，是被“时代淘汰”的下岗工人，只有藏青色工装提醒着他曾经的身份。他骑着破车在废弃的工厂转悠，迷惘又不甘地看着心中神圣的工厂一天天败落；他把捡来那些破烂当宝贝，把希望寄托在聪明却“不成器”的儿子身上；他每天在酒精中烂醉，在夜里翻出曾经作为优秀工人的所有奖状，那是他昔日的荣光。忽然有一天，他失忆了。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不记得时代有什么改变，他好像还沉溺在过去的好日子里，工厂还在，儿子还小，一切都还有可能。

他把苏琴召唤到窗口，扬扬下巴，示意苏琴往窗外看——窗外，正对着一片新盖起来的高层公寓，线条僵硬，灯火稀落，几乎挡住了所有的视线，什么都看不到哇。丁伯刚却一再地扬起下巴，一再地让苏琴看：“看看，多气派，你好好看看！这边是我们的变电站和铁皮仓库，那是你们烷基苯厂的大礼堂、卫生所和职工食堂，再那边，水泥制品厂的烟囱、红砖的大水塔！再往远点，是石化厂那个大火把！”

（鲁敏《六人晚餐》）

丁伯刚的失忆似乎是有选择性的。他执拗地活在黄金年代，不愿记起此后的事，但人们却都清楚，“在大部分人看来，尤其是丁伯刚的工友们看来，他的失忆是从厂区改制开始的——国家权力机器的影响。”他怎能接受面前是这样的现实——

厂区早不再是旧时的厂区，他与他的那批同龄人，他们的整个青壮年，他们熟稔的营生，他们奋斗过的生活，已经跟随着烷基苯厂、电子管厂、塑胶化工厂、石化厂、水泥制品厂等这些该死的会排泄会污染的厂子一起被统统踢走了、抹煞了！

（鲁敏《六人晚餐》）

与其说是失忆，不如说是一代工人阶级陷入了历史的困境。他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也失去了自己的阶级、身份和命名——

电影《六人晚餐》剧照

那个叫什么词来着？他老是记不得这个词，可他觉着挺好，他喜欢这个新身份！可总是刚刚记得，一转脸又给忘了。他总拉着身边的随便什么人，急巴巴地请求：“你再说一遍呢，我知道我不是工人老大哥了，有个新头衔，我叫什么来着？”

“嗬，老丁啊，我刚刚不是告诉过你了，就是‘下岗工人’啊，你脑子怎么了这是？给气糊涂了，当心，可没有人报销你医药费啊……”这人转脸就告诉旁人去了，伤感的也是瞧热闹的口气。瞧瞧，这改制闹得，把人老丁都气得失忆了！

（鲁敏《六人晚餐》）

不仅是失忆，甚至对丁伯刚死亡的处理都显得颇可玩味。在电影里，他死在厂区的火车之下。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同类电影《铁西区》的经典开场：在大雪中，火车缓缓驶入厂区。那曾是一代工人开天辟地的象征，火车到处是人声，是对自然的征服，是新世界的可能。

“火车在清晨穿过空旷的乡村的田野，在铁路两边跳动的电话线和铁轨不断分叉与合拢的运动中，生气勃勃地进入到因此而苏醒的城市和工业区，——这是一种对历史进程胜利的庆典，各种机器缓缓开始发动，机械手越来越快地自发弹跳，仿佛被施了魔法。”

但在行将被抛弃的厂区里，破旧和废弃的铁路象征了最后的颓败。

工厂停工了，火车依然在废墟的内部穿行，——一个空旷而荒诞的空间，铁路本身已经是废墟的一个部分，是废墟的死魂灵，在冰雪覆盖的寒冷、枯燥而衰败的土地上，在已经死亡的工厂的废墟中，火车的运行不再是人类胜利进发的标志，却是历史和人类衰落的形式，以及对这种衰落进行悲悼的仪式。

《铁西区》的最后一部就以火车命名。铁西区，原东北重工业基地；《六人晚餐》，背景是西南重工业基地，它们都曾是新中国工业最重要的部分，但在90年代的“转型”中，在一场结构性的调整中，一切都改变了。

二、背叛——逃离厂区和异化

曾经工人代表着无上荣光，他们意气风发，是共和国的主人翁，“我为祖国献石油”“咱们工人有力量”，个人的命运与国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只可惜，在《六人晚餐》中晓蓝成长的岁月里，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厂区不再是城市中最先进的部分，不再是城市的中心，而是成为“下游”——

妈妈不愿意在十字街购物，宁可带着他们车马辗转一番到市里百货公司去……妈妈带着自尊、向往的表情，指点给他们看一尘不染的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斯文体面的行人、昂贵的电器行，似乎连那些欺负人的价格，也值得无声地赞赏：看看，这才是城市的上游，是一个人值得生活、应当生活的地方！

（鲁敏《六人晚餐》）

厂区破败污浊的景象使晓蓝敏感地觉察到，这里已经与所有美好无关，那是没有前途的所在。作为一个幼年失怙的敏感的女孩，她过分认真，过分严厉地要求自己，规避感情，按照理性行事，拼了命地想逃离厂区。

从表面上看，她是一个词——正确性，并会让人联想到“优秀”、“纯洁”、“努力”等一系列的好词儿，但这些词儿，只要与厂区这个破烂背景搭在一块儿，就有点滑稽了！她以为她是谁，真还“出污泥而不染”、真能“扼住命运的咽喉”吗？唉！所以她这个正确性，不是自然的，而是出于不认命——她眼睛深处，或是头发末梢，或是衣服下摆里，总有些格格不入的东西，针尖似的闪动，看了简直让晓白有点害怕。

（鲁敏《六人晚餐》）

与其说她是跟自己较劲，不如说她是跟时代和命运较劲。她成功了，她离开厂区，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的爱情和出身，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抛弃农村一样（讽刺的是，孙少平那时的理想正是工人，那时的工人、城市，正作为农村的反义词，受到所有人的追捧）。她读书，工作，选一个符合她阶级想象的有钱人结婚，小汽车、别墅、网球、绿色有机食品、意式餐厅，她过上了她想要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活成了大众成功学中的样子。

但她似乎并不快乐。因为她发现——

也可能她根本无法洗刷掉城郊结合部的深色胎记，她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在更优越的阶层面前，自卑地紧缩，像只小刺猬……只有，只有回到厂区的背面，在那粗犷的边缘，在这样的丁成功面前，她才会松下一直紧绷的脚弓，不必留意自己的出身状况以及出人头地的热切愿望，她可以厚脸皮坦陈各种势必会落空的痴心妄想。啊对了，他们还可以放肆而亲热地嘲笑厂区的一切，像是打骂自家的牲口！

（鲁敏《六人晚餐》）

她只是痛恨自己的出身，曾经无上光荣的工人阶级出身和厂区背景成了她的“红字”。为了摆脱这样的命运，为了跟自己的日渐衰败的阶级背景做斗争，在成功学和商业逻辑的洗礼下，她“全副盔甲，羽毛贲张，与世界关系紧张，无数次鲤鱼跃龙门式的艰难起跳，一再地违心而行，直至践踏掉最后一点柔情”，最终，异化成了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

三、玻璃——问题的想象性解决

与晓蓝的逃离、丁伯刚的拒绝接受不同，丁成功的选择是——留守。他拧巴地留在肮脏的厂区，一心成全心爱的姑娘，让她离开自己，离开厂区，过人上人的生活。父亲希望他能有更好的前途，他却只愿吹玻璃，他貌似接受了所有的现实，但实际上，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这里面有一种令他悲伤的倾向，珍珍的生活，他的生活，永远失去了上升的可能性，只能这样被拖泥带水地往更低下处拖拽”。

电影《六人晚餐》剧照

在晓蓝离开以后，丁成功倾尽所有在十字街上建了一个玻璃屋。玻璃洁净、坚硬、透明，却又有着随时会碎裂的脆弱。一个小小的玻璃世界，充满着不真实感，在喧嚣的闹市街头兀然矗立，像个被人笑话的异数。

丁成功说，我就热爱吹玻璃。似乎就是为了玻璃，他才放弃了对更好工作的向往，也任由晓蓝离开自己，去往更新更大的世界。他驻守在玻璃屋像驻守在自己的城堡，“能有什么东西比得上玻璃呢，尽管它手一松就会碎了，可说到底，世界上什么不会碎啊”。但他不明白自己是逃避吗，这样的逃避执拗、理想化，充满尊严，却依然只一种逃避的手段——

他知道晓蓝看透他了……就算玻璃真的是伟大与独一无二的，但玻璃就是玻璃，跟他那滚着油汗、半裸着的身子没有丁点儿的关系；他找的这份工作，要多悲惨就有多悲惨！所谓对玻璃的热爱，不过是为了掩饰这令人难堪的境况。

（鲁敏《六人晚餐》）

电影的结局过于善意，历尽繁华的晓蓝意识到什么才是自己的真爱，浪子回头落叶归根。她回到厂区，回到了最初离开的丁成功的身边，十字街头的玻璃屋等回了它的女主人，这样的结局充满温情却也显得俗套。无解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想象性的解决。

而小说中残酷得多，在小说里，下岗工人丁伯刚死了，在选择性的失忆中，在沉溺痛苦的酒精中。而他的儿子丁成功，最后的工人子弟，坚持把吹玻璃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躲在闹市悬空的玻璃屋里，像殉道一样在一场大爆炸里死去。

他也只能死去。

四、“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丁伯刚和晓蓝家的故事并非偶然，在这场结构性的社会变革中，千千万万家庭的命运就此改变。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文艺作品把目光投向这场大变革，相关话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反省与讨论。

王兵的《铁西区》（2003）把摄像机对准正在消失中的铁西区，记录下了这个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最后的衰败景象，也记录下了那个旧世界崩溃的一刻。他用最朴素的方式站在镜头后面，不加评论，也不与拍摄对象互动，拍下了工厂、火车、生活区，那种废弃的衰败感击中了许多人。

导演王兵对于《铁西区》的解释是：

“我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他们自己生命的印迹。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东西拿过来和我的片子放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几十年这个国家的人在做什么事情，就会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理想是什么，最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没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界定出以后我们应该怎生活。”

这里所说的“主流人群”，指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的独立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使得“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成为发展之重。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形成背后是‘革命’建构起了一个整合的总体性世界，而‘工厂’是这个整体性世界的微观呈现”。如相关学者所论述，这背后包含“革命”和“生产”的统一，“主人翁”意识的政治建构，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塑造等诸多命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作为政治主体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参与者，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尊严感和政治参与感，这个时期的工人也因此分享了国家的所有荣光。

“你如果很冷静去看那个时候的（影像）资料，你就会觉得那时候人是一种膨胀的状态。为什么会造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理想。整个国家，在那个时期，牺牲个体的一切其他东西，为它服务。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改革的推进，中国工业发展模式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转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型，“革命”所建构出来的总体性世界破碎，社会主义共同体——“工厂”解体，老工业基地纷纷衰落。

“沈阳铁西区，是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它于日伪时期建立，1949年后又按计划经济管理制度和苏联模式重塑，成为国有企业的庞大群落。到新千年前后，大厂依次被拆，旧世界分崩离析。”

这段写在《铁西区》开头的文字，准确地描述了这个“旧世界分崩离析”的过程，铁西区也因此成为中国工业化历史进程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在这场社会大转型中，工人阶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性溃败。他们曾是新中国的最强音，主人翁，工人老大哥，他们的事业与共和国的工业化是一体两面，他们唱的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咱们工人有力量”，他们的尊严、荣光与新中国的建设密不可分。因为“任何一种‘尊严’都指涉‘政治’……任何一个个人的尊严，都和他所从属的阶级或者阶层在社会上的实际的命运和地位，也包括他的阶级意识相关”。

张猛的《钢的琴》（2010）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尊严感的失落。故事的主人公陈桂林是东北的一名下岗工人，他试图在解体的婚姻面前挽留女儿，甚至不惜异想天开地组织从前的工人一起造一台“钢的琴”。但他在争夺抚养权的战争中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女儿给出的答案是，谁给我买钢琴我就跟谁。在这里，亲情的逻辑早已被资本的逻辑所代替。“从故事一开始，陈桂林已经败了，他已经不具有‘父亲’名字所赋予的权威和绝对。”戴锦华更从此处出发，敏锐地观察到“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的老大哥，是国家的主人翁，他们也许在那个时代过着是未必有多好的生活，从那个时代到这个时代变换了什么？固然是财产重新分配下的阶级重组、资产重新重组，更重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一个完全不同的评判标准”。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2008）中也呈现了这样的逻辑。电影中，在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下，“402厂”将市中心的位置让渡给了名为“二十四城”的房地产产业。

近年来，表现这一主题电影作品越来越多，耿军的《锤子镰刀都休息》（2013），描述的是东北鹤岗的下岗工人和无业游民。片中没有大场面，有的只是人烟稀少的荒地，和几个潦倒的人，正如片中主角老念叨的那句话：“都荒废了。”2014年获得金熊奖的《白日焰火》，让人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东北，看到了一个衰败压抑的哈尔滨，曾经的“共和国长子”。而《黑处有什么》（2015）、《少年巴比伦》（2015）都在故事的内外，表现了90年代工厂的颓败。《八月》（2016）则是从孩子的视角，表现90年代单位改制的大背景下，国营工厂的衰败、下岗、改革、升学焦虑、离别，以及和解。

五、世界工厂：从工人阶级到“新工人”

2009年，“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入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央行行长周小川同时上榜。《时代》周刊总编声称，“几乎每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工人，就没有中国8%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处于最糟糕的境地。所以中国工人是观察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角度，这种影响实在是无法估量”。

但这时的“中国工人”已不再是从前的“工人老大哥”，而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的一环。全球劳动分工使得以珠三角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基地取代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全球资本通过市场涌入，而从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中走向市场的工人再也无法以“阶级”的名义被市场所接纳，失去了共同体的他们将只能作为原子化个人进入新的社会生产。

戴锦华曾分析过电影《好汉不回头》。电影描写一个数万人的大厂如何接受破产的现实。电影中，工人拒绝下岗，尝试抗争，而厂长陈宝国说服工人“分享艰难”——

老工人说着走向厂长指出的大门，低角度仰拍镜头呈现浩浩荡荡的工人群体，他们走出了大门么，接受了工厂破产和成为下岗群体的历史命运。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某些东西触动了我。但我想问：后来呢？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体，电影塑造的群体，是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分享艰难。但是当他们走出大门，他们就不再是一个群体，不再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群体，他们将会被极具发展、快速腾飞的社会机器甩出去的个体。

与此同时，劳动力过剩的中国农民源源不断地离开土地，走进“世界工厂”，在生产中被锻造成工人。他们被叫作农民工，也叫作“新工人”。从工人阶级到“新工人”，微观上体现的是劳动者在社会上地位的改变，宏观上体现的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改变。面对这样的改变，有人选择拒绝，有人选择逃离，而有人则选择顺势而为、先富起来。而对我们而言，除了挽歌，也许还有其他更好的回应过去的方式。

注释：

[1][2]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J].读书杂志,2004(1).

[3][5]《铁西区》作者王兵访谈：我为现在拍电影.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fad1e50100ibnp.html.

[4]李静.瓦解与重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形象的书写（1999-2011）[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6]蔡翔.革命/叙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23.

[7][9]戴锦华：阶级，或因父之名——谈《钢的琴》.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934/c20.

[8]“中国工人”形象引世界争议.http://news.cctv.com/special/xinwenzongshe/20091224/102837.shtml.

贾 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责任编辑：蔡郁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