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才大力雄功未成

周松芳

随着明史热的升温，关于明朝开国军师刘基的文章也多起来，但囿于传说，对刘基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多有误解，尤其是對其志向与功业，连学术界都分歧甚大。比如，元史研究前辈杨讷在其专著《刘基事迹考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中说，刘基并不太懂军事，自然说不上是一个好军师，所谓的传奇功业，也就无从谈起。笔者也一度认为，刘基元至正二十年（1360）出山辅佐朱元璋，至正二十三年消灭陈友谅后就逐步从军国大事中淡出，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称吴王，二十五年封刘基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更是几乎完全退出“江湖”——这时，不仅元朝未灭，连张士诚都还没有动，离明朝正式建国（1368年）还早。功未成而身已退，志向可论，功业难言（见拙著《刘基研究》第二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其实，随着研究的深入，上述两种观点或有偏差，或失之准确。一言以蔽之，历史上对刘基的志向，理解不够深入，对刘基的功业，评价也不够准确。这里面有认识问题，当然也是历史的复杂性使然。

一

沿波讨流，我们还是从刘基的功业说起。刘基在明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功业与地位，之所以有争议，不关乎功业的事实，而在于对刘基所建功业意义的认识。也就是说，刘基建立的所谓功业，有的人认为算不了什么，有的认为很了不起。本文着重介绍后一方面——后一方面说清楚了，前一方面就自不待辩了。

国学大师章太炎一生崇拜其两位乡先贤张苍水和刘基，并希望死后能与其中一人葬在一起，以遂因时空阻隔生不能追随之夙愿（章氏死后真与张苍水葬在了一块）——他对刘基的评价当然最高。但章氏的评价并非出于乡党私谊，而是从历史比较的角度言说，还是颇为令人信服的。他说：

太宗尝称房谋杜断。今观唐人记载，当定天下之初，二人实未尝有所建树。历代开国勋臣，皆有定国大计。萧何入关，首收图籍……进韩信为大将；居关中，转漕给军，补所不足。刘基佐明，其谋虽秘密，亦有可知者--明祖初奉韩林儿正朔，岁首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明祖问征讨大计，时陈友谅据上流，张士诚据下流，基谓先灭陈则张氏势孤，天下可一举而定也。萧、刘二人，有定国大计，彼房、杜何有焉？其的谓谋断者，恐即为太宗谋夺宗嗣而已。今观房、杜之才，守成有余，开创不足。（《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

上谋谋国，刘基在军事上的贡献，首先在其深谋远虑与济世长策，章太炎以萧何相比，固有其识见，亦有其不确当，刘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的比附对象还是诸葛亮，从其大量以诸葛自拟的咏怀言志之作中即可见出一二（如《登卧龙山咏怀二十八首》等）。诸葛亮一生最大的功绩，体现在如杜甫所咏言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诸葛的名声可能更多地源自以“八阵图”为代表的军事技巧的运用，但他的地位还是奠定于隆中的政治对策——后者是纲，前者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刘基也是如此。

在朱元璋礼聘刘基出山之际，当时的形势颇类汉末：渐渐形成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三家争胜的局面。然而正如刘基所说，陈友谅性好雄猜，“劫主胁下，名号不正”，难成大器。张士诚至正十三年起兵，攻下高邮，建立大周国，自称诚王，建元天祐，尽有吴越富庶之地，实力不可小觑，然“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后“渐奢纵，怠于政事”。尤其是至正十七年八月他最得力的助手、弟弟张士德为朱元璋所擒后，更难有大的作为，转奉元室以自保，也如刘基所说，“自守虏耳”。所以，刘基接受朱元璋的礼聘后，投桃报李，甫见面即首陈远略陈十八策，关乎治本安邦、用兵后先，诚如章太炎所言：中原扰攘，可置于不顾；争锋江南，决战陈友谅，次取张士诚，怀柔方国珍，的确很像诸葛亮隆中对策的翻版。朱元璋正是根据这一战略匡定天下。而在这一战略的具体执行过程中，遇有朱元璋犹豫动摇，刘基总会拚力劝进。如至正二十三年七月与陈友谅鄱阳决战前夕，刘基独抗众议，力主决一死战。朱元璋用刘基之计，一举歼灭陈友谅主力，连陈友谅本人也死于是役。朱元璋的帝业，至此初具雏形，也说明了刘基战略决策的正确性。

其次，力促朱元璋及时正位吴王，开创建国基业。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围安丰，朱元璋驰救小明王。刘基对此深不以为然：一方面这种救援有风险，更重要的是，救出后“如何发付”？它会影响到朱元璋的立国大计。对此，朱元璋后来颇有悔意，而最终被迫中途沉小明王于太湖，也予人以口实，真是悔不听刘基之言。对于刘基的这种做法，当然有人不以为然，以为朱元璋之于小明王如同曹操之于汉献帝，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对此，史学家吕思勉与学者刘季高均有的论（分别见所著《中国通史》和《东汉、三国的谈论》），认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方面元末遗逸之士风与汉末忠君之士风大异其趣，另一方面小明王于当时对垒争雄之群而言只是负担而毫无价值。也有人认为朱元璋既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计，则不当再行刘基之策。朱升的建议是在朱元璋翼未丰、元军尚强之际，如果形势既已有根本改观，再不树起“旗帜”，则在大势上为人所乘，抢去先机。故在刘基的进言下，朱元璋剿灭陈友谅即自立吴王——虽是称王，然官署基本健全，已具王朝气象。

刘基第三个方面的功业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就是刘基的出山，稳定了浙东局势，奠定了朱元璋立国之基。这一点，最先表示的是朱元璋自己。他在后来对刘基说：“括苍（处州，今浙江丽水）为卿乡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世，民犹据险，方当起兵，乘时纷纭。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 （《诰诏（刘基）御史中丞诰》）朱元璋这话的背景是，当时浙东婺、处二州是理学正宗传地，人文渊薮。以刘基、宋濂为代表的地主集团如果不归顺，朱元璋得到的不过一块空地。而浙东的战略意义又非同凡响。清人顾祖禹说，浙江“有提合六衡之规者，居上游而运中原，浙江以南皆将传檄而下，望风而附。……明太祖何以先图两浙乎？曰：明太祖实起于东南，卧榻之旁，皆戎首焉，自不得不为苞桑之计矣。”几百年后，近人曹聚仁以浙东乡人、历史学家兼随军记者的身份总结说：由于地理交通的原因，浙东一直是和皖南、赣东、闽北共进退，有活一棋以带全盘的地位，因此，朱元璋虽然东进攻取了金陵，主力却从赣东进入浙东；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渡江作战，也还是由皖南下浙东，再回师杭州、嘉兴，进围上海。因此，可以说“朱元璋早期的建国大业，到了浙东，才慢慢定下规模来。”（《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在朱元璋招贤纳士的历史上，浙东之举，尤为谦下，因为浙东的形势实在太重要了。其实，处州安宁对朱元璋的意义还不止此。刘辰《国初事迹》说：“太祖克处州，宣谕百姓曰：‘我兵足而食不足，欲加倍借粮，侯克浙江，乃依旧科征。” 宋濂《御史中丞章公神道碑》也说：“处州之粮，其旧额一万三千石有奇。后以军兴，加征至十倍。”又据宋濂《王府参军胡公神道碑》及刘辰国初事迹，胡深、章溢旧部数万人，在刘基等人出山后，也集送其部，以供调用。可以说，在后来与陈友谅等的决战中，如果没有处州士大夫集团提供的物质、人力、智力上的支持，成败尚难逆料。。endprint

第四，刘基不仅在深谋远虑等战略决策方面有过人之处，在具体的战役中，也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且不说他在出佐朱元璋之前，已作為元朝的江浙行省都事（军区参谋长）和处州分元帅府都事，在剿灭地方叛乱武装方面卓有建树，声震一方，以至归隐青田之际，还有许多地方武装投靠其下，以求自保，以对抗诸如方国珍之流。在朱元璋麾下，也是经常到一线指挥作战，如朱元璋所言：

发踪指示，三军无往不克。曩者攻皖城，拨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城之内变，尔多辅焉。至于彭蠡之鏖战……尔亦在舟。（《御宝诏书》）

二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刘基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作为明朝的开国军师，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作为一个进士出身（元朝进士数量非常少）的传统儒家士大夫，刘基的理想却不是做一个军师，而是治国安邦的丞相。在他看来，做军师、打天下不过是手段，是用，做宰相治天下才是目的，是体。所以，不管军师之绩如何，都是属于用的，他从未以此相炫耀。仕元时，他做都事，行征伐，功不在小，自己的文章中无一言及之。他隐居故里著《郁离子》时，手中握有一支地方武装，却仍然说：“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仆不愿也。”这也是他被人误解的原因。由此，我们回顾一下刘基的理想及其表现，才能真正理解刘基。

刘基本以长于谋略见召（时人陶安、朱升等谋略之士均作如是观，刘基的见召，还与陶安的推荐有关），但他见到朱元璋时却是“首陈远略”，已如前述。此后“佐帷幄”，也处处不忘自己的儒家理想，诚如朱元璋所言：“每以孔子之言导予。”而这种理想，也是刘基弃元仕明的精神支撑——当时就有许多人对刘基的贰臣行径大加指责（见拙文《忠臣贰臣之际——刘基的仕明心态》，《文史知识》2003年12期）。

儒家的宰执理想，不仅是刘基的转仕策略，更是他的一贯理想。早年他在《嘉兴路重修陆宣公书院碑铭》里讨论为臣之道，劈头就说：“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回天下之趋向，盖其智足以识事机，其诚足以动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宠之而不阿，违之而弗惩，知有国而不知有其身，若是，真可谓大臣哉！孔子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在《感怀诗》里说：“昊天厌秦德，瑞气生芒砀，入关封府库，约法惟三章。英雄不世出，智勇安可当。叔孙一竖儒，绵蕞兴朝纲。遂令汉礼乐，远愧周与唐。逝者如飘风，盛时安得闲。寤寐增永叹，感慨心内伤。”把元季的困局，归咎于元初儒士在礼乐制度方面的缺乏作为——如果是他刘基，当然有异于是。他弃绝元仕、隐居青田，以为满腹经世之才再也无法“见诸行事”了；无法立功，便寄望立言，将毕生绝学以及满腹心事托于“空文”“以俟知者”，“以待王者之兴”。并取名“郁离子”，意思如其门生徐一夔所言：“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

更早一些时候他羁管浙江绍兴处于困境中，都不忘这一节。据万历《新昌县志》卷九《寓贤》记载：“尝往来新昌，与吕不用友善，每宿，来青楼，夜观星象，昼谈兵略，或通晓不寐，时人咸呼之曰‘刘狂。” 他在自己的诗里也表现了这种取卿相若固有的极度自负的心态。如他的《太公钓渭图》：“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浮云看富贵，流水淡须眉。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就是很好的一例，后人也多说这首诗“隐然有王佐气象”。在《题陆放翁晚兴诗后》里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男儿抱志气，宁肯甘衰朽！……昂昂商山松，矫矫渭滨叟。林泉不遐遗，轩冕亦固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刘基有宰执理想，但也止于宰执理想。他晚年隐居家乡屯兵自保，进退有据。由于道德文章的清誉、干练的军事才能，以及四隐四仕的资历，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和地位已经非常地高，以至有人劝他乘乱取一方天地，成勾践之业。如黄伯生《刘基行状》、张时彻《刘基碑铭》均谓：“客或说公曰：‘今天下扰扰，以公才略，据括苍、定金华，明越可折简而定，方氏将浮海避公矣。因画江而守之，成勾践之业也。”刘基不为所动。一方面如其所言：“吾平生忿方谷（国）珍、张士诚辈所为，今用子计，与彼何殊耶。”另一方面他对天下形势有他自己的分析判断。他一见朱元璋就能仿诸葛亮隆中对策首陈远略，对天下大事提出自己的建言，就说明他深思熟虑过天下形势，分析比较过天下群雄，也反衬出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和期待。所谓天命有归吧。他最后选择了朱元璋作为靠山，乃是希望能够通过他实现儒家从古以来的政治蓝图。及至至正二十一年，已入朱氏阵营，他与宋濂游宿钟山，仍有“呼灯坐起，共谈古今豪杰事，厕以险语，听者为改视。”（宋濂《游钟山记》）之举。由此可见，刘基的宰执理想，始终未曾改易。

三

可是，刘基的宰执理想，也始终未曾实现。入明未几，洪武元年八月，刘基就因细故被迫致仕还乡。后来朱元璋觉得过意不去，又手书将其召回，并在大封功臣的最后一批名单中，给了他一个诚意伯的名头，但食禄甚少，且不得世袭。虽然如此，刘基也不过在京城多待了三年，洪武四年就被彻底清除出了官场，带着羞辱正式告老还乡——朱元璋在打发其还乡的诏书中很不客气地说：“忠臣去国，恶言不出。”也就是说，打了你嘴巴还不准你称委屈。即使这样了，朱元璋还借风水之事，又将其召回京城，形同软禁。

洪武八年（1375）四月十六日，刘基因为病重被朱元璋“放归”不久，在家乡青田郁郁而终，年仅六十五岁。其子刘璟率先作《先考诚意伯象赞》为乃父抱屈：“虬髯电目，探天根兮斡地轴。扶龙兴云，四方以肃。征休戚为忧喜，以大道晦明为荣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尽其用者，盖天耶？抑人耶？”与宋濂死后，方孝孺作诗为乃师抱屈如出一辙：“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未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终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大抵刘宋二人，均有天纵之才而无可施设。询天质地，给人以千古英雄未尽才的感慨与想象。但也说明，刘基的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所谓“武功已成”；但他宰执的理想却而无从实现，令人耿耿于怀，以至于“质天询地”。

如此说来，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来看，刘基的一生是悲剧的。这种悲剧的形成，论者多以为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系武人集团对浙东文人集团的倾轧的结果。其实罪魁祸首还是朱元璋，明史大家吴晗即作如是观（见所著《朱元璋传》）。但这些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本文旨在说明刘基的功业与志向，及其无法实现的悲剧——悲剧的人生，才足以令百代凭吊感慨唏嘘。后来刘基从朝廷和民间获得了足够的令誉，那不过是历史的补偿，而这种历史的补偿，不仅不能改变悲剧的历史，而且其中充满了误解，把刘基日益简化成了一个他自己都不愿要的军师形象，岂不是双重的悲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