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传》故事的戏曲传播述要

张志全　谭会敏

【摘 要】《英烈传》是明代通俗长篇历史小说，其故事在戏曲及民间曲艺中广泛流传，流传甚广。与《英烈传》小说相比，戏曲《英烈传》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传奇色彩更加突出，平民化倾向更加明显。这些作品反映了民间的好恶、希望与寄托，以及普遍的文化心理和感情倾向。《英烈传》向京剧转化的过程，其实是《英烈传》走向民间、走进大众，逐渐生活化、世俗化的过程。

【关键词】《英烈传》；戏曲传播；京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9-0010-02

《英烈传》是明代通俗长篇历史小说，其传本有《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云合奇踪》等，虽然上述传本的回目及内容略有出入，但主要故事情节大同小异。作为演义小说，《英烈传》故事多附会正史及稗官野史，其成就有限，艺术独创性不强，但提供了“演义小说的一种标本”。因此，虽然在清代遭到禁毁，但坊间刻本仍然较多，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在戏曲及民间曲艺中广泛流传。

一、《英烈传》故事在京剧中的传播概况

《英烈传》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有京剧、川剧、湘剧、秦腔、汉剧、桂剧、潮剧、晋剧、豫剧、滇剧、河北梆子、同州梆子、徽剧、楚剧、粤剧、莆仙戏、高甲戏等剧种。其中，京剧剧目保存尤多，《京剧剧目辞典》收录的有《扫地挂画》《龙凤呈祥》（又名《一两漆》《一两七》《油漆匠嫁女》）、《朱洪武出世》（共三本）、《梵王宫》《叶含嫣》《射雕联姻》《串龙珠》《反徐州》《反徐州》之二、《万民欢》（又名《红旗军的祝捷年》）、《武当山》（又名《朱洪武打擂》）、《状元印》（又名《三反武科场》）、《铁岭关》《王禹三踹牛塘峪》《九江口》（又名《忠义臣》《火烧陈友谅》《鄱阳湖》《张定边》）、《九江口》之二、《广泰庄》（又名《三请徐达》）、《智取北湖州》《火烧百凉楼（共二本）》（又名《百凉楼》《兴隆会》《乱石山》《常遇春救驾》）、《探滁州》（共五本）（又名《师生反目》）、《淮安义》《战滁州》《取池州》《采石矶》《取金陵》（又名《凤吉公主》《芜湖关》）、《紫金锁》（又名《郭英嫖院》）、《宁国府》（又名《收朱亮祖》《天长关》）、《顺天兴》《战太平》（又名《花云带箭》《太平城》）、《新战太平》《正气图》《挡亮》（又名《战土台》《江东桥》）、《夺太仓》《盘陀山》《八达岭》（又名《常遇春大战伯颜图》）、《居庸关》《明英烈》（共八本）、《北海现金桥》《莫愁女》《万事足》《游武庙》（又名《刘基辞朝》）、《福将胡大海》《碧血桃花》等40余种（凡一剧多目者、多本连台者视为一種，折子戏未单独统计）。

从《英烈传》戏曲所表现的人物来看，主要有朱元璋（在剧中或称为朱云龙、朱彦龙、朱洪武等）、刘基、徐达、花云（或称为花荣）、朱亮祖、郭英、沐英、常遇春、胡大海、康茂才等正面形象，刘福通、陈友谅、张士诚等农民起义首领形象，以及元顺帝、脱脱、萨敦、完颜龙等反面形象。就正面形象而言，朱元璋是明代开国皇帝，是元末起义的主要首领，尤其是其布衣发迹变泰的故事，契合了民众的普遍心理，其被反复搬演也在情理之中；以刘基、徐达为代表的明代开国英烈，理所当然是京剧表现的重点。

从演员搬演曲目看，一些经典的故事自近代以来反复被京剧表演艺术家搬上舞台。如《扫地挂画》先后有小翠花、马富禄、尚富霞、徐如云、董度云、郑多云等参与表演；《梵王宫》有朱琴心、贾碧云、张文艳、张文奎等参与表演；《采石矶》自咸丰以来，先后有张三福、冯双德、钱宝峰、钱金福、许德义、沈三玉、尉迟喜儿、王福寿等参与表演；《挡亮》则有王喜云、余玉奎、陈啸云、刘宝玉、丁连生、小二顺、汪桂芬、刘春喜、王凤卿、陆长林、孙盼云、时德宝、谭鑫培参与表演；《战太平》更是吸引了程长庚、谭鑫培、言菊朋、杨月楼、余叔岩等20余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此外，京剧名家马连良擅长演《串龙珠》《广泰庄》等；盖叫天曾演《智取北湖州》等。京剧表演艺术家反复排演《英烈传》故事，折射出民间对《英烈传》故事及主要人物的喜爱。

二、民间文化心理与戏曲传播

《英烈传》小说本于史实，早期故事在明代初期已在民间流传。到清代虽遭禁毁，但禁而不止，除涌现诸多小说刊本外，更有搬演常遇春大战伯颜图的《千秋鉴》传奇面世。花部兴起之后，《英烈传》成为京剧及地方剧种的宠儿，它们大量改编英烈故事，其中尤以京剧为甚。《英烈传》京剧剧目与小说相比，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传奇色彩更加突出，平民化倾向更加明显。这些作品事实上反映了民间的好恶、希望与寄托，以及普遍的文化心理和感情倾向。《英烈传》向京剧转化的过程，其实是《英烈传》走向民间、走进大众，逐渐生活化、世俗化的过程。

（一）草莽气概与侠肝义胆

小说走向世俗的过程，也是不断吸收世俗情感和市井文化的过程。从《英烈传》小说向京剧的转变来看，主要表现为对草莽英雄与侠义精神崇拜等主题。自古以来，草莽英雄以其独有的亲和力赢得了民间的钟爱。历来传诵的草莽英雄故事，如替天行道之宋江、醉打蒋门神之武松、倒拔杨柳之鲁达、率直忠诚之李逵、胸无宿物的张飞等，不仅早已成为妇孺皆知的英雄，更是成为了一种象征和文化符号影响后世。朱元璋以布衣起兵的历史事实，使《英烈传》迅速与草莽文化联姻。《扫地挂画》叙朱元龙（即朱元璋）委身佣工；《朱洪武出世（二本）》中的朱元璋贫困潦倒，吃白食被抓，以致沦为乞丐；《朱洪武出世（三本）》中朱元璋与沈万山赌博等，均凸显出朱元璋的这一特点。此外，演绎其他开国英烈及农民起义将领草莽形象的剧目有《梵王宫》《状元印》等。

草莽英雄天生拥有一副侠肝义胆。侠义精神与侠义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史记》曾记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侠以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劫富济贫、仗义疏财、刚直豪爽等性格为人称道。《英烈传》京剧剧目中的一些人物被赋予了侠义精神，如《梵王宫》中的花云母子，发现元世袭万户侯耶律寿欲谋夺韩妻，勾通县官，并将借据二十两私改为二千两时，义愤填膺，报知韩妻之父刘福通，共议救韩之计；《串龙珠》中的侯伯清为解救朋友而典当家藏宝珠；《状元印》中常遇春大闹武科场，以及《取金陵》中虚构的游侠伍福等都是侠义精神的代表。“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英雄的特征，作为‘力与‘勇的化身，具有类型化倾向；另一方面，又寄托了下层人民特别是市民阶层的道德理想与生活情趣”，这种双向的结合既是《英烈传》在民间传播的需要，也是民间文化固有张力的体现。

（二）巾帼英豪与爱恨情仇

戏迷与观众是戏曲表演赖以生存的基础，即便是“贫困戏剧”，也离不开观众的参与。戏迷伴随着戏曲表演而产生，而戏迷真正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为人们所重视，则要推延到清末民初京剧兴盛之后。此时，以票友为代表的戏迷阶层随之兴起。戏迷阶层的壮大与戏迷文化的形成，对京剧表演的内容与形式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影响，一些票友甚至直接参与和干预剧目的改编，进一步拉近了剧目生产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观众的审美期待与细微变化更加直接反馈给京剧创作者和表演者。同时，戏迷的构成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清末以来，京剧女性观赏群体大量涌现，尤其是以慈禧为代表的具有绝对权威的女性观众的出现，对传统以男性为主体的叙述方式产生了较大影响，势必促成京剧剧本在女性缺位的故事中，大量增加评书、传说中刻画女性的情节，甚至张扬女性之美德。

复仇主题与木兰代父从军故事的结合，是京剧加入女性角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复仇主题可上溯春秋战国时期，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流传千年，家喻户晓。《英烈传》京剧剧目往往将复仇与代父（夫）从军结合起来，宣扬女性英勇杀敌的大无畏精神。如《夺太仓》虚构了张虬之女秀莲，讲述徐达带兵攻取太仓，常遇春为先锋，太仓守将张虬亲自出战，为常所败。张虬之女秀莲，代父从军，为父报仇，徐达部将皆不能敌。最后由徐达亲自出战，才擒获张虬父女；《八达岭》中虚构了常遇春之女常瑞凤，讲述常遇春被元将伯颜图刺伤左腿，中毒身亡，其女常瑞凤闻知，主动请缨，代父报仇；《盘陀山》中也虚构了朱亮祖之女朱凤英随父出征。令人惊奇的是，民间不仅虚构了代表正义一方的女性形象，还虚构了代表元朝腐朽统治一方的女性形象，且她们在故事中已无所谓正与邪，主要突出其英勇善战、勇猛无敌的巾帼形象。这种不以一般善恶标准来褒贬女性形象的方式，进一步印证了女性形象及女性故事在戏曲中出现的目的，即满足广大女性观众的心理期待。

如果说代父从军故事中虚构的女性形象，尚是在男权社会影响下产生的，且带有男性色彩，那么，对爱情故事的虚构，则从正面凸显了女性的阴柔之美。如《叶含嫣》《射雕联姻》《梵王宫》中的花云与柳含烟（或称叶含嫣）；《淮安义》中的张兴祖与刘月娥等都是于小说之外杜撰的爱情故事。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使故事更加生动，更加亲切；英雄形象更加真实而不虚幻，且个性十足。再从这些“爱情故事”的结局看，无一例外都以夫唱妇随，拜堂完婚结束，这也正好与民间的大团圆结局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审美期待相契合。

综上所述，《英烈传》小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传播。在传播過程中，有的是小说故事的再现，有的则是在民间文化影响下的杜撰和虚构，增添了故事的传奇色彩，这是《英烈传》小说走向民间，逐步世俗化、生活化的一种必然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英烈传》小说在民间的传播，是向平民大众与民间文化的妥协与转化；而民间文化也借助于《英烈传》实现了一次新的展演和重构。

参考文献：

[1]陈文新.《英烈传》：历史向故事倾斜[J].明清小说研究，1990（2）.

[2]曾白融.京剧剧目辞典[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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