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三查：毛泽东高度关注的新式整军运动

谈志兴

解放战争以来，人民解放军接受了大批解放区参军战士和大量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出身，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很快有了进步和提高，但是旧社会、旧军队的坏思想、坏作风在一些人中仍然存留，而且其中还混杂有少数敌方下级军官、国民党员、间谍特务和兵痞流氓，在部队起着不好的作用。从解放区参军的战士中，因为有些地方审查不严，也夹杂有一些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

针对这种现象，朱德在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

在这种情况下，从1947年冬到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间隙，开展了一次新式的整军运动。这次整军运动又称为“诉苦三查”运动，是与1947年党领导的“土改”运动同时进行的。其主要内容有：在部队各级党委领导下，采用自我教育的方法，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同时，在整党运动中就已开始的、在提高阶级觉悟基础上进行的三整运动（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也作为新式整军运动的内容而继续开展。其中，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就是当时取得效果比较好的一个部队。

辽东军区第三纵队是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以冀热辽部队和鲁中军区的一部分部队为骨干扩编而成，武器装备比较好，但人员成分复杂。部队组建后，随即参加了保卫辽阳、本溪、四平战役。在从四平撤退到辽东辉南、柳河一带集结的过程中，经过连续20多个昼夜的行军、作战和抢修工事，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人员思想波动较大。从山东、河北解放区来的一部分同志，对抗日战争转变为解放战争的思想准备不足，幻想和平，厌倦艰苦的战争生活，不愿在东北坚持斗争，少数东北新入伍的人存在兵痞流氓习气，认为“穷八路”不如国民党，因而逃亡问题严重。1946年，仅第七师就逃亡了1520人。

第三纵队的诉苦，最早是在第七师第二十团九连（也就是机枪连）搞起来的。时任二十团三营教导员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

1946年2月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被调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第七师第二十团第三营任教导员。

我来到三营后，就参加了打国民党精锐部队新六军的砂子岭战斗。战斗中我发现：该营战斗力较差，个别士兵不敢冲锋；连排干部普遍反映“兵难带，仗难打”，有的干部三天两头找我要求调走。我想尽办法，做稳定部队的工作。行军时不骑马，帮助老炊事员挑担子；连、排干部也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带动广大战士。这样虽然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同志，感情也越来越近，但我心里仍然没有底。以后的战斗将会更加残酷，这样的部队能经住各种考验吗？

到了6月，在东北战场上，由于国共两党谈判，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因此，有一些同志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当时，关内在大打，很明显，关外的“和平”只能是暂时的，所以必须抓紧时间教育整顿部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可是用什么办法教育部队呢？

正在这时，师召开了建师以来首次政治工作会议，全师政工干部都参加。师政委李伯秋到会作报告，讲的是“阶级教育问题”。我们营与会的几名干部讨论得十分热烈，他们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组织教育。可是，一讨论搞教育的具体方法，大家就卡壳了，谁也说不出个道道来。

回到营里我开始考虑如何落实师里的要求。可是，教育如何搞法，大家还是想不出办法来。正在这时，师宣传科发下来一套学习讨论问题，都是针对部队的一些模糊认识提出来的。我们逐题议论，有一个题目是“谁养活谁？穷人养活富人，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大家感到这个题目好，抓住了“根本”。于是，部队（第八连除外）就在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当时叫作“辩论”。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场讨论，引出了一个新生事物：“诉苦教育”。可以说这是一场应运而生的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

“谁养活谁”的辩论一展开，空前热烈，众说不一。渐渐地，分为两条阵线：一部分人认为穷人养活富人，讲了不少道理；另一部分人认为“富人养活穷人”。一位战士竟举出了自己闯关东生活无着，天冷了，冬天在一个地主家门外，被地主救活了，就留在他家吃饭干活的事例。因为那时人们还不会从经济关系认识问题，于是形成了互相谁也说不过谁的局面。会场上僵持着，长时间“冷战”，间或出现“你们没理了，投降吧”的起哄声，但没有对立情绪。虽然不断“冷场”，但战士们的态度都很认真，因为他们也急着寻求真理。

就在这“冷场”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一天，一个朝鲜族大娘找我说：“教导员，不好啦，你快去看看，机枪连的同志想家想得抱头大哭，饭都不吃呢！”我很吃惊，马上想去机枪连看看。恰好机枪连指导员刘子政来了。他眼睛红红的，情绪激动地说：“我们连今天开会时出了个新情况，二班副班长任纪贞发言时，他从算经济账讲起，他父亲给地主放了两只羊，每年繁殖的羊羔收入三百多元，但地主只给三十元。老人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生病还得干活，累得吐了血，临死前向地主借高粱米做点糊糊喝，狠心的地主婆不但不给，还张口辱骂。”讲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他失声痛哭，引发了全连官兵的悲痛，许多同志也一边哭一边控诉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竟然责备自己糊涂，受了这么多苦还说财主是好人，说“富人养活穷人”。还有的捶胸顿足，骂自己忘了本，想開小差等等。全连悲声冲天，如洪峰泄口。

刘子政含泪汇报，触发了我的悲痛感情，同时不由地兴奋和激动起来：“诉苦”是个好办法！我们营的根本问题可以解决了！ 我们没有再多研究，就召集各连干部来开会，大家齐说“太好”了！接着，让任纪贞到各连去“诉苦”。连“诉苦”这个词，都是在会议上随意提出来的。第九连指导员赵绪珍用驻地老佃户张大爷穿了14年的一件破棉袄和安口镇黄区长的一床破被子等事例，对部队进行两个阶级、两种政权、两种军队的政治教育，发动大家“挖苦根”。诉苦教育，极大地启发了广大官兵的觉悟，激发了对敌人的仇恨。

1947年，敌人对南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一保临江热水河战役中，我们营的干部战士表现得很勇敢，战斗力也明显增强。这次战斗中，我营九连战士房天静只身冲进敌阵，猛打猛冲，俘敌十余人，成为纵队第一名特等功臣。纵队刘西元政委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这么勇敢。房天静回答说：“因为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把过去虽然受苦却认不清敌人，连队开展了诉苦教育，才提高覺悟的事汇报了。首长听了很高兴，认为是件新鲜事，就派人到三营调查了解。于是，“诉苦教育”逐渐引起了团、师、纵队、东北军区首长和机关的注意。

师、团机关帮助九连总结了诉苦教育的经验，将他们的做法概括为：“吐苦水”“查忘本”“下决心”。三纵队政治部认为九连的诉苦教育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派人同师、团一起研究和充实九连的经验，然后向全纵队做了介绍。

经过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于1947年9月28日，就东北部队进行土地政策学习、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治部写了报告。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经验，亲自对《辽东三纵学习土地改革政策（诉苦）之二》做了修改，并转发全军 ，从而促进了全军诉苦运动的展开。

1948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参加西北野战军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了部队进行诉苦三查运动的汇报。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在西北野战军开展的战役中，我军指战员表现了高度团结一致、勇猛顽强、不怕困难和牺牲的精神，从而迅速取得歼敌5个旅近3万人的巨大胜利。这次战役涌现出来的大批英雄模范，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诉苦三查提高了阶级觉悟的同志。

如刺杀英雄刘四虎，是解放区参军的翻身农民。他父亲给地主干了大半辈子的活，一次干活时砸断了腿，地主不给治，也不给工钱，去衙门告状，怎么也打不赢官司。以前总以为是命不好。在诉苦运动中，大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帮助他提高了觉悟，他认识到，穷人的总苦根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彻底推翻不可。在这次战役中，他表现非常勇敢，一个人刺死7个敌人，自己身上也挨了11刺刀，于是他成了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

诉苦三查运动的显著效果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宜川战役之后4天，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中，深刻地阐述了诉苦三查的伟大意义，并首次将其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