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在哪里

2017-10-28 18:57:19 读者2017年22期

董倩

1960年,吕雅芳不到三岁,上面有两个分别为十三岁和十岁的姐姐,还有一个七岁的哥哥。对于这么大的孩子,吃就是全部。她总是饿,哭哭啼啼地缠着妈妈、姐姐要吃的。别说她,所有人的胃都是空的,像一个巨大的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吕雅芳的母亲心急如焚,她的四个孩子正在长身体,喂饱他们是做母亲最起码的责任,但是她做不到。持续很久的大饥荒看不到有结束的迹象,母亲不知道再这么下去该怎么办。母亲和婆婆绞尽脑汁,每时每刻都在想什么能吃,哪里有吃的去填孩子们的胃,树叶、树皮、草、草根……能想到的都吃掉了。

给吕雅芳喂饭,一吃到草她转头就吐,然后哇哇大哭,只有米汤里屈指可数的那几粒米才能让她安静下来。终于有一次,她把母亲硬往她嘴里塞的草吐掉之后,母亲大吼:“吕雅芳,你这么吃,别人要不要吃?你还让不让别人活?”吕雅芳从没见过母亲发火,哭声一下子被吓了回去,她惊恐地看着母亲。母亲看着眼前被吓傻的小女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搂过女儿泪如雨下。孩子没错,她太小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本来就是要吃最细软、最有营养的食物,她的胃怎么能消化得了粗糙的草根?她已经两岁多,却还不会走路,因为发育不良。孩子想吃,做母亲的满足不了,还要责备孩子。可如果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都给了她,那其他三个孩子和婆婆怎么活?

当晚,母亲和婆婆在家里有了一番对话。“妈,把雅芳送到上海去吧,毕竟上海大,不缺这一张嘴,村里有好几户都把孩子送出去了。”沉默,再张口,是婆婆:“送吧,放在咱们家,怕是养不活了。”二女儿吕顺芳听见了,一下子冲到她们面前:“妈妈、奶奶,送我吧,把我送到上海吧,我记得家,长大能找回来。”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坐在吕顺芳面前,说起那天晚上的这一幕,当年那个被饥饿追赶的十岁小姑娘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我问她:“当时知不知道‘送是什么意思?是像夏令营那样去去就回,还是永别?”

老人清瘦、矮小,但精神矍铄。她仿佛回到五十多年前:“我知道的。送就是送给别人,再也回不了家,见不到妈妈和奶奶了。但我还是想让她们送我去上海,因为我太饿了。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一碗一勺能捞起很多米的粥。妈妈把脸一绷,凶我说,你太大了,被人发现会被遣送回来。你妹妹小,不记事,送她走能让她活下来。”吕顺芳还清晰地记得,她当时羡慕得不得了,希望自己是被送走的那一个“幸运儿”。

人对事物的理解很难跳出自身的感受。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近乎疯狂的绝望,所以不能想象一个十岁的孩子会因为吃而永远地离开母亲。我问:“不知道这就是生离死别吗?”“我只觉得这是一条路,一条活命的路。我还小,我想活。”是跟妈妈永别让自己活下去,还是跟妈妈在一起受饿,只能二选一。这种极端的选择本来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在当年,却逼迫着宜兴高塍和官林的几乎每个家庭。

第二天放学回家,妈妈和妹妹都不在了。后来,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里,母亲对那一天闭口不言。为了寻找妹妹,吕顺芳一点一点撬开了母亲的嘴,从只言片语中拼凑起大致的经过。那是母亲永远不想说的事,埋在她心里,折磨了她半生。

那天,母亲抱着雅芳,坐轮船,换火车,到了上海。母亲没有把雅芳放在人流如织的火车站,因为虽是农村妇女,但她知道,干部有稳定的工资,能养活孩子,她要把她的孩子交给一户上海人家。她出了火车站,走到天目路。她不识字,只能凭感觉分辨哪里像一个单位。没走多远,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母亲本能地感觉到这里上下班的应该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她把雅芳放在石头台阶上,从怀里掏出一个饼塞到她的小手里,雅芳绝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惊喜,不顾一切地用小舌头舔着这个从来没尝过的美味的食物。对一个长期饥饿的人来说,那一刻就是在天堂了吧。什么是撕心裂肺、挖心掏肝,你能想到的最疼的感觉,就是那一刻母亲的全部感受。“雅芳,好吃吧?妈妈再去给你买。”雅芳抬起头,不相信妈妈说的话——怎么可能还有?她拼命地点头说:“好吃,妈妈,好吃,还吃。”母亲最后抱抱雅芳,不敢再停留。她生怕被警察发现,也怕自己会迈不动步再把孩子抱回家。她转头就走,又一次剪断了母女间的“脐带”。

母亲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位于浦东的弟弟家。她不吃不喝也不说話,就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弟弟、弟妹使劲摇晃她,问她到底怎么了。缓了很久,她说:“我把雅芳扔在上海了。”说完,她放声大哭。

第二天,母亲又回到雅芳吃烧饼的地方,孩子早不见了。四处打听,有人说好像是被统一送到北方去了。

时隔多年,吕顺芳的解释让我明白了她母亲的逻辑:要让孩子活,就要扔掉她;因为深爱她,所以送她走。同样,吕顺芳自己也宁愿永别母亲,去填饱肚子。饥饿,是最原始的欲望。只有吃饱,人才能表现出做人的尊严。

我问她:“后来你有没有设想过,如果换了你会怎样?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就是饿死了也有个交代;可是把孩子送出去,她什么样你就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送呢?”我是想说,我不理解,我不会去送。

吕顺芳一字一句地说:“我家的邻居,他家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跟你说得一模一样。她没有送出一个孩子,一个儿子在她身边饿死了。她今天跟我说,她最羡慕我,因为我有妹妹可以去找,而她的儿子没了,她没处可找。我有希望,她连希望都没有。你不会理解当时母亲们的选择,没有谁比母亲更爱孩子。她们能背着一辈子的骂名,把孩子送出去,是因为只有送出去才有希望,有可能不被饿死。她们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这就是母亲。我理解我的妈妈,她是最好的妈妈。”吕顺芳说这些话时,老泪纵横。她懂得母亲为了这个选择,一辈子承受了什么。

送走妹妹回来,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妹妹送到上海了,她有饭吃了。”之后,就再不提起。从那时起,妹妹这个话题就是家里的禁忌,谁也不去碰,谁也不敢碰。母亲本来就少言寡语,自那时起话就更少了。

几十年里,母亲只有一次主动说起了雅芳。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了,周围的邻居都盖起了漂亮的楼房,母亲看在眼里,有一天她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说给顺芳听,轻轻地念叨了一句:“要是我们雅芳在,一定过得比他们好。”顺芳听了心里一怔,这是母亲憋了多少年才吐出来的一句话,她心里对小女儿一寸一寸的思念外人怎么能体会。她越是不说,越是说明她被自责和内疚折磨得痛苦。顺芳嘴上没说,但是心里却想,一定要去找妹妹,只有这样才能让母亲的心安宁。

雅芳在这个家里只是个过客,两年零四个月。没有单人照,也没有全家福,在母亲和顺芳的记忆中,她被定格在那个年纪。

顺芳做生意,全国各地跑,哪怕到了大西北,她的眼睛都不放过周围的人,她想在人群里寻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雅芳长大了是什么样,顺芳和母亲都只能凭猜测,从对方的脸上寻找一些依据,也许像妈妈,也许像二女儿顺芳,谁也不知道。

2000年,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廊坊的上海孤儿回上海寻亲的新闻。在转瞬即逝的图像里,吕顺芳看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那么像母亲,会不会是妹妹?她从电视台翻录了节目,拿回家仔细看,决定试着联系。没想到回复得很快,双方约定去做DNA比对。等待的过程中,那个像妹妹的中年妇女来到吕顺芳家。

当她站在吕家门口时,吕顺芳母亲就已经知道她不是雅芳。虽然两岁多就分离,但毕竟是母亲,母女间那条神秘的通道外人是闯不进去的。心知肚明,母亲和順芳却都没有说——人家千里迢迢来了,何苦要亲手戳破她心里那个美好的寄托?可能她一辈子的重心都在那儿。

母亲认为自己也有一个多年离散的女儿,万一自己的女儿也像这个“女儿”一样在找妈妈呢?找错了的话,人家能给她一个温暖的夜晚,让她继续找下去也好啊。晚上,母亲和“女儿”睡在同一张床上,将错就错,把她当成雅芳。母亲多想她就是自己的女儿,如果她是雅芳,母亲一定会用余生去加倍弥补当年的狠心。雅芳也是人到中年,比当年送走雅芳时的母亲还大几岁,这些年她到底在哪里,过得怎样,妈妈多想知道啊。而“女儿”睡在吕家妈妈身边,睡得很沉,她找母亲也找了几十年,好歹找到了一丝希望,累了半辈子的心终于可以休息一晚,她心里也希望这个就是她的妈妈。

吕家妈妈和顺芳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DNA比对结果上:也许自己的感觉错了,她就是雅芳呢?结果出来了,吕家母女的感觉没错,果然不是雅芳。“女儿”拿着比对结果扑簌簌地掉泪,她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接下去她不知该怎么办,她实在是没力气再找下去了。

三年后,2003年的一天早上,母亲突然不行了,弥留之际,她已经不会说话,眼睛却迟迟不肯闭上。顺芳几次把母亲的眼合上,但母亲总是又睁开。顺芳突然懂了,母亲这是在等雅芳。她凑过去跟母亲说:“妈,你放心地走吧,我一定把雅芳给你找回家。”是听到顺芳做了这个承诺吗?母亲的眼睛不再睁开。

母亲走了,终于摆脱了近半个世纪的内心煎熬。接下去就是顺芳用她的后半生去兑现承诺。顺芳去过太行大峡谷,在深山老林里,她想到自己的妹妹,如果雅芳被送到这里,偏僻闭塞,她怎么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能知道她的妈妈、姐姐在找她?顺芳也知道有些孤儿后来到了欧洲或美国,她也设想雅芳没准就在其中。当然,顺芳也不是没想过妹妹可能早就没了,但是母亲坚信雅芳还活着。

每当有人找到亲人,顺芳就发自内心地替人家高兴,那是她和故去的母亲最大的期待,她懂得相聚意味着什么。可看着人家认了亲,她心里也隐隐地有些羡慕和嫉妒。为什么不是雅芳呢?雅芳在哪儿呀?人,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越长大,越成熟,越接近终点,就越想搞清楚几个终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吕顺芳在帮人寻亲的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有身份、有地位、有钱的人,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父母无奈地遗弃,却用自己的努力挣来后半生优裕的生活,事业有成,儿孙满堂。可是他们内心越来越惶恐,如一叶浮萍,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