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

黄英君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30)

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

黄英君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30)

利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以及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业务发展数据等，实证研究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关联性。研究发现，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金融深化指标与开县经济增长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以贷款效率和贷款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扶贫效应亦较为明显。更进一步研究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深化和推广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模式，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以及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推进。

农村合作金融； 资金互助组织； 金融深化； 金融扶贫

一、我国扶贫开发及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现状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这就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和大量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流出，城乡发展差距加大，二元结构的问题更为凸显，“三农”问题也迟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破解二元城乡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中国农村经济，消除贫困，提高农民收入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30多年来我国扶贫取得了巨大成效，贫困人口率从30%下降到了4%，然而，“区域性”“连片性”是当前贫困地区的明显特点。从全国贫困人口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民族地区，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最高，少数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达到1813万人，占比32.5%*资料来源：国家民委网站“2015年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情况”。。随着区域性扶贫攻坚和精准扶贫计划的开展，近年来，国务院批准实施了武陵山等11个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通过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区域性贫困陷阱”。

在改善农村贫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上，国家主要通过财政补贴，大体涵盖了农业生产补助、贴息贷款、粮食收购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帮助农村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建设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扶贫模式的整体效率和精准度并不高，金融方式的运用也很不到位，低利率的政策性信贷资金还进一步破坏了信用环境[1]。随着金融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金融扶贫显现出更好的扶贫能力和效果，更加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于过去财政扶贫的输血功能，金融扶贫则是造血功能，通过农村金融体系中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与竞争，向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注入活力。要实现金融扶贫的造血功能，必须改善贫困农村地区的资金外流现象。通过对重庆市开县等贫困县的前期调查发现，农村资金外流严重，这种资金的“倒吸虹”现象不利于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2]，而开县的农村资金互助会却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重庆市开县即为现在的重庆市开州区。2016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开县，设立开州区，并于同年7月22日正式挂牌成立。但调研期间为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因此，仍沿用“重庆市开县”的称谓。此外，关于重庆开县的农村资金互助会，即指“开县民丰互助合作会”(2008年由“开县小额信贷”易名而得)，文中简称为“民丰互助会”。。关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界定，一般是指在有条件的农户专业合作社或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由合作社成员自愿入会,组成为会员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自我服务组织，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要模式，也是新形势下的一种金融创新形式。

2006年，银监会出台《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若干意见》，准许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信用合作组织等，这对于民间资本加入农村金融建设和金融扶贫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2007年，印发《农村资金互助社示范章程》，从此，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向社员提供存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具有扶贫、互助、自救等特征。资金互助组织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区不断发展、演变，资金互助制度也由民间试点逐步获得了国家政策的认可。我国现有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由中国银监会批准并发放金融牌照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截至目前全国仅有60家*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得。，由省级银监局负责监管，目前处于停批状态；二是地方农工办或农工委在专业合作社框架内审批的资金互助部，受中央一号文件和农业部相关政策鼓励，目前在全国已经超过1000家，仅江苏就有400多家；三是扶贫办“贫困资金扶助项目”所设立的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会，2006年财政部开始试点该项工作，由专项安排投入的财政扶贫资金以及贫困村内农户以入股方式投入的自有资金组成；四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农民资金互助会。总体估计，目前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超过万家，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蔚然成风。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势态良好，得到地方政府实践和学术界研究的肯定，但其发展模式和效率需要金融扶贫实践的进一步验证，本文从重庆市开县民丰互助会的实际运作资金出发，尝试分析其资金扶贫效应。

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扶贫运行机制及效应分析

如前所述，我国的扶贫主要通过财政拨款，完善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提高生活水平。虽然单纯依靠财政拨付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直接收入[3-4]，但是，这种模式效率相对低下，甚至还会出现贫困识别的偏离，有数据表明，其对中等户与富裕户的覆盖率达到51%和33%，而对实际贫困人群的覆盖率则只有16%[5]。

(一)金融扶贫与金融精准扶贫

单纯的财政扶贫缺乏效率，金融则是扶贫开发的核心要素、有效手段和重要杠杆，而赋予金融这一功能就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与之相匹配[6]。2013年11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基于过去扶贫工作的反思，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贫困农户状况，提出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的“精准扶贫”方略，是当前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机制[7]。精准扶贫通过诱导各种市场手段改变传统财政拨款的扶贫模式，变“输血”为“造血”，而促进财政与金融相互联动、推动金融扶贫是实现“造血”功能的重中之重[8]。现阶段，金融扶贫受到扶贫信息共享不完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等限制，尚未能有效发挥其作用，要充分实现“金融精准扶贫”还需重新予以定位[9]。

长期以来，我国贫困人群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由于农村产权制度的限制，金融机构与贫困群体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贫困人群“信贷难”。因此，金融机构应该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式，树立普惠金融的理念，承担起扶贫的责任，通过扶助贫困弱势群体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10]。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落后，贫困人群的金融弱势地位使得他们陷入 “金融抑制”困境。鞠荣华等使用2006—2010年的宏观统计数据对农户金融效率的分析发现，农户金融贷款在总体上不断改善，但农户的金融抑制现象普遍严重，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较高，私人借款成为贫困农户借款的主要供给者，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11]。正因为贫困农户金融上的弱势地位，无法借助正规的金融方式脱离贫困，然而目前农村资金互助会实践显示，农村资金互助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贫困人群的金融抑制困境。

(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与金融扶贫

在某种程度上讲，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研究，是农村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互助合作原则上谋求发展，以本区域农民为主体，不以盈利为第一目的，主要是满足中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需求，贷款只能贷给入会的会员或社员。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农村金融市场在微观层面上的探索与实践，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激活农村地区金融抑制的资金要素，是新形势下的“草根金融”。张德元和张亚军认为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依托于农户金融上的互助，商贷和保险得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才能不断壮大[12]。对于农村中的贫困农户、一般农户来说，自己设立、所有、管理以及收益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显得更为重要[13]。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一种成员主导型金融组织，通过成员的整体互助，提升了成员的金融资质，一定程度上提升贫困人群信用不足的问题[14]。朱乾宇等运用博弈论及有关案例分析研究得出，发起人投入的组织成本和专有性资源，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起成立和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发起人显著异质于普通社员，从而提高了成员的相对金融强势地位[15]。

近年来，因担心农村资金互助社的风险控制问题，中国银监会的正规牌照暂停申请，那么它的风险程度究竟如何呢？一般地，带有扶贫性质的资金互助会往往不以盈利为第一目标，贷款利率相对低，但是政府的过度监管增加了互助社的运营成本，并造成社会福利损失，非法运营的农村资金互助会效率还相对较高[16]。关于现阶段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社员利益问题，董晓林等利用采集的微观数据发现，由于监管政策对存款利率的严格限定，使得农村资金互助社呈现出强烈的净贷款者利益倾向，导致其常常陷入资金不足、发展迟缓的困境[17]。赵锦春和包宗顺[18]则运用2010—2014年苏北13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调研数据，实证结果显示互助资金规模的提高能提升农民资金互助组织运行的稳健性。在风险监控上，金融监管机构或主管部门采取非审慎监管原则，譬如存款利率上的弹性，融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样才能实现农村资金互助会的可持续发展[19]。

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运行效率方面的研究，诸如梁静雅等考察安徽太湖实际情况，将银监会批准的资金互助社与专业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社比较研究，发现前者的经营绩效要优于后者，而后者的社会绩效要优于前者[20]。同样地，商文莉和郑少锋[21]运用DEA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运行效率与资金规模正相关，金融许可证能够提高互助组织的运行效率，而无依托组织背景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运行效率更高。

三、农村金融及扶贫问题的研究方法

承前所述，很多学者在进行农村金融创新和发展方面的研究时，大多通过自向量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但这类分析和检验方法往往对于数据的要求较高，否则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效果也常常不如人意，而灰色关联分析法在研究农村扶贫效果方面应用的比较广，可以避免农村资金互助会数据方面的局限性。灰色关联度十分适合动态历程分析，能够对系统发展的变化态势提供量化的度量。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农村金融及扶贫问题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有不少采取了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相关研究。

(一)基于GRA法的农村金融及扶贫问题研究回顾

影响农村贫困的因素有很多，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来自于自然的也有人文社会制度引起的，但各个影响因素对贫困的影响也是千差万别。因此，确定各个相关因素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重要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为我国正在着力推进的扶贫攻坚提供决策依据，能够引导扶贫资金更具效率地运作。

在研究贫困山区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方面，邓莉和冉光和[23]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发现，重庆市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受农村金融规模的影响，金融支持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力度不够，农户收入与金融关联度不高。由于贫困农村地区的金融抑制，金融对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力不够。翟彬和杨向飞[24]以2002—2006年农村扶贫资金为例，对贫困农户收入与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农业生产和创收性方面的投资进行关联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作用最明显，其次是对农业生产和创收性方面的投资。即使同一影响因素，在不同贫困山区和农村地区也存在差异性。汪晓文[25]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得出，甘肃农村贫困影响因素的紧密程度依次为自然条件、人口素质、生产资金、农民工就业，金融资金方面的支持能体现扶贫效果，但效果欠佳。张琦和陈伟伟[26]对区域扶贫进行关联分析，并对片区扶贫开发成效的现状和增长两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后发现，四省藏区、秦巴山、燕山—太行山和滇西边境四个片区的扶贫成效较为显著，而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的成效相对较差。

正如前文所述，单一的财政扶贫效率不高，那么，贫困地区的金融体系对扶贫的影响程度如何呢？肖祎平等[27]对湖北省金融深化与贫困水平进行分析并建立灰色关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深化对贫困水平的影响是异质且不均匀的，金融规模对贫困强度有最大正影响，金融效率对贫困广度有最大负影响，对贫困深度有显著负影响。对于衡量扶贫效率的指标选择，相关研究习惯性以贫困地区的人均GDP或者农林牧渔业人均增加值衡量，借用这一思想理念，下文将设置衡量开县民丰互助合作会的金融关联指标。

(二)GRA Method应用的基本阐释和拓展

灰色系统理论是1982年由邓聚龙教授提出的一个针对不确定性强，信息不完全的系统进行描述、预测、决策以及控制的理论，提出通过一定方法，对系统中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找出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灰色关联分析法则是通过计算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几何相似程度，并量化得出各个变量之间的关联系数和关联度矩阵，两个因素间的关联系数越大，二者的关联度也就越大。常见的几种关联度计算类型有邓氏关联度、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灰色斜率关联度等。其中，邓氏关联度(Deng’s correlation degree)是最为经典的一种计算方法，充分考虑了点点之间的绝对距离对关联度的影响，可以满足实证的要求，因此本文选择计算邓氏关联度，其模型构建如下：

首先，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定义。在灰色关联分析中，解释变量构成比较序列xi(k)，被解释变量组成参考序列yi(k)，k为时期，每一个因素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数值。因此，两个序列可以记为：

xi={xi(1),xi(2),……xi(k)}
yi={yi(1),yi(2),……yi(k)}

(1)

定义序列之后，首先对序列进行“初值化”处理，以保证所有数列都有公共的交点。若各个指标的量纲不同，要将其化为无量纲，再进行后续两级最大差和最小差的计算。

进行初步处理之后，求出序列差，并从其中找出两级最大和最小的序列差：

minimink|yi(k)-xi(k)|;maximaxk|yi(k)-xi(k)|

(2)

并计算关联系数，公式为：

(3)

ρ为分辨系数，取值在[0，1]之间，一般情况下，取值为0.5。

那么关联度为：

(4)

其中n为数据的长度，为两序列间的关联度，也就是xi与yi的关联度。计算出两个序列间一一对应的关联系数之后，进一步就可以得到一个关联度矩阵，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矩阵中所有关联度数值的大小可以分析出哪些因素属于优势因素。

四、农村合作金融影响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

如前所述，由于民丰互助会年度数据较少，选取民丰互助会的民间资本指标和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指标，对这两类指标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更好地对比分析民丰互助会的金融扶贫效应，将样本数据分为两个部分，即民丰互助会的民间资本指标数据和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指标数据。民丰互助会的数据来源为2011—2015年间民丰互助会公布的业务数据，重庆市农村经济的数据来源为2011—2015年发布的《重庆市统计年鉴》。

(一)指标选取

1.农村民间资本金融深化指标

麦金农和肖在1973年建立了一个衡量国家金融深化程度的体系，包含三个指标：①金融存量指标：即一国在某时刻的金融发展状况，包含金融资产存量与国民收入的比率(ID1)和金融资产存量结构指标(ID2);②金融流量指标：即某一时段间的金融发展情况，包括社会总投资中财政投入所占比重(ID3)，居民总储蓄中银行储蓄比例(ID4)和企业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来源的比例(ID5)；③金融资产价格指标。King & Levine[28]提出了四个金融发展水平指标：①商业银行贷款占其中央银行贷款的比例；②金融中介流动负债占GDP的比例；③私人企业分配贷款比例；④私人企业借款总额与GDP的比例。

国内的研究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通常采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几个指标。其中，农村金融规模指标可用金融相关率(FIR)来表示，数值上等于农村金融资产总额与农业GDP的比值；金融效率指标(FE)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效率，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表示；金融结构指标(FS)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融资活动中所占比重，用农村新增贷款占同期农村社会融资规模比例表示。

2.农村经济发展指标

大多数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在选择经济增长指标时，都采用GDP进行衡量。衡量农村经济的增长情况，则采用农村GDP进行衡量，这是一种最为直观的指标[29]。也有的文献认为直接运用GDP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选择人均GDP增长[30]，GDP环比增长率[31]，或是农业增加值[32]进行衡量。也有的学者采用多个经济增长指标，除GDP之外，还考虑了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乡镇企业增加值等等[23,33-34]。这些指标的相关数据均可以在有关年度统计年鉴上获取，均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本文在考虑经济增长指标时，由于开县民丰互助会情况较为特殊，一是其贷款方针为“贷农不贷企业”，加上乡镇企业增加值数据获取不全，因此研究中不使用乡镇企业增加值作为指标之一，而考虑第一产业增加值，或者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以及农村居民人居纯收入；二是由于不确定影响力的大小，因此同时选择重庆市数据和开县的数据做一个对比，初步结果对比后选择合适的指标。

(二)关联指标设置

计算出两个序列间一一对应的关联系数之后，进一步就可以得到一个关联度矩阵，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矩阵中所有关联度数值的大小可以分析出哪些因素属于优势因素。研究共设置了两个母因素序列，以及三个子因素序列。每一个母因素与对应的三个子因素均存在关联度，如其他的以此类推，得到矩阵R：

(5)

(三)模型调试过程与结果分析

模型调试数据采取重庆市的整体数据为基础点，逐步调整和替换指标，最终选择优化的民丰互助会的相应指标，调试过程如下：

(6)

(7)

(8)

考虑到2011年到2012年中国银监会有关农村资金互助社(会)监管政策的变化，一些指标数据发生剧烈变化，使用2012—2015年的数据进行优化，则得到矩阵(9)：

(9)

(10)

从矩阵(10)的R值可以看出：

第一，民丰互助会的农村金融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金融扶贫效应明显。关联度矩阵(10)中的平均数值为0.7853，说明农村互助会金融资本产生的金融效应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影响，对开县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关联度为0.8103，对开县农村纯收入的平均关联度为0.7603。矩阵中的关联数值不是特别高，无法得出二者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民丰互助会在近几年才开始获得快速发展，业务数据披露也是从2011年中期开始的，因此可获得的数据非常少，这使得二者的实证关系显示不明显；二是民丰互助会的规模较小，贷款额和资本金也不高，因此很有可能在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明显，不具典型性，因此实证得到的关系并不十分显著。第二，不同的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一方面，从纵向来看：整体上第三列数值大于第一列关联度，第一列数值又大于第二列，说明贷款效率指标相对于贷款结构和贷款规模为优势因素，而贷款规模指标相对贷款结构又更具优势。对每个子因素而言，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也不同，贷款规模对于农业GDP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于提高贫困农户收入更加显著，贷款规模则与后者的关系更为紧密，贷款效率对二者的促进作用都很明显，最为显著的是对农业GDP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横向来看：第一行关联度有两项达到0.8以上，数值很高，较低为0.7798。这说明贷款效率和贷款规模对当地农业GDP的关系十分紧密，影响作用明显，而贷款结构指标对当地农业GDP虽有影响，但作用并不显著。第二行的关联度数值均值为0.7603，说明在促进贫困农户收入提高方面，贷款效率和贷款结构是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

第三，农村金融资本的贷款效率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从结果上看，开县民丰互助会的贷款效率与农业GDP的关联度为0.8390，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关联度为0.7804，这两个数值相对最高。因此，可以认为贷款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扶贫效应最强。贷款效率的衡量，是用累计贷款额与注册资本的比例来表示的，民丰互助会的注册资本主要来源于会员的自有资本，金融效应会使得农村金融资本在农户的从众效应下不断放大，同时能够很好地抑制农村资金外流，有效缓解农村金融资本的“倒吸虹”现象，为农户提供数额增长几倍的贷款额，更好促进开县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实现脱贫致富。

五、农村合作金融革新与金融精准扶贫路径选择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内部运作模式的改革创新，将有效缓解农村贫困地区金融市场失灵的局面，提高扶贫精准度。自2006年中国银监会出台相关政策以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得到快速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不仅缓解了农村资金外流的趋势，而且为农村经济建设带来了新增资本，为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金融模式。作为贫困农户主导型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能促使贫困农户发挥参与金融的主观能动性，发挥金融的杠杆效应，有效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增长，提高贫困农户收入，实现城乡一体化。

本文在区域扶贫和精准扶贫有关理念的基础上，结合现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梳理了农村金融及扶贫问题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探讨如何衡量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运作效率和扶贫效应。考虑到农村贫困地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金融扶贫数据的局限性，本文对民丰互助会的扶贫效应研究采用灰色关联法的邓氏模型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最终的灰色关联度R矩阵结果显示：第一，民丰互助会的农村金融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金融扶贫效应明显；第二，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贷款效率指标相对于贷款结构和贷款规模为优势因素，而贷款规模指标相对贷款结构又更具优势；第三，农村金融资本的贷款效率与开县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金融效应会使得农村金融资本在农户的从众效应下不断放大，同时可以很好地抑制农村资金外流。

更进一步地，民丰互助会的发展实践表明，农村合作金融是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扶贫攻坚的重要资金来源，要保持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安全运行和持续性发展，需要政府适度监督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传统的扶贫模式效率低下，存在目标转化的问题，金融扶贫模式从目前的实践发展来看，精准度不高。通过对农村金融市场特点以及农户需求特质的研究，结合普惠金融的背景，同时基于实证分析得到的优势因素，本文提出农村金融资本深化与金融扶贫实践推进的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农村金融资本深化对农村经济增长存在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建议继续激活农村金融资本，以农村金融深化带动农村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可以从两个途径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一是扩大贷款规模，继续增加对贫困农户的贷款，二是吸纳更多的农村金融资本，构成机构的注册资本，发挥资本的乘数效应。从民丰互助会的农村金融资本数据来看，已有大量的民间资本逐步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扶贫效应，但是现有的农村金融资本规模是远远不够的，其发展仍存在很多制约，也无法很好地发挥其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因此，国家可以继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以股份的方式投资各类金融机构，发挥资本的活力，促进农村金融深化。

第二，精准识别视角下的金融扶贫，需要准确把握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特质以及金融需求特质，重新进行定位，发展农户主导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模式。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显示，贫困人群会形成特有的心理效应，这种效应影响他们的行为决策。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一种农户主导型的金融组织，能够在心理学角度更精准地了解贫困人群的金融需求，帮助提高扶贫的精确度。民丰互助会“到户扶贫制”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和实践操作经验，可以很好地用于精准识别。

第三，金融监管的法律层面上应承认农村互助资金组织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征信系统。在此基础上，应该尽快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规范，并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引导具有资金优势的银行机构与相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扩大运作规模。

第四，适当放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监管条件，允许连片贫困地区跨区域运作，加强连片贫困地区金融互助组织的一体化。譬如，作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的武陵山片区，可以在各省级地方政府(包括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和重庆市)的监管下，建立片区贫困互助组织，以贫困户主导型的金融组织带动连片经济的发展，实现区域连片协调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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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Deepening,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operative Finance

HUANG Ying-jun

(SchoolofEconomicsandBusinessAdministration,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30,China)

Using the the local economic & social development data and Minfeng mutual business development data from Kaixian county, Chongqing City,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epen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ooperative financial effect. The results find that Minfeng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Kaixian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an, while the loan scale and loan efficiency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s are obviou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o deepen and promote the mode of rural cooperative finance represented by rural mutual fund organizations within certain extent,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rural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practice of financi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rural cooperative finance; fund mutual aid organization; financial deepening;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2017-06-02

10.7671/j.issn.1672-0202.2017.06.0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ZDB14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106112017CDJXY020005)；重庆高校创新团队建设计划(CXTDX201601007);新疆自治区软科学计划(2017D07010)

黄英君(1979—)，男，河南商丘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扶贫等。E-mail：Huangyj@cqu.edu.cn

F832.35; F323.8

A

1672-0202(2017)06-003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