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所体现的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及其启示

陈锡喜

“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随着临时政府的统治一再发生危机，列宁领导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制定了继续革命的方针，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有了十月革命所催生的崭新的“苏维埃”政权诞生。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推断，“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简单地说，就是“发达国家、一批胜利”。而俄国当时还只是一个资本主义刚刚发展、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俄国出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为它可能将引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这些国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帮助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成功。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则验证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一国胜利”的理论。

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规律的解读中，马克思是从物质运动规律推演出人类历史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线性规律并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但同时又说十月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这一规律，而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一国胜利”，同在“发达国家、一批胜利”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别。这一问题，在列宁领导革命时，就有争论。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如果俄国工人阶级不是继续支持资产阶级执政，而是要马上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在“说梦话”“发疯了”。而苏联解体后，又有人把脏水泼到列宁头上，认为列宁十月革命就是“原罪”。

其实，列宁并没有“说梦话”，更没有“发疯”，而是在传承马克思思想薪火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他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践逻辑，而得出与马克思不一样的结论。而这两个逻辑的结合点，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对垄断资本主义新特点的方向，从而揭示出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上一世纪之交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而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两个问题：其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是不是历史的必然？其二，它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是由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决定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引发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工业化从轻工业发展到重工业，生产力实现了又一次飞跃，它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即使资本日益集中，逐步形成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逐步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基础。既然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是客观必然的趋势，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能适应它，同时分析它可能产生的矛盾，并利用这些矛盾来推动社会进步。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使生产更加社会化，而生产资料为更少数的人占有。因此，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消除竞争，反而使这一矛盾激化，使竞争层次更高、更加残酷，这将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剝削和压迫。同时，为了转移这一矛盾，垄断资产阶级将在国际上加剧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于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它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引发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廉价原料、劳动力供应地和商品输出市场的战争。

上一世纪之交，新老帝国主义之间就为此爆发了“美西战争” “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此后，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升格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根源，“是由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资本的发展、全世界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尖锐矛盾，相反孕育了更大的危机。于是，列宁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至于“一国胜利”的国家甚至可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列宁同样是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推导的：这些国家资产阶级还比较缺乏统治经验和手段，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比较强，同农民也比较容易结成联盟，它可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而当时的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其社会矛盾要比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复杂更尖锐，其中既有发展资本主义要求同农奴制残余的矛盾，又有劳动同资本的矛盾、发达工业地区同落后边区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国内被压迫民族同大俄罗斯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专制制度的矛盾以及与西方国家的矛盾。这样，俄国已经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和最薄弱的环节。

而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俄国所卷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工厂倒闭、农田荒芜、通货急剧膨胀，力量消耗殆尽，经济全面崩溃。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能从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出路，“现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这使无产阶级爆发革命有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即它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性机遇；但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战争，战争可以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这又是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的，因此，十月革命又具有必然性。这一必然性，背后体现的是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的胜利。面对历史提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导火线”，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奋起斗争，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和主动性。也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不断提醒全党：“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还不具备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政治上缺乏民主的传统，文化上充斥着文盲，国际环境上处在经济文化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它给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带来了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难题。

由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历史的主动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我们可以引出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的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苏东剧变并不能证明所谓十月革命的“原罪”；其二，十月革命从实践上突破了西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特殊规律，却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他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对于十月革命的认识，厘清这两点基本结论，才能把握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论断，以及要从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来看中国对社会主义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的内在逻辑的论断，从而对中国革命道路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提供自信的辩护。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