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治理后的方家胡同徘徊在留恋与迷失之间

李明子

“任何一种问题都有很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最公平的是照顾到最广泛群体的利益和感受”

餐吧大门被封堵的前一周，北京市方家胡同西侧Ramo餐吧的店长毕磊接到了通知。

这是北京市东城区“百街千巷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从今年1月开始北京全城“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中的一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人将其简称为“治理拆墙打洞”。

上午11：00，施工队到了。先是拆掉了Ramo餐吧标志性的黄色大门，很快，红砖和水泥运到，砖墙就一点点升起来了。

餐吧事先没有宣布停止营业，有五六桌客人在安静地用餐，但没有任何人询问“这是在干什么”。不过，投资人破天荒地来到店里，和毕磊一起坐在桌边，看着门洞渐渐缩小，正午的阳光一点点从室内消失。一个小时后，大门彻底变成了一堵红砖填补的墙面。

这天是5月24日，距离Ramo餐吧正式开张两年半。

根据北京市政府年初发布的计划，到今年年底，全市的“疏解整治”行动计划拆除违法建设4000万平方米以上，整治“开墙打洞”行为1.6万处。但据北京市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已封堵了2.1万户“开墙打洞”行为，拆除违建3000多万平方米。

商业氛围初兴的方家胡同在治理行动中遭遇“重创”。两个多月中，原有二十多户商家减少至8家，剩下的也在做关门的打算。迅速而低调的行动，有人点赞，有人不解，也有人无奈。

为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下简称“中规院”）从专业角度对此进行了一项为期3周的调研。没想到的是，这份调研报告真的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规划出的“小联合国”

Ramo是意大利语Ragazza Medorna的缩写，意为“时髦女生”（modern girl），但整体装修却是简约与后工业混搭的风格，大水泥墩子的前台，方木做成的餐桌，东北角一处酒吧高台，用牛油果绿、鹅黄、橘红的彩砖拼出地中海风情，大门和占了半面墙的窗框都是明黄色的。

不过门窗封堵后，改由側面巷子的一个小铁门拐进餐厅，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店内原来精心设计的一处处色彩。光线实在是太暗了。

据毕磊介绍，选定在这里开店，是看中了这里的文艺氛围。方家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街道，毗邻商业味道十分浓郁的南锣鼓巷，距离京城小资流连的五道营胡同也不远，但在有传统文化风韵国子监和胡同内几处保护文物的包裹下，又冲淡了四周的商业化味道，“是个闹中取静，但又不过于僻静的所在。”

方家胡同商圈的兴起，也晚于上述地区。2009年8月，原本位于方家胡同46号院的北京市机床厂被改造为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当时，这里据称将被打造为“东城区的798”。

很快，2011年，东城区政府又发布了《安定门街道区域发展战略规划（2011年—2030年）》，其中指出，要以方家胡同46号为基点，加快循郡王府腾退改造，通过示范带动，提升胡同整体发展活力，积极推动沿街文化展示、餐饮休闲、创意体验等业态发展，促进先锋艺术与市井生活融合，“打造胡同里的文化艺术群落和创意休闲港湾”。

小剧场、文化沙龙空间、小旅馆、设计工作室相继入驻。以46号院为核心，周围渐渐出现了各式风格的小咖啡馆、手饰店、茶吧。2014年Ramo进入时，整条街已具备了浓浓的文艺气息，但租金还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Ramo所在的方家胡同64号，原本也是家餐馆，占地100多平方米，办好营业执照、消防许可证等手续后，就正式开门营业了。

同样在2014年搬到方家胡同的，还有35岁的美国人Benjamin Heisler，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酋长”。酋长是中美混血，妈妈是香港人。在外公的熏陶下，酋长从小对中国武术和文化充满好奇，但直到2005年，他才正式来到中国。四处游玩了两年，学了一年半汉语，又在北京高校教了5年英语口语后，他搬进了方家胡同。

起初是因为租金便宜，又可以与老北京直接交流，但渐渐地，他对迷宫一样的胡同产生了兴趣。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在附近闲逛。胡同中总有惊喜，有时是一家能做出家乡味道的汉堡店，有时是一家中世纪风格的骑士酒吧；拐个弯，一家美国古董店撞进眼帘。方家胡同的白天和夜晚流动着不同的血液。白天，酋长坐在胡同口沙发上晒太阳，和大爷大妈聊天；晚上，这里变成了“小联合国”，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在这里用各种语言交流。

2015年夏天，Ramo慢慢积累的回头客已占到50%，餐吧开始实现营利。经营势头见好，2016年6月，Ramo将隔壁的房屋租下来，开了家酒吧。为了区分经营性质，两家店并未打通，但没等酒吧经营步入正轨，就接到了整改通知。

依法依规进行整治

毕磊是在4月初收到街道通知的。通知大意是，方家胡同将开始治理，封墙堵洞，4月16日前如不自行改正，将被“依法依规进行整治”。投资人和房东还被约到街道办事处去开了通报会。

整改日期没有通知上写的那么严格。4月底，方家胡同的各家商店还正常开门营业，不过附近街道的整治行动已经启动。毕磊为了保护墙面以及施工不影响营业，5月初便先请来施工队将临街的窗户封了起来。“我们几乎是政府动手前胡同里第一批自己整改的商户。”

毕磊对自行封堵后的效果十分满意：坐在室内，还能看到窗户原本的样子，紧贴着窗户的红砖墙也清晰可见。但抱着“多开一天是一天”的想法，他仍然没舍得把门封掉。

5月24日大门被正式封堵后，毕磊把餐吧和酒吧打通，吃饭的客人只能从酒吧开在侧面小巷的小门进店。毕磊就意识到，是离开的时候了：连大门都没有了，收益下降是迟早的事。他说那一刻的心情像养了3年的宠物被迫杀掉，“心疼，但没有别的办法”。

据公开报道，方家胡同“十无示范街巷整治工作”于5月23日正式启动，对方家胡同内存在的90处“开墙打洞”行为进行集中整治。据东城区百街千巷环境整治提升指挥部办公室（下文简称“百千办”）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截至9月14日，东城区全区各街道已经拆除违法建筑超过20万平方米，治理4000余处违规拆墙打洞。

李明智今年60岁，在方家胡同住了60年，从祖父辈起就住在这里的一处四合院。“越来越吵！”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尤其是周末，有的酒吧开到深夜3点，“根本没法睡觉，我住在巷子最里面都听得见”。胡同里公厕有限，酒吧客人有时找不到，就随处便溺、呕吐；大杂院一般不锁门，常有人闯进去耍酒疯。

住户与商户的纠纷时常发生。有时因为噪音扰民，有时因为原本就不够的停车位被挤占，派出所民警常被叫来调解，有的酒吧店主还会在“扰民”后送给邻居一些酒水作为安慰，但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这些问题是逐渐形成的，有一个过程，”百千办副主任杨希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最初曾采取过与扰民商户店主商谈或处罚等措施，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平衡。但随着商户逐渐增多，居住与商业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政府不得不研究更有效的办法治理这些违法违规行为”。

2014年9月，东城区人民政府下发了《东城区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方案中明确指出：整治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维护首都形象，充分发挥首都功能核心区作用，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有效解决并改善背街小巷存在的环境脏乱问题。

在收效甚微的情况下，2017年初，北京市政府又出台了《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这份方案细化了之前的整治内容，确定了整治目标。落实到东城区，政府要求在2019年前完成全区178条主要大街和1005条小巷的整治提升。

今年4月14日，东城区政府正式成立百千办，共有43名办公人员，此外设有规划、民生、宣传、执法和纪检5个专项指挥部，并在街道所在地设立了19个分指挥部。

“封堵开墙打洞只是其中一项内容。”杨希说，后续还会涉及风貌复原、架空线入地、留白增绿、建设便民服务综合体等工作，但这些整治目标的第一步，都是先封堵之前拆掉的墻面，恢复胡同的原始状态。

针对不少有营业执照的商户门窗被封，杨希解释说，“最关键的是居住房屋不具备商用条件。”他举例说，有的住房没有足够的仓储空间，一些商家就占用公共空间来存储货物；开办餐饮需要充足的燃气，按规定要将燃气与活动空间相隔离，胡同民居面积有限，有的商家就搭建了房中房，带来安全隐患。

“今后，‘住改商将不再允许。”杨希说。

方案与知情权之争

方家胡同刚一进入整治，沿街店铺改造前后的对比图就出现在了网络上。改造前，生动活泼，风格各异，人潮涌动；改造后，街道整洁，但千篇一律。

中规院学术信息中心规划师郭磊注意到了这些图片及其引发的评论。她向院里领导请示，能否从规划角度对方家胡同的治理做一次民间调研？获得同意后，她带着两名实习生开始了走访。

走访过程中，调研团队发现，多数居民对胡同治理持支持态度。一位老人说：早就应该整了，搞得胡同那么乱我们怎么生活啊！另一位老人也说：胡同能保证我们基本的生活服务就可以了，不用这么多店铺。但也有人疑虑：要恢复历史文化风貌，是恢复到哪一朝哪一代？甚至有人担心：如今胡同只剩一家小卖店了，“那还不等着涨价？”

而商家的反馈也并非是单纯的反对或抱怨。虽然有一部分人认为，“只有通知没有商量”的行为方式让人无法接受，不区分经营性质的“一刀切”和统一修缮后的面貌让胡同失去了多样性；但多数是站在支持的角度，思考北京胡同今后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

比如，坐落在方家胡同46号院内的品牌推广公司NC SPACE的店主认为，胡同发展的症结不在“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是从南锣鼓巷商业化开始就没有好的前期规划。“如果从商业化初期，就有经过调研后形成的规划，既满足居民诉求，又能为商业发展提供规则，就不会有现在的问题。”他以京沪两地对比，“北京现有的城市规划是没有‘逛街这件事的，上海法租界、田子坊有逛街的尺度，而北京胡同没有了就只能去大商场，脱离了人和人的接触关系，最传统的习惯就不存在了。”

户外俱乐部“野友趣”刚运营半年，店主表示，政府只需在最初制定一个标准规划，告知大家，每一块地可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然后放手交给市场，民间的智慧和力量就会在这个限度内迅速完成文化的开发和商业的交融。“希望有个计划能让我们有个出路，能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调研团队发现，大家并不是反对治理胡同环境，只是要求对政府政策的知情权和讨论权。

中规院规划师何凌华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对南锣鼓巷地区的发展进行过调研。她发现，南锣鼓巷是以附近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消费行为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最初只有安静的咖啡厅，随着名气的提升、资本的入驻，十年后演变成以旅游经济为主的业态，并呈现出过剩的状态。方家胡同也是同样，是随着46号院的形态渐渐完备，才开始吸引更多的游人和商家，为周边区域注入了商业元素。只要46号院存在，这种发展规律将会一直持续。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恢复风貌之前，还是需要一个整体的规划来明确不同功能的分布，这个规划不应该仅仅是一个风貌型的规划，更应该是一个标准型的规划，管理型的规划。”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何凌华认为，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方式或可为北京未来城市规划提供借鉴。新加坡有一个Activity Generation Plan（活力激发计划）的规划决策过程，政府首先对历史建筑区域的功能进行直接划分，明确哪些临街面可以入驻商业，哪些只能保持居住功能；对于可以进行餐饮经营的区域，相关部门出台指导细则；同时，为保证居民权益，街道施行分时管控。这个过程是公布在互联网上的，社区、商家都可以发表意见，最终形成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