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漂族”：无处安放的幸福和晚年

玄增星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年迈的父母也纷纷跟着儿女漂泊异乡，这些老人被称为“老漂族”。

他们起早贪黑，悉心照顾新生的婴儿；他们往返奔波，接送孙辈上学；他们做好饭菜，等待儿女回家；他们一面享受天伦之乐，一面承受着孤独与烦恼，时刻畏惧于城市生活的陌生……这个群体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代人，从熟悉的故土到陌生的城市，语言不通、习惯各异、医疗保障不足、难以融入新环境等都让“老漂族”陷入困境与尴尬之中。表面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极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这些老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在每天的黄昏中奔波忙碌，也在一生的黄昏中漂浮不定。

“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时钟的指针指向下午5点。55岁的金秀琴利落地换下胸前印着“GAP”的粉色家居服那是女儿穿腻了原本想扔掉的衣服。她穿上自己的红短袖，抓起一个尼龙袋，把穿着肉色丝袜的脚蹬进黑色平底鞋，快速按下昏暗楼道里的电梯按钮。

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这双平底鞋匆匆穿过狭窄的胡同、低矮的居民区，穿过汽车、自行车、行人和宠物狗，停在一家幼儿园的3楼。对于金秀琴来说，这段路是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熟悉路线。5岁的外孙手里拿着一块饼干，已经等了一阵子了。

她掐着表算，接到外孙后要送他去上半小时的辅导班，然后必须在7点之前做好晚饭。离家之前，她已经把豆角择好洗净，只等下锅。

5年前，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金秀琴离开生活了50年的东北铁岭。

相比热闹的黄昏，老人们的清晨要落寞许多。

早上5点，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他们几乎同时醒来。从陈显兰的房间向外望去，北京京通快速路上的路灯还在灰蒙蒙的空气中亮着。这是一套两居室，她轻轻走到女儿的房间，给外孙女喂牛奶、换尿布。外孙女现在一岁多，年纪跟陈显兰来到北京的时间一样。

客厅里没有窗子，黑漆漆的。她把自己关进厨房，在锅里加上水和小米，放在火上慢慢地熬着。按照河南老家的习惯，早上她通常会炒几个菜，“吃不惯这边的咸菜”。

一年半以前，62岁的陳显兰在老家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同样在做饭。在滋滋啦啦的油锅旁，她听见还有两个月就临盆的女儿说自己要上班，没有时间洗衣做饭，想请她过去帮忙。

放下电话，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高兴。从女儿上大学开始，母女俩已经有10多年没长期在一起生活了。孩子要强，从来没让父母担心过，可这一次，身为母亲的她也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欣喜。

62岁的田慧芬和63岁的程丽云分别从哈尔滨和大连来到北京，为儿女照看下一代，至今已经有10年。她们来的时候连箱子都没带，就背了一个包。两位老人互不相识，却说着同样的话：“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学者潘永康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年轻人婚后先与父母合住，等自己有子女后与父母分开，在子女成婚后又与父母合住，最后再分开，如此周期循环。其中，婚后与父母合住的主要考虑是住房，由于父代通常先拥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奔父代”的选择，体现出“父代权威”的代际关系模式，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决策重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小，再次合住的重要考虑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这个时候，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

外孙已经上幼儿园的金秀琴白天很难打发。这几年，她发现周边有几处可以做免费理疗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去。做理疗的仪器要上万元，她已经“免费试用”了一年多，从没想过要买。

她們似乎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来到北京第二天，金秀琴就找到了离家最近的菜市场，她知道哪家的豆角、茄子、辣椒、白菜最便宜、最新鲜，也知道小区里仅有的几张长椅和健身器材的位置。

在小区，“老乡找老乡”的老人们形成了“东北帮”“老四川”等。有学者指出，同乡认同和同乡团体得到精心培植的程度、同乡情感和机构的牢固和力量，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但更多时候，她们依然保持着一种隔离感。陈显兰去菜市场买菜时，发现几乎没有人用现金交易，每个摊位旁边都竖着一个黑色的、“曲里拐弯的”条码，“人家说扫一下就行”。她不会用，手里紧紧攥着几元零钱。

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活动范围只是周围两公里之内。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也从来没买过任何东西。

他们不在乎一双鞋、一个包的价格，只关心哪里有喷泉、有长椅。女儿下班会经过的那个商场，陈显兰有时在二楼摇着手臂呼喊，女儿听见了，却没有抬头，匆匆走上电梯。

金秀琴楼下的清洁工会拖着长长的儿化音跟她说，“外地人怎么着也不如北京人”。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为了让他们更快地“接收与被接受”，陈显兰的女儿特意把单位分配的人民大会堂讲座名额给了父母。老两口听完之后直说后悔，“里边都是年轻人，穿西装打领带，拿着手机和本子不停地记，哪有像俺们这么大年纪的，跟傻子似的。”陈显兰盘腿坐在床上，不好意思地说。“不过大会堂真气派，有好几层，还铺着红地毯哩！”

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陈显兰也想老家。她坐在一张10厘米高的小板凳上，用力搓洗着外孙女换下来的衣服。“孩子衣服容易脏，一天要换两三次。”她不习惯用洗衣机，觉得手洗洗得干净。

洗衣服时，她说她常想“老家里老人的脏衣服也该堆成山了”“再有十天，地里就该变黄了”。

以前她家年年种棉花，到了秋天地里白花花的一片，“看着可高兴”。但是棉花需要人打理，村里的人在这几年间走了将近一半，几乎没人种地了。地里只种了一些大豆和花生。

最近，她的老伴来京探望时带来了一个包裹，里面一半是葡萄，另一半是桃子，“都是俺们在自己院子里栽的，可甜。”陈显兰笑着说道。

金秀琴也想家。她老家在铁岭农村，自从来北京之后院子里啥也没种，只是地里还种着玉米。2016年过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每天傍晚拿着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从5点一直跳到8点。

“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大家都认识。”她喜欢老家敞亮的门厅和院子，“一开门就上街了，多方便”。她不喜欢住带电梯的房子和七拐八弯的楼道。

跟外孙和儿子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她觉得“憋屈”。在老家习惯了睡觉不穿衣服，刚来北京的那段时间，她愣是睡不着。被问到回老家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时，老人想了半天，说“要非说有啥，就是没有路灯”。

这些老人们不仅准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在权威、地位等方面的损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再是家庭收入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为了维护做父母的权威，克服被抛弃和无用的感觉，他们会坚持分担日常事务，为子女勤俭持家。

华东理工大学的李静雅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指出，在迁居地照顾晚辈的忙碌生活让这些老人有了一种充实感，对子女家庭的依赖程度较高。阶段性居住的老人在遭遇心理和精神困扰之后，由于无法自我调适和宽慰，会选择回到老家，但由于想念子女、子女需要等因素，又会重新踏上迁移之路。

黄昏如期而至，陈显兰和老伴在电动车上，两个衰老的躯体把一个熟睡的新生命夹在中间，缓慢地朝夕阳驶去。

他们心里清楚，自己陪伴外孙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两个儿子的下一代也需要照看，他们即将“漂”到另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