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一位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盖世奇男子

董理

“中关村”，如今已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代名词。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建造这座以中科院为中心的科学城。最早中关村还被称为“中官屯”，今天走进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中关村，很难想象出当年只有几座小楼的“中官屯”是怎样的一种荒凉。这种“荒凉”同样也体现在了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之中。

在高楼林立、喧闹繁华的中关村，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很难发现有几座如同参天大树下几株小草一般的灰色小楼。这些如今看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甚至与整个时代都难以联系在一起的几座灰砖小楼，就是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居住地。其中被称为“特13、特14、特15”的3座小楼，曾居住过60多位中国科学巨擘。这三座小楼就当时来讲因为条件最好，所以专门用来安置海外归来的著名学者和国内各科学领域的知名科学家。“特”也就是指这些特殊人才。“特13”和“特15”都成“L”型，中间是“一”字型的“特14”。钱学森和钱三强当初就住在“特14”，此外还有大家熟悉的中国气象学家赵九章、中国核物理的开拓者赵忠尧、中国实验原子物理的奠基人王淦昌，甚至包括语言学界“一代宗师”的吕叔湘和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家顾准等多位早期中国学者，他们也都曾在“特楼”中过着“普通人”般的生活却给新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步入今天“特楼”所在的“科源社区”，虽然红墙红瓦早已在半个多世纪的打磨中褪去了最初的光鲜，然而在斑驳的墙壁上，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所透射出的历史凝重感。尽管如今“特楼”的墙壁已经被挂上了“房屋租赁”的牌子，却也无法掩饰其中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走进“特13”，当初的木质楼梯扶手已经被刷上了新漆，沿着楼梯，慢慢走向二楼，淡黄色的阳光穿过树叶从窗户轻轻地洒在走廊的地上，风吹过树冠，光与影相互交错，恍惚间似乎能够看到许多年前学者们穿梭其中的身影。当初的木门都换成了钢铁的防盗门，其中一个挂着“204”门牌的房间与周围略有不同，仿佛历史在这里逗留得更久一些。这扇门后就是在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郭永怀先生的故居。

郭永怀，这是个在众人眼中有些陌生的名字。但他却是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导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他也是唯一一位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被授予“烈士称号”的学者；他还是冯·卡门学派的中国传承者，钱学森的师弟。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诞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一个叫郭家村的地方。他生活的时期经历了从清朝末期溥仪登基到新中国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年代，往往容易造就不平凡的人生。而这些英雄也总容易遭到上天的妒忌。1968年12月5日凌晨，一架型号为伊尔14的小飞机，在距北京机场400米的空中突然失去平衡，逐渐偏离了降落轨道，奋力挣扎中歪歪斜斜地冲向了1公里外的玉米地，熊熊大火随着飞机一头扎在地上冲天而起，卷携着滚滚浓烟，在曙色未白的北京照亮了半个机场。当人们赶到现场，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尸体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等到人们努力掰开两具已经被烧得焦黑的尸体时，现场所有人不禁失声痛哭。一叠关于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究资料被完好地夹在了两具尸体的胸前。其中一具就是郭永怀先生的尸体。

“学道循迹踪”

郭永怀9岁才上学，虽然出身农民，家庭贫寒，但他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努力，成绩在学校从来都是拔尖。他小時候还遭受过一次绑架，父母几经波折，终于凑够赎金把郭永怀救了回去。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让郭永怀更早地懂得了坚强。20岁那年，郭永怀从青岛大学附中毕业，成功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1931年7月，他顺利从预科班毕业转入本科学习，选择了物理学专业。两年之后，郭永怀来到北京大学，在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先生门下继续深造。因为成绩优秀，深得饶毓泰先生喜爱，毕业时，郭永怀就被留在了先生门下担任助教和研究生。郭永怀也开始逐渐向中国近代力学研究先驱的迈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大西迁，和清华、南开一起组成西南联大，郭永怀就借住在了联大旁边昆华中学高中部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就在那个巴掌大小的四合院里，走出了新中国的6位科学家，除了郭永怀外其中还有钱伟长、段学复、汪德熙、林家翘、傅承义等。西迁的路上，日本空军的飞机接连轰炸，面对空中不停盘旋的飞机，薄弱的中国空军毫无作为，郭永怀那时起便萌生了要学习航空技术的念头。1938年夏天，中英“庚子赔款”留学委员会准备举办第七届留学生考试。消息传出，几千名学生蜂拥报名，但当时总共准备招生人数只有20人。郭永怀和他同一个小院的钱伟长、林家翘也报名了考试。因为他们都热切地希望能尽快用所学知识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因为觉得单学理论的物理没用处，再加上本专业报考人数太多，所以三人在报考英庚款奖学金的时候都同时选择了航空工程专业。然而，当时航空工程的报名人数已逾50人，而录取名额却只有一个。不愧是一个小院出来的，考试结果出来之后，三人的总分数居然一模一样，五门功课也都是全优。当时的叶企孙和周培源两位教授对三人也是疼爱有加，于是据理力争，终于让三位都踏上了出国留学的邮轮。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刚上船的三人不久就主动放弃了这次宝贵的机会。

原来郭永怀一行在上海刚上船，就得到消息，说他们将在日本的横滨停船三日登岸“观光”，并且会接受日本政府的签证。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三年，面对这种莫大的侮辱，郭永怀和同伴们义愤填膺，一致反对登岸观光，也不接受敌国的签证。随后，包括郭永怀、钱伟长和林家翘三人在内的22名中国留学生全体下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次机会。

天道酬勤，是金子总会发光。八个月后，郭永怀等人又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留学通知，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三人一起选择了应用数学系，成了该校第一批来自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1940年8月，一艘从上海驶向加拿大的“俄国皇后号”游轮上，二十几位意气风发的中国年轻人，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从此，郭永怀也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留学生涯。

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之后，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时任应用数学系主任的辛格教授多年来一直对此赞叹不已。郭永怀在拿到硕士学位之后，紧接着就开始准备博士论文。面对课题的研究方向，富有挑战精神的郭永怀勇敢地选择了当时空气动力学中最具难度的“跨声速流动研究”。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了当时著名的国际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汉姆航空实验室，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研习空气动力学。就是在这里，郭永怀认识了他生平第一知己，也是他的师兄——

钱学森。

1945年，郭永怀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后留任研究员。第二年，正巧康奈尔大学要开办一个航空工程研究生院。冯·卡门就让郭永怀随他的大师兄威廉姆·西尔斯一同前往康奈尔。钱学森那时有辆汽车，听说郭永怀要去康奈尔，恰好他也要去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就决定顺路开车送郭永怀一程。太阳从东方升起，又把西边的天烧得通红，意气焕发的俩师兄弟驾车奔驰在安大略湖边的公路上，一路向东驶去。两张年轻热血的面孔在傍晚的余晖下，燃得通红，就如同那两颗炙热的心。风刮在郭永怀和钱学森的脸上，两人的表情严肃中还透出一丝深深的焦虑。这焦虑缘于1945年8月，日本广岛、长崎的两声巨响。它惊醒了整个时代沉睡中的人们，无疑也给了出国在外的中国学子们当头一棒，就如同抽在脊背上的两鞭子。钱学森把师弟放在康奈尔大学的门口，深深地看了一眼郭永怀，没有过多的言语便又驾车驶向波士顿。郭永怀心中清楚师兄所想，回国振兴民族也是他内心最大的期盼。郭永怀深吸口气，平复了一下翻涌的热血，向航空工程研究生院走去。他心中明白，时机尚未成熟，还要继续卧薪尝胆。刚到康奈尔，郭永怀就声称：“我迟早是要回中国的，不要让我从事机密项目的研究。”

郭永怀来到康奈尔遇到最大的一个研究难题，也是人类飞行史中的一个瓶颈——“音障壁垒”。在美国向日本投掷完两颗核弹之后，也加紧了飞机航空计划的研究。人们发现，当飞机飞行速度在接近音速时，机身就会发生剧烈震动，随着速度的提升，阻力也随之剧增，操作失灵，极易发生坠机。突破“音障壁垒”成为了当时航空飞行中最大的难题，而那时人们认为这一壁垒是无法被攻破的。郭永怀来到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所为的就是要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如同他在面对博士论文时一样，挑战越大就越能激发他的斗志。就是依靠这种“迎难而上”的科学研究精神，郭永怀经过潜心研究，发展了新的计算方法，在“音障壁垒”上钻出了人类飞行史上的第一个“孔”。钱学森将这种计算方法命名为“PLK法”，其中“K”就代表郭

永怀。

1947年2月3日，一个晴朗的下午，冯·卡门同几乎所有的美国航空精英们聚集在了研究所的门口，郭永怀和钱学森、林家翘三位卓越的中国学者也在其中，一张灰白色的照片记录下了这群人类航空飞行技术的开拓者们。郭永怀的声望与日俱增，随着一个个世界难题地突破让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38岁的郭永怀在逐渐向着事业顶峰前进的同时，也迎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李佩。

“夕阳映血红”

2008年5月，满头华发，已经89岁高龄的李佩，仍旧居住在曾和丈夫郭永怀一起度过几十年岁月的中关村老屋——“特13”楼204室。看起来柔弱的李佩先生，聊起天来依然思维敏捷，眼神中透射出交融了愛与智慧的光芒。谈起与郭永怀相识，李先生已满是皱纹的脸上又添了几条笑纹。

1947年李佩跨海来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管理硕士学位，身材颀长的郭永怀用他渊博的学识和踏实的性格在李佩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永怀的眼中也多了一个谈吐优雅、风姿绰约的女子的身影。他们逐渐越走越近，互相到住地拜访。郭永怀虽然经常谈起航空领域的新进展，但却不像一个“书呆子”。李佩很快发现，郭永怀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他们买来一个老式留声机和很多唱片，一起欣赏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两颗心在音乐中融化，渐渐融合。

李佩回忆：“他（郭永怀）不是个善于表达的人，那时候我住女生宿舍，他自己有个单元房子，他就经常来宿舍找我，约我出去一块玩。”聊起去世的丈夫，李佩先生对丈夫的尊敬和爱意，时时化成淡淡的微笑，轻浮在她的嘴角。

距离1968年郭永怀飞机失事，已经过去了50多年，这间承载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房子，仍然摆放着许多当年郭永怀生前喜爱的事物，甚至整个家具的布置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一如多少年前郭永怀最后一次离开这个家时。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告别了妻子李佩再一次来到西北高原的实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李佩看着丈夫走出家门，怎么也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看到那坚毅的背影。

经过了在西北高原两个多月的艰苦研究后，12月4日下午，郭永怀因为发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数据线索，便迫不及待地要回京汇报。在得知兰州晚间会有一架飞往北京的飞机后，他便急匆匆地驱车前往兰州。到达兰州机场，已是暮色降临，同事劝说夜间飞行不安全，郭永怀笑笑摆了摆手，便执意钻进了飞机。

次日夜，在北京家中的李佩心中莫名的开始有些不安，原本早上就应该到达北京的丈夫至今都没有消息。空荡的房间里，白炽灯照射出无数条冰冷的光线，充斥在整个屋子，坐立不安的李佩，拿起身边的电话，拨通了郭永怀司机邵春贵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些不安，这让李佩心中更加焦急。邵春贵说是另外一个司机去接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李佩希望是丈夫改期了所以没有准时到家，然而事与愿违，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随后就传到了家中。或许是悲痛到了极致，李佩甚至忘记了怎样去哭泣，显得更加空阔的家中，只有丈夫生前喜爱的西洋钟在滴滴答答地一步步走着，不缓不慢，却把时间拉得无限长。

身为科学家的郭永怀在去世的时候，年仅59岁，但是为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两鬓早已斑白。飞机失事的现场，当接机的卫兵们看到抱在一起的两具尸体，其中一具未烧尽的脑壳后还有一小撮灰白的头发时，当场就跪地痛哭起来，那就是他们力学所的副所长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东方。

飞机失事当晚，李佩听说郭永怀当初在力学所的助手顾淑林要来陪伴自己，便用脸盆洗了把脸，整理了下头发。镜子中，秀美的李佩那些许泛白的面孔让本就娇小的她显得十分憔悴。李佩镇定了一下神情，打开屋门，礼貌地把客人迎进家门。两人基本没说什么话，整个房间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般，重重地压在地板上。顾淑林陪李佩睡在同一个屋里，李佩努力克制着自己内心的伤痛，她偶尔发出的一声轻叹，却如刀割般绞着顾淑林的心。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李佩整夜没有合眼，脑海中不停翻滚着有关丈夫郭永怀的记忆。

“韶华许故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远在美国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们，内心的激动之情丝毫不弱于身处祖国的人们，这种心情也带来了更多的焦灼，漂泊海外的日子变得更加难熬。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永怀参加过一个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进步组织——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协会成员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将来的发展和命运。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回到祖国，把自己的所学和技术全部奉献给祖国的未来。他们知道，这个日子应该不会太远了。

1947年，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以及中国近代力学和理论物理学奠基人周培源，都绕道欧洲返回了祖国。郭永怀和钱学森也在等待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1953年夏天，英国著名学者教授莱特尔力邀郭永怀前去讲学。郭永怀意识到这是一个绕道回国的好机会，于是向美国政府申请签证。然而事与愿违，早有准备的美国政府，对于此类技术人才的签证把关都十分严格，以防重蹈覆辙，便以种种理由拒绝了郭永怀的签证。没有成功离开美国，郭永怀心中虽有遗憾，但也没因此就放弃回国的想法，相反他明白了，这件事急躁不得，还需从长计议。巧合的是，郭永怀的师兄钱学森也又一次被美国拒绝了回国的请求。钱学森被拒之后，怀着满腔怒火开车来到了康奈尔，找师弟诉有国不能回的苦。素来不温不火的郭永怀拍拍师兄的肩膀劝解道，可能等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形势才会有所改变，他也一样盼望早日回国，再耐心等等吧。

1954年8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议开始。不久之后，美国政府取消了中国学者回国的禁令。消息刚一传出，钱学森就提交了回国申请，美国政府终于不情愿地盖章同意。郭永怀得到禁令取消的消息之后，早已按捺不住，可之前已经答应了大师兄威廉姆·西尔斯主持的一个研究项目。深知郭永怀重信义的钱学森只好先行回国，郭永怀答应师兄，第二年一定回去。

1956年，已经回国并担任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在给郭永怀的信中，企盼师弟早日回国的心情跃然纸上：“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名，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来！”

几个月后，郭永怀即将回国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小镇。在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国籍的华人朋友都劝他不要回国，在美国做教授，各方面待遇都相当不错，而且以后孩子还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地方呢？移民局的人也随之到访郭永怀的家中，在郭永怀即将回国的这件事上，美国政府更担心的是他的科技成果也会随之一同回去。在大师兄西尔斯为郭永怀举行的送别野餐会上，素来沉默的郭永怀做了一件震惊在场所有人的举动——烧了他所有的研究手稿。在场的朋友、老师和学生看着一页一页还未发表的手稿在炭火中燃起一次次火焰，接着灰飞烟灭，有的惋惜，有的赞叹。对众人反应不闻不问的郭永怀依旧表情淡定地继续把手中的手稿一页页扔进火中，待到全部烧尽，郭永怀言情坚定地说道：“家贫国穷，只能说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共同建设美丽的河山。”看到平时少言寡语的郭永怀心情如此激动，众人便打消了劝说的念头。

1956年9月，郭永怀的妻子李佩挽着他的胳膊，站在即将开往中国的“克里弗兰总统号”油轮的甲板上。海风拂面，16年漫长的留学生涯终于走到了尽头，无论之前吃过多少的苦，忍受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对故土思念的煎熬，在这一刻，两人都觉得值了。身边著名的物理学家张文裕先生也带着妻儿准备回国。就在油轮即将离岸之时，甲板上一阵骚乱，已经纠缠许久的美国移民局，来势汹汹地冲上甲板，要求检查张文裕先生的船舱，一阵搜查之后，拿走了许多手稿、文件。看着移民局的人扬长而去，张先生忽然明白了为什么郭永怀在走之前烧掉了所有的手稿，不禁感叹郭先生的远见。郭永怀早有准备，就算把所有手稿烧了，内容也早就铭记于心。

终于，长笛响起，载着中国学者的油轮缓缓离开了美国的土地，郭永怀激动的心伴着长笛声已经飞向久别的故土，长达16年的漂泊就此结束。

1956年9月30日，国庆节前夕，“克里弗兰总统号”油轮上突然传出一声：“看，五星红旗！”郭永怀闻声一个箭步蹿出船舱，把头探出甲板，望着远方边境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久久不语。

油轮靠岸，郭永怀终于踏上了阔别多年的祖国，踩在沉稳的大地上，狂跳不止的心也渐渐随之平复，但每一下心跳却变得更加坚实有力。走过罗湖桥，迎接他们的是何祚庥和胡翼之，何祚庥把一封钱学森的亲笔信交到郭永怀的手上。

郭永怀刚把信匆匆看完，眼泪就滚滚而下。

回国后不久，在钱学森的极力推荐下，郭永怀便担任了当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一职。在中国从1956年开始的十年科学发展黄金时期，虽然国家一无资本、二无基础，但政策的开明以及知识分子的积极热情，无疑为郭永怀这些有志之士提供了良好的施展空间。《光明日报》在1957年6月7日刊登了一篇名为《我为什么回到祖国》的文章，郭永怀这样写道：“由于执行了百家爭鸣的政策，对所有问题我们都空怀若谷，不经过讨论，就没有定论。对每一方面我们需要权威，但是权威绝不能专有真理。这点，我相信一年以来，已经是做到了。”荒凉的中华大地上，一颗颗饱满的种子都被种下，只待破土而出的一天，必定鲜花似锦。二战后，整个西方科技都在突飞猛进，尤其是美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郭永怀的离开，就等于是退出了世界科技的前沿，放弃了以往所有个人成就和辉煌，这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说，其代价之大不言而喻。

郭永怀总是说，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他的眼光一直放得很远，中国想要昌盛不衰，仅靠他们这一批科学工作者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郭永怀在担任副所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促成力学所与清华大学合办工程力学研究班，由他亲自担任班主任和主讲人。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工作者，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传承香火。第二件事，就是参与制订“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并担任力学科技规划专业组副组长。“他和力学界的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实际制定学科及其发展规划，使我国的力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到了能够通过现场测试、大型实验等多种手段并用的现代化阶段。”自此，他和钱学森致力于高超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成为了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力学现代化指明前进的方向。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不仅仅专注于研究，更多的是用世人所不具备的眼光去窥探未来，然后以一名战略家的姿态引领社会的潮流。郭永怀无疑是一名当之无愧的“战略科学家”。

早期中国想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如同要把一望无际的戈壁变成绿洲一般艰难，作为无垠荒漠中头几棵树苗之一的力学所，想要扎根戈壁，谈何容易。郭永怀把自己从美国带来的所有书籍、资料都拿出来给了力学所，就连他视为宝贝的手摇杆计算机也带到所里方便大家工作。不仅如此，家中的冰箱等电器也都搬了过去供大家使用，力学所已经成为了郭永怀回国后的第二个家。对待年轻的科技工作者，郭先生总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问题就尽管问，多急迫的事情他都会立马放下来为他们作解答。助手顾淑林印象中最深的就是郭先生常常嘱咐她，要坐得下来。“高处不胜寒”，强者们的孤独一样体现在了那些投身于科学事业的工作者们身上，忍耐“寒”的寂寞是做科学研究的一门基础课。郭先生告诉顾淑林，做学问，不能浮躁，必须要耐得住寂寞，问她能否30岁以后再结婚。顾淑林的答案是肯定的，就像是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一样，他们抛弃的和所忍受的，都是一种大爱的体现。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力学所的午后不再如往常一般宁静，窗外热烈的讨论透过墙壁、门窗，一点点在空气中蔓延。有的同事开始“坐不住”了，漫长的研究工作，让他们急于见到研究成果转换成生产力的一天。早在“大跃进”开始的第二年年初，郭永怀就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虽然他不会去顶撞党中央的决策，但作为力学所的副所长，他有责任也有义务去维持好所内的正常工作。1959年年初，在力学所大礼堂全所一年动员大会上。有人提出要马上解决生产实际问题，郭永怀坚决否定，并提到，科学发展就是一场接力赛，有人做技术工程，但我们不做技术工程，在接力赛中，我们要做的就是研究科学中的规律。

不同于钱学森“大刀阔斧”般的行事风格，郭永怀显得更加细腻。他们一人抓规划，一人抓落实，在这对“冯·卡门学派兄弟搭档”配合无间的协力合作下，中国力学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向着力学现代化的方向迅速发展。

郭永怀的一生，波折不断，他就像是专门为那样一个动荡、艰难的年代所生。出任力学所副所长之后，郭永怀平时的娱乐活动就几乎没有了，从美国带回来的两箱未拆封的新唱片全都给了广播电台。他以前喜欢集邮，收集了两大本的邮票也全部交给了邮局，就连喜欢的摄影也全都放下。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没有休假，也从不午休。所里在怀柔有一个实验厂，郭永怀经常奔波往返，早出晚归，他的乐趣都在工作研究之中。

中国乒乓球名扬世界的那场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中科院为了照顾科学专家们观看，曾发给郭永怀两张门票。他便带着妻子李佩一同前去观看，可是看了半个小时就匆匆离开，返回工作。别人问他怎么不看完，他说看着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自己也十分着急研究进度，希望赶紧回去抓紧工作，争取早一日在世界大放光彩。

“蘑云腾霄九”

1958年，中国大陆炮轰金门，美国强权干涉，骄横地将装了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运往金门，针对大陆展开多次核演习，面对美国的核威慑，中国大陆开始加快核研究。年底，在位于北京花园路一个很不起眼的院子里，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成立，也就是在将来负责核弹、氢弹研究、生产的设计院——九院。

1959年注定是我国核弹研制进入最艰难时期的头一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束后，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再加上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单方面撕毁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据模型和图形资料，紧接着第二年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刚起步的核研究事业一时面临人才缺失、技术停滞的尴尬窘境。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和苏联的背信棄义，毛泽东主席豪气万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决定，我们自己搞！冲破核封锁，研制‘争气弹，要快，要抢，就是不能让任何人敢于小瞧我们！”

伟人的呼喊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士气，但同时也把一块巨石压在了九院的头上。中国核武器总设计师钱三强，当时就住在中关村“特14”小楼，隔壁就是钱学森。两人住得近，又都姓“钱”，平时就十分亲密。一天，钱三强推门来到钱学森的家里，笑呵呵地就坐在了沙发上，两人也没什么可客套的。“我需要一个力学专家。”钱三强开门见山道。钱学森听完，两眼闪烁：“我可以么？”钱三强笑笑：“你来当然最好，可是你那一摊谁来管？”钱学森低头深思了一下：“你看郭永怀行不行？”“郭永怀？行！”钱三强听了十分

开心。

1960年3月的一个夜晚，李佩像往常一样准备好了饭菜，准备叫丈夫出来吃饭。突然，几声敲门声响起，李佩打开房门，发现门口站着一个笑容可掬，手里还夹着许多文件资料，和蔼可亲的中年男人。李佩认得是钱三强，赶紧招呼进了家。钱三强进门就直接去找郭永怀，两人关着屋门，一直聊到深夜。李佩多少清楚点钱三强的工作，心里预感到丈夫要开始一项重大的研究。几个小时之后，就见钱三强满面笑容地离开了郭永怀的家，一副有了着落、心满意足的样子。几天之后，郭永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候一走几个月都不在家。天不亮，“特13”楼下一辆车头上有条“银鹿”的汽车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就离开了小院，而每次回来都是披星戴月。关于工作，郭永怀没有提，李佩也没有问。

郭永怀来到九院，在总体部担任主任，负责把理论和试验的研究成果相综合。当时一共分三个部门，另外两个部门——理论部和实验部，分别由彭恒武和王淦昌负责。郭永怀最早是学理论物理的，后面又改学的空气动力学，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核研究武器化的总把关，同样也责任重大。“三大菩萨”——当时的人们这样称呼这三位中国核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2年，核武器研制团队的专家还都集中在北京，郭永怀一边忙于九院的工作，一方面继续不断努力培养年轻一代的力学工作者。他深知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道路还十分漫长，光靠老一批的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培养出许许多多的后继人。那年夏季，郭永怀想要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一门边界层理论课程，但是并没有相关的合适教材。他便主动放弃了休假疗养，同助手们经过数月的昼夜奋战，终于编制出造福无数力学后继者的《边界层理论讲义》。这份讲义加上郭教授生动、细致的讲说给当时的学生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郭先生逝世40周年之际，这本薄薄不足百页的讲义被复印出版，在后人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讲义教材，而成为了一本能够随时学习和参考的

专著。

一次，一位清华大学的青年工作者找到郭永怀，希望帮忙为他的一篇论文提些建议，郭永怀十分细心地指点了他的论文写作，并且还起了论文题目。当论文要发表时，作者把郭永怀的名字一同署在了论文上，这本是合乎常理的，但郭永怀看后，毫不犹豫地勾去了自己的名字，对作者和编辑坚定诚恳地说道：“国外的工作条件比国内优越得多，如果不是为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我何必从国外回来！说实在话，我从回国之日起，已把个人科研上的得失置之度外，我认为不署名有利于青年人增强独立工作的意识，有利于他们迅速成长。”

“60年代最大的事件可能就是中国核武器爆炸。”在美国解密的一份文件中，有这样一句关于中国研制核武器期间，反应美国对中国将会拥有核武器担忧的句子。从1955年开始，美国就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和发展进程，1960年末美国国家情报局的一份报告上就推断中国会在1963年进行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空军甚至推断中国会在1961年底进行。随着肯尼迪的上台，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的担忧愈来愈深。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中苏分裂加剧，美国便希望借此机会，联合苏联一起遏制中国核武器发展。美国智囊团推断“苏联比起担心美国拥有核武器，更加担心中国掌握核武技术。”肯尼迪相当认可这种看法，然而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美苏首脑峰会上，赫鲁晓夫却不认为中苏会永久分裂，并且还坚决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对于肯尼迪提出的中核问题，赫鲁晓夫几乎没当回事。这给中国核武器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但是美国妄图阻挠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野心从未破灭。1963年，苏联也开始担心起中国核武器的成功研制会影响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于是便同意了与美国签订禁核试条约，并要挟中国加入合约。当时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就像是摇篮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脆弱，面对霸权主义的威胁和不公平对待，如果妥协，就可能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1963年，党中央决定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无论国家多么困难，都要倾尽全力支持核武器的研制。集中在北京从事核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们陆续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试验基地。作为核武研制三大支柱之一的郭永怀心里十分清楚，核武器的成功研制迫在眉睫，这关乎了新中国未来的生死存亡。在美苏压力下，中国政府每争取到的一分一秒，都极其珍贵，核武器早一日出来，中国就早一日站起来。或许当时很多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者们都不知道，美国解密档案中记录过当时美苏甚至讨论过要分别派出一架携带核弹的飞机前往罗布泊的高空，投下两颗核弹，并引爆其中一枚。就在美国准备使用非常规武器摧毁中国核工厂时，肯尼迪遇刺身亡，为中国核武的研制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时间和机会。

来到青海核试验基地，郭永怀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核武器研制中，他和很多核科学家都明白核弹研制对于新中国而言，无疑是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这决定了新中国是不是能够真正踏入世界舞台，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郭永怀睡觉甚至从来不铺褥子，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睡在钢丝床上，一翻身就疼醒了，这样就不至于让自己睡过去。”3800米海拔的青海核试验基地，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寸草不生，黄沙漫天，干燥异常，氧气稀缺，温差极大，加上营养匮乏，工作者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尚不过半百的郭永怀两鬓已是斑白，看起来一日比一日苍老。爆轰物理实验，是原子弹研究中的关键环节。核弹是依靠包围在外面的炸药来起爆的，爆轰物理实验就是为了寻找到一个最好的引爆方式。在研究过程中，研制团队提出了两套引爆方案。对于毫无经验的研究者们来说，这两种方案很难取舍。郭永怀作为总体部主任，果斷地提出“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方法，这一举动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最终的成功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并且应用在了之后整个中国第一代核武器研制过程中。为了找到最佳方案，郭永怀甚至亲自跑到帐篷里去搅拌火药，这让周围的同事们一度相当紧张，他们深受感动的同时，也倍感核武器成功研制的迫切性。

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发进展从未放弃过追踪，不停地提出相关对策，甚至还准备派遣一架U-2轰炸机前去侦查，但因为临近美国总统大选，当时的约翰逊总统担心此事太过冒险会影响到选举，所以终止了这一行动。可以说中国核武器的成功爆炸，在内外交困中也得到了上天的许多眷顾。1964年10月16日，中国新疆罗布泊在发出一声震天巨响后，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熊熊升起，整个西北大地都为之颤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听后十分欣慰，但也提出了下一个任务：“原子弹有了，氢弹也可以有。”当巨大的蘑菇云在西北荒漠腾起的时候，美国位于全球的13个情报观测站有11个立即捕捉到了蘑菇云散发出的巨大电磁脉冲。在美国检测收集到的辐射云散发出的灰尘时，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第一颗核弹用的核填料居然是铀235，并非钚239。美国在长崎投掷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钚弹，钚弹的研制技术较为简单，钚也可以通过核反应人工合成，但是铀弹就不同了，不说研制过程十分复杂，原料铀也只能依靠天然提纯，所需的提纯技术也相当高。因此，中国第一颗核弹就是铀弹说明了中国核武器的发展速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核弹爆发前几个小时，郭永怀和几位科学家们心里还在默想着是否有什么漏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指挥部的气氛异常凝重，因为帐外荒漠中还刮着东北风。天气对于核爆至关重要，核试验必须选择在晴天无云、零前（爆炸前）12小时无雷电、零后（核弹爆炸后）12小时至24小时内3米/秒的西风下进行，有了微弱的西风才能将爆炸放射出来的粉尘吹进东边规定的沙漠沾染区内，到目前这里还有10.2万平方公里的沙漠仍然是禁区。如果是东北风，那将会影响到马兰基地和周围的群众和其它生物，这样的危害将是十分长远的。指挥部虽然得到了气象台称今天会出现合适天气的消息，但是西风仍旧未到，这让郭永怀和其他同事不得不捏一把冷汗——东北风已经持续了好多天，今天真的会有改变么。

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终于按捺不住亲自前去气象台询问，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会有西风。终于，在试爆前两个小时，期盼已久的西风徐徐吹来，逐渐越来越大。待到一切时机成熟，并向党中央請示得到了进行第一次核试爆的命令，一声“起爆”指令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成功爆炸。看着滚滚浓烟直冲云霄，郭永怀终于倒了下来，他实在是太累了。震天的呼喊声响彻整个基地，一切的付出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回报。几个战士还让周围人声音小点，好让劳累过度的郭永怀好好休息一下。郭永怀心中明白，这次爆炸成功，并不能代表“核弹”就可以作为武器投入使用了，这次只是原地爆炸，真的武器还得需要有投放载具，让核弹在规定的地点爆炸。因此核弹想要武器化就必须有导弹技术作为支撑，这也是为何郭永怀早在多年前就参与了导弹技术的研究。从核弹研制到武器化，这整个过程，郭永怀的贡献尤其巨大。

第一次核爆成功后，这个消息一时还处于保密阶段。郭永怀和几位科学家同乘一架飞机返回北京，还捎了很多哈密瓜，一群人高高兴兴地下了飞机，发现叶剑英以及共和国的所有元帅都前来接机，他们相互热烈地握手祝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李佩在家看到丈夫同王淦昌满面笑容地上了楼，王淦昌还邀请她和郭永怀去家里吃饭。丈夫和王淦昌这么高兴，郭永怀没提原因，李佩便也没问，只是同他们一起庆祝。过了些时日，李佩才明白，那是为了庆祝核弹爆炸成功。郭永怀每次外出都是自己收拾行李，不让妻子帮忙。回家后没几天，一个早晨，郭永怀拿了几件衣服，装进一直携带的小皮箱，跟妻子道了别，又出门了。李佩看着丈夫的身影消失在家门口，如何也想不到，这竟成了永别。

当人们奋力掰开两具烧焦的尸体，看到氢弹资料完好地保存在两人胸前，这位出生平凡，却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伟大科学家，就是以这样一个至死都心念国家的姿态，陨落在了人们面前。拿起完好的氢弹资料，上面传来阵阵温热，像是熊熊烈焰、更像是一点星星之火，灼烧着人们的心，也点燃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

“爱在天际”

今天，当我们走进中科院，在一个被大树环绕的安静小院，能看到一座白色的半人塑像，底下的石座上刻着“郭永怀教授，1909—1968”。郭先生短暂的生命中，几乎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科学事业当中。他的一生如同流星般短暂而辉煌，一眨眼，不待人们看清它的模样就消失在了天际。郭永怀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竟然没有留下一张近身正面照片，以至于雕塑师在为他塑像的时候只能借助仅有的一些照片和人们对先生的回忆，也多亏技术了得，只有嘴唇做过第二次修改，学生们看到都说老师就是这样。

郭永怀的猝然离开，对于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带来的损失，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有所体会。谈到这个话题，九院人都会不禁掉下眼泪。郭先生在世时，计划的几个发展方向，如今仍是那几个方向；当初他提出的难题，现在依然还是难题。著名的物理学家、力学家郑哲敏老先生跟钱学森谈起冯·卡门学派对中国的影响时还说，如果说有影响，那时有一些，但也只是在力学所。回看今日，现在力学所的研究员谈庆明觉得，这点影响在现在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郭先生去世后，被葬在八宝山一个石室中，他的警卫员牟东方在另一处。李佩听说丈夫的学生们为他在力学所立了塑像，于是就决定在塑像下挖一个穴，然后把郭永怀和牟东方的骨灰一起放了进去。“他一定想要回到力学所。”李佩最清楚丈夫。

郭永怀生前是个十分低调的人，随着他的逝去，在人们慢慢寻找他的人生踪迹时，总会发现另外一排与之平行的脚印，两条印记，不离不弃，尽管其中一条戛然而止，另外一条也依旧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方向继续前进。李佩总说，郭永怀生前对她的影响很大，他对待科学事业追求的执着态度深深打动着李佩。在人们带着崇敬和惋惜之情缅怀郭先生时，不可回避地都会看到背后一个伟大女人平淡而深沉的爱。

李佩虽然和郭永怀同样在西南联大上过学，那时却不认识彼此，直到李佩到康奈尔读工商管理硕士两人才慢慢开始爱情的旅程。回来之前，两人有了唯一的女儿——郭芹。1961年，郭永怀在钱学森的极力推荐下一直往返穿梭在北京、青海和罗布泊之间。家里刚上小学的女儿郭芹的生活、学习都是由李佩一个人来承担。李佩学兼中西，优雅、秀美的外表下拥有一个知性、贤惠和慈爱的心。他们刚回国的时候，面对一穷二白的中国，郭永怀很实际地跟李佩说过，她所学的专业在那个时期作用微乎其微，只有科学技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专业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李佩也感到确实如此，所以她便选择了与语言教学有关的工作，但这也同时为李佩未来成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打下了基础。就算到今天，李佩谈起丈夫对她的影响时，也还是认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1966年，对于整个新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的开端。郭永怀因为负责重要工作而受到特别保护，但是他的妻子李佩却未能幸免。也是在那时，郭永怀的女儿郭芹初中毕业。郭芹恳求郭永怀像别的父亲一样托关系让她去部队当兵，但被郭永怀严词拒绝，坚决不同意她“搞特殊”。郭芹于是不久便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位于黑龙江与内蒙古交界处的白城插队落户。李佩因为在美国留过学，被打成了“美国特务”，留在单位接受审查。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飞机失事时，郭芹仍旧在外地插队，李佩也在继续接受审查。突然到来的噩耗，对于一个身处低谷的女人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由于那时通讯不够便利，郭芹并没有第一时间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1968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向海内外报道了郭永怀遇难的消息，12月25日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处理完郭永怀的后事，李佩仍旧在单位接受审查，郭芹也自愿回到了她插队的地方。郭芹小时候身体就比较孱弱，插队四年后便生病回北京在家休养。而李佩又随同中国科技大学迁到了安徽合肥，无奈留下了病魔缠身的郭芹一人在家，此后这也开始了李佩最难熬的3年。

在中科大，李佩被严密监督，虽然没有贴她的大字报，但不允许她工作，在接受审查的同时还要参加劳动，往来信件都会被打开检查。李佩一边努力摆脱丈夫离去的悲痛，一边忍受不公平的对待，还要担心远方女儿的安危，换做任何一个人，在这样沉重的折磨下都可能被击垮，更何况一个柔弱的女子，实在无法想象她是怎样撑过了这一切。

李佩总是念叨丈夫郭永怀对待科学事业的执着态度对她的影响，伟大的爱情，若两人给它插上了翅膀，就一定能飞向天际，郭永怀和李佩这对贤伉俪爱情的翅膀，正是对待科学事业的那份热忱和

执着。

郭永怀的生命虽然意外中断，但李佩对丈夫的深情，让她把继续投身在科学事业的热情变成了郭永怀精神的延续。郭永怀过世后，李佩经常在家听着丈夫生前喜爱的古典音乐，这也成了她缅怀丈夫的一种方式。已是齯齿之年的李佩，几十年来一直不间断地奋斗在中国教育事业上。她曾掀起中国最早的“自费留学潮”；她挽回了许多当初被划为“右派”的各行各业人才；她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郭永怀是“盖世奇男子”，李佩也称得上是位“奇女子”，他们的一生虽然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却有着相同的使命。

李佩孜孜不倦地工作，不时地组织着演讲，然而灾难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坚强的女人。1997年郭永怀和李佩唯一的女儿在北京因病离世，这年李佩78岁。当时她正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职教课，就在同事和学生们不知该如何去安慰李佩的时候，她还依然坚强、美丽地出现在她的每一堂课上，如同往常一样提着她的录音机走上讲台，看上去消瘦了不少的李佩用有些沙哑的声音继续传播着爱与智慧。

爱一个人，就是在分开后，活成了他的样子。李佩正是如此。

2009年4月3日，在力学所隆重举行的“纪念郭永怀先生百年诞辰暨学术报告会”上，90岁高龄的李佩表达了对丈夫的怀念，郭永怀生前有两位贵人，一是冯·卡门教授，培养了郭永怀良好的学风；另一位是师兄钱学森，郭永怀对“两弹一星”的贡献很多源自于钱学森的知人善任。今天，无数曾经与郭永怀先生接触过的人都秉承了他的一份能量和精神，继续着先生未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