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的“故乡情怀”及温州地方民俗

王兴

一

温州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1910-1985）的故乡。夏鼐一生与故乡的感情绵长而深厚，他“对于家乡文献，亦颇注意，桑梓之思，常萦心中”。夏鼐曾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序言”中提到：“我对于故乡的思慕之情，反而常常因为离乡越长久、越辽远而越发强烈。”

2011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鼐日记》，不仅是夏鼐整个学术生涯的真实记录，也从侧面展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剪影”“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实录”。在夏鼐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私人日记中，有关温州的记述占有相当的篇幅。2013年8月，《夏鼐日记·温州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篇是从夏鼐日记中摘出其在温州时所记的文字独立编成，同时将以前偶作省略的房族和乡情内容逐一补齐。全书分10个篇章，包括夏鼐赴北平读大学、去英国留学前后，1948年冬离开中研院到1949年秋在乡家居时期，以及在外地工作期间多次回乡省亲、处理家事、参加各项活动的日记。其中1948年12月到1949年10月的日记，是首次完整地公开发表。日记展现了夏鼐刻苦求学，谨严治学，最终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人生历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1910年，夏鼐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中学阶段，他便离开故乡，赴上海求学，这是他打开“世界眼光”的开始。1930年，夏鼐赴北平燕京大学开始大学生活，后转学至清华大学。1935年秋，夏鼐乘船赴英伦，进一步深造。1941年他回国后，先后就职于“中博院”筹备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间虽回乡探亲数次，但是在家乡停留的时间并不多。1950年以后，夏鼐开始定居北京，中间也因事偶尔回故乡温州。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故乡情怀”在夏鼐身上时常闪现。《夏鼐日记》不仅为我们了解夏鼐本人的学术经历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材料，也为我们了解夏鼐的“故乡情怀”以及温州地方民俗提供了重要材料。近年来“乡土情怀”“地方史”“地方民俗”等话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由《夏鼐日记》等材料出发，我们可以获取更多有关温州“地方性经验”的材料，由此进一步探讨“乡土”“地方”的诸多相关问题。

温州由于地理优势，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它在近代以来的发展本身就带有一种“世界性”。夏鼐生于温州，长于温州，他的眼光与见识也与众不同。我们通过《夏鼐日记》对温州地方史进行考察，有助于理解近代以来港口城市的变迁以及发展，也有助于理解夏鼐本人“世界眼光”的养成与发展。这种“世界眼光”对夏鼐日后的学术经历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温州”到“中国”，是夏鼐成长乃至成才的一次“飞跃”；而由“中国”到“世界”，则是中国学术影响世界的一个重要体现。

直到现在，中国考古学仍在世界考古学界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如果我们的眼光“向下”，可能更容易理解“世界”背后的“中国”的独特性。每种独特性，都有效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乡土”与“国家”本是紧密相连，没有“乡土”的发展，“国家”难以取得全面的进步；没有“国家”，“乡土”有时就会缺少存在的土壤以及“大”舞台。由“乡土”看“国家”，又反过来由“国家”看“乡土”，在这种双向互动中，我们更能够清晰地理解彼此存在的价值。地方史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在“乡土”与“国家”之间，有诸多连接的桥梁。而“人”，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夏鼐作为一个“人”，连接着“乡土”（温州）与“国家”。从《夏鼐日记》等文本出发，我们一步步深入分析“乡土”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

二

鲁迅曾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马上日记豫序》，《世界日报副刊》第1卷第5号，1926年7月5日）夏鼐在他的日记中引用了这句话，认为自己的“日记也是如此，不仅不打算给别人看，并且在生前还要禁止别人看，以免自己脸红也”。以这种心态写出的日记才更真实、更有价值，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马上日记豫序》）。《夏鼐日记·温州篇》因记录夏鼐在温州活动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当时温州一带的地方性歷史。

抗日战争时期，温州曾前后三次沦陷。其中第二次沦陷是在杜利特尔大空袭和日寇发动浙赣战役的大背景下爆发的。温州工商业集中，物产丰富，因而为日寇所觊觎，日军为了巩固后方，同时企图破坏丽水机场，掠取瓯江一带的战略物资，又挑起丽温战役，1942年7月11日温州第二次沦陷。这段时间夏鼐正好在家乡生活，《温州篇》反映了他与乡亲们共度颠沛流离的战争生活、亲历敌寇抢掠而险遭不测的经历。这次温州沦陷的一个特点是“日寇战略目标更明确，手段极其残忍”（张洁：《抗战时期温州第二次沦陷的背景、经过及特点》，《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夏鼐作为亲历者也记录了很多日寇的残暴行为。当时正值温州稻谷收获的季节，但是日军“奸淫掳掠，便在这静谧的农村环境中，连续地实施着，真是东瓯的浩劫”。日军也是轮番替换的，而“新来之日军，较前更为蛮横，任意打人，李宅各暗室几皆被查出，取去物品不少”，有一天晚上，日军甚至“掳去妇女2人、男子10余人”。除此之外，《夏鼐日记·温州篇》还记录了当时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过程，这些都有助于研究抗战期间的温州地方史。

夏鼐返乡期间，常与众多亲朋好友、文人名士频繁交往，畅叙友情，密切关注故乡的经济文化发展，特别是为故乡的文物图书事业尽心尽力。演讲是夏鼐参与故乡教育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途径。1942年他返乡后不久，就到瓯海中学（现温州四中）演讲，“略谈英国情形，如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又谈归国时经过各处情形，最后稍谈考古学之意义”。后来，他又受永嘉基督教青年社之邀，讲演“考古学的定义和方法”，从文献资料、地层学、类型学等角度谈到了考古学的调查、发掘及研究，并解答听众关于考古学有什么用处、考古学者与古董商的区别何在、中国考古学的过去成绩及现下工作情形等提问。1944年至1945年，夏鼐与向达等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省境内的考古工作。1946年5月，他在母校温州中学讲演西北考察经过，10月份又连续三天在温州中学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国考古学之新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发现》《殷墟之新发现》。1956年，夏鼐返乡处理家务，民盟温州市委会邀请他为盟员及一部分中学历史、语文教师作有关历史文物问题的学术报告，他谈及“考古学在科学中的重要性，解放后考古发掘的新发现，及今后的展望”，讲座长达3个小时。1982年，夏鼐返乡参加温州中学八十周年校庆，在市科协、市文管会等部门的组织下作了题为《考古与文物保护》的演讲。夏鼐结合自己的求学经历，每次演讲都将研究成果及外界的信息传递给大家，为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夏鼐日记·温州篇》卷前冠以夏鼐的“家世与少年时代”，后附“主要亲属一览”，为研究夏家的家族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卷后又附夏鼐“返温期间主要交往人物一览”，包括温邑前辈（22人）、文教界人士（47人）、工商界人士（22人）、长期在外地的温籍及有关人士（41人）、远亲（15人）等，构成了夏鼐返温期间的人物交往“群像”及学术生态。中国史学常关注“人”这一因素，钱穆曾提到中国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生存着”的“人”的变化的根本因素应该是其日常生活习惯及情趣爱好。《夏鼐日记·温州篇》珍藏了半个多世纪且不曾公开的个人生活记录，或多或少可以反映这个“群像”当时的日常生存状态。“群像”中的人物频繁交游，其主要方式为聚谈、茗坐、互宴、演讲、邀游观光等。交游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许夏鼐一个人的特殊经验和身份不能很完整地展现当时的社会时代，而他和“群像”中许多人的互动（特别是温邑前辈及文教界人士，如夏承焘、郑振铎、沈炼之、戴家祥等）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他们的经历及背后所处的广阔时代背景。

从《夏鼐日记·温州篇》中可以看到，夏鼐每次返回故乡，多则一年半载，少则一两个月，都坚持不懈地读书、写作。综观《夏鼐日记·温州篇》，可以发现夏鼐的阅读大部分涉及历史学、考古学领域，同时也涉及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领域。他的阅读经历既展现自己的求知过程，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史资料（尤其对历史学、考古学而言）。

1948年末，夏鼐脱离中研院返回故乡家居，读了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觉得“此书以为程朱之学说，颇多异点，剖析颇详；又以为浙东学派即溯源于伊川，则未免稍觉勉强，程朱之相同处，远较程氏与浙东学派为甚也”。第二天他又读了李安宅的《礼仪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李安宅原为人类学家，但是这本书“不过将《仪礼》和《礼记》二书依Wissler的Man and Culture（威斯勒：《人与文化》）中所谓Culture（文化体制），分类摘编”，这种摘编性的工作当然没有多少新意，反而不如“郑西谛《汤祷新释》的写法，将近代野蛮社会之风俗，以解释旧礼，远为有趣味而富有新意义”。

考察《夏鼐日记·温州篇》中有关夏鼐读书的部分，会发现他不仅在日记中记下了所读的书目，而且经常会对阅读内容给予评价，赞赏之处及商榷之处都有。他还会进行比较阅读，找出各自的优缺点。这些书目丰富了中国近代学术史、史学史，书目后的相关评价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如何进行比较阅读也给后人提供了读书方法论上的借鉴。

阅读之外，写作也在夏鼐的生活占较大的比重，其中《古代埃及的串珠》写作过程值得关注。

《古代埃及的串珠》是夏鼐的博士论文。1935年夏，他前往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后专攻埃及考古学，历时五年，因欧战爆发无法继续。1941年他回到祖国后方，在四川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1942年初返回家乡，才有时间继续撰写他的博士论文。他继续在英国未完成的部分，先整理卡片，将串珠分类，再接着撰写论文。其间，他先后撰写了前王朝时期、古朴时期、早王朝时期、古王国时期、第一中间期、中王国时期、第二中间期、新王国时期、晚期、罗马科普特时期串珠等篇章，除了串珠登记表、图谱登记表外，内容还包括串珠的质料、类型、用途、串配模式等。

《夏鼐日记·温州篇》亦反映了《兰州附近之史前遗址》《甘肃考古漫记》《<从古猿到现代人>商榷》《种痘法传人中国补考》等文章的写作过程，这些都可以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很有价值的材料。

四

日常生活中吃、穿、住、行的费用都在《夏鼐日记·温州篇》中有所体现，特别是夏鼐记录的价格比较、价格变动等信息，对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更加具有学术价值。

1942年年初夏鼐返回家乡，除夕当天才到江西赣州附近。他觉得“此间物价颇廉，这几天因为过年，已稍涨高”，这里“肉3元一斤（重庆6元一斤），鱼2.4元一斤（重庆12元一斤），鸡4元一斤，木炭1元三斤（重庆1元一斤），客栈中客饭2.5元一客，单人房2.5元一天”。此处将赣州附近的物价与重庆的相比较，对研究当时两地的物价水平颇有意义。1942年10月，夏鼐将近日的物价记录下来，“永邑晚禾今年丰收，谷价前几天已跌至每百斤45元，近数日又回涨至每百斤60元，米价由每元1斤6两涨至每元1斤”，到了1.1月，“米价由每元1斤5两涨至11两，谷价由每百斤55元涨至80元，猪肉由每斤4.8元涨至10元，毛巾每打由155元涨至215元，仅西药、洋针等销路停滞，反销跌落”。1943年过年前后，他觉得家乡“今年各物奇昂，猪头六七十元，鹅40余元，鲤鱼一对40元，他物类推”，又从堂兄处得知“连日各货又奇涨，洋纱已涨至每匹8万余元（去年年底仅5万元），洋烛每箱800元（去年年底仅500元），限价之效果如此，殊可叹息”。1943年5月，夏鼐返回史语所时途经宁都，“此地现下较去年热闹，有的货物较温州为廉，如三星牙膏每枚15元（温州18元），利华肥皂每块28元（温州32元）”。1949年，经济的波动更为厉害，“百元以下的小钞已经拒用，黄金前日收盘1200万，昨日2200万，今日更涨N5600万；米价由星期一的每10万元20斤，涨至4斤，市价皆以银元或米来计算”，夏鼐觉得“这种局面决无法持久，前途殊为渺茫”。凡此种种，既反映了当时的物价水平及经济状况，也为后人研究经济史提供了相关材料。

五

《夏鼐日记·温州篇》记录了很多民俗学的材料，有利于后人的相关研究。结婚、生子、丧葬等民俗学的重要内容，在《夏鼐日记·温州篇》中都有非常形象具体的记录。

1934年年底，夏鼐的妹妹結婚后的第二天返回娘家，依照温俗要“女宾戏新郎”，具体方式有“以浆糊粘合瓜子壳敬客，又以火柴置香炉内；并以鼠皮扎成鼠形，牵绳者隐于幕后”。

1942年夏鼐的妻子快到分娩的日子，她娘家仆人送来“快便肉”，“祝其分娩顺利，送肉之仆人不宜留延，将礼物交上后，即速返回。所送之肉，系已切好煮熟者，杂以金针，上置已煮熟之鸡卵二枚，另有一篮咸鸡卵及鸭卵（各十枚）”。分娩的当天，夏鼐的姐姐“问助产士，是否当晚关闭抽屉及柜门之类，须再行打开”，从而使分娩顺利，这是当时温州的一种民间习俗。第二天早上婴儿的眼睛还没有张开，他的妻子认为这是“由于昨日下午缝合鞋样之故，坐立将已缝合鞋样剪开，后见婴儿睁眼，自谓果然得效验矣”。到了给婴儿“开喉”的时候，“取人家之乳，女婴须取诸育男之家，男婴须取之育女之家，开喉在潮平时，先饮以菜油，然后饮以人乳，母乳须俟‘戒祥后始授之”。过了几天，夏鼐的岳母来探视他的妻儿，并送来“月里庚”，当地有一种风俗，即“戚家首产子女，必送‘月里庚……但如非首次生产又非长子，则除外婆家及至亲外，不送‘月里庚”。

关于婴儿“开喉”，1949年9月5日夏鼐的小儿子出生，他这样记录：“晨间5时余，秀君诞生一男。昨宵一夜未得安睡，今日精神不舒。今小婴‘开喉，瓯俗须拣潮平时，以潮涨时开喉，将来授乳有‘泛乳之弊。又以灶下蟑螂浸过之开水，谓可使食量大。生母如恐乳少，可临盆时置一桶水于床侧，并默祝‘带饭粟来可以多乳。”

1946年11月，夏鼐在家乡参加堂妹的婚礼，当时“虽按照旧俗，然以物价高昂影响，已一切从简”，他认为“将来婚礼恐将完全或大部分删除从简，欲考究民俗学者，若不从早搜集材料，将恐旧礼无征矣”，温州的风俗“虽与他处大同，然亦有小异也”。

1952年年底，夏鼐将妻儿带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他的小儿子得了肺炎，又出麻疹，治疗后疹子逐渐减退，他便向同乡张国熊的太太询问，依照温州习俗麻疹后几天洗脸？得到的答案是“‘烧地（开始发烧）后二星期可以洗脸，用芝麻秆、炊虾及咸菜汤洗之”。此方法是否科学暂且不论，至少可以反映夏鼐家乡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日常行为的影响。1957年冬至，这一天也是夏鼐妻子的生日，他们家里“晨间食汤圆，照温州习俗也”，已经在北京定居的夏鼐在一些节日里依然会遵循温州的饮食习惯。

除结婚、生子等习俗外，即使像穿衣这样简单的行为，夏鼐的好友王祥第都觉得“温州穿衣考究，像出门拜客一样，平阳便不如此”，由穿衣更可知当时都市与偏村、大都市与小都市的区别。古语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学者可以从上述材料人手，分析当时温州一带风俗演变，使“旧礼有征”。

阅读《夏鼐日记·温州篇》以及《夏鼐日记》，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夏鼐一生难以割舍的故乡情结，他对亲友及故土的深情厚谊。他那翔实而生动的文字记述，展现了宝贵的乡土历史信息和社会生活画卷。透过这些记述，后世学者可以找到近代学术史、史学史、经济史、民俗学等专业领域的研究材料。

在政治、社会、学术等层面，中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现象，《夏鼐日记·温州篇》可以作为地方性历史资料，所包含的不仅是夏鼐一个人的生活世界，更是其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时代的一个缩影。若将《夏鼐日记·温州篇》与《夏鼐日记》《夏鼐文集》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日记、回忆录、传记等对读，则可以更好地了解夏鼐本人的学术经历及当时时代的“整体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