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故事

2017-11-12 12:04李颖
晚晴 2017年11期
关键词:中央委员李汉俊中央委员会

李颖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全国代表大會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

如同群星拱北斗,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中枢,也是党的形象的集中体现。选举产生一个政治坚定、团结坚强、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所写的,就是历史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过程中的故事。

刘仁静投了李汉俊一票

党的一大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中央局选举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刘仁静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我去看他,他对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还表示感谢。”

从刘仁静的回忆来看,中央领导机构三位领导人的选举似乎事先规定了候选人。从董必武的惊问来看,很可能这是所有选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约定投的一票,如果不是出于对有人越轨的极大惊异以及对李汉俊的个人好感,董必武大概不会忘掉无记名投票的基本要求,忍不住当场查问起来。

现在看来,刘仁静投了自己在一大上的主要论争对象李汉俊一票,首先说明刘仁静是个有个性、有主见的同志,同时,这一票也说明刘仁静襟怀坦白,论争时对事不对人,即使对事而言,在他心目中也完全是同志间的正常讨论。刘仁静之子、刘仁静传记作者刘威立对此评论道:

总的看,这一票投者无意,后来却似乎成为大会的花絮流传。几年后蔡和森还开玩笑地说这票有历史意义,这虽然过甚其词,却也折射出当年选举的一些特色。

“中央局秘书”毛泽东

党的三大是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在三大会址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有学者撰文指出,在调查党的三大会址时发现,三大中央局秘书并非原来所说的毛泽东,而是罗章龙。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的秘书到底是谁?

根据当年辗转到苏联的档案等重要资料显示,毛泽东是党的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秘书,这种说法是学术界的共识,且广为人知。但有学者指出,从苏联复印回来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错误很多的回忆录。

在罗老记忆中,他一直记得是毛泽东或其他人任秘书,自己没有担任过秘书。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复印件,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签名,才忽然“醒悟”:原来自己确实是秘书。由此,得出结论:“以上种种说明,‘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是罗章龙。”

事实究竟如何呢?由中央档案局提供的珍贵文件名为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的中共中央第五号通告复印件揭开了谜底。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五号,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引者注)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由此说明,在9月10日以前,毛泽东确实是三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而罗章龙是他的接替者。至于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上面的签名自然是罗章龙而不是毛泽东了。

张国焘落选中央执行委员

党的三大共选出14人组成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候补执行委员李汉俊从未到职,张连光不仅未到职,不久更携款潜逃。除去这两人外,实际上参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工作的是余下的12人。

据瞿秋白笔记,三大上的选举票数是:“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可见,第二届中央领导成员中的多数,如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李汉俊、邓中夏继续当选,而且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都是选票最多的。高君宇则因北京区委的罗章龙、邓培当选而落选。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党的一大、二大中央领导成员张国焘因为搞“小组织”活动、激烈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而落选。

罗章龙称:“‘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营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杨之华主动提出不当中央委员

五大选举过程中,有一些代表认为自己能力资格不够,主动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据张金保老人回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表决后,在院子里休息时,杨之华对瞿秋白说:“秋白,我当不好中央委员,你说怎么办?”瞿秋白说:“这是大家选的,你当不了,就应该向大会声明。”当大会继续进行时,杨之华向大会提出不当中央委员的要求。张金保是当天大会的执行主席,就对杨之华说:“之华,你不要推辞了。代表们是看到你能胜任这个工作才选你的。你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大家信任你,就应该努力干。”杨之华见会上有几个同志表示支持张金保的意见,便接受了。

五大是一次集中选拔全党精英的群英会。到了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才大幅度增加,并且第一次采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名称,首次将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这种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80多年来,除中途有个别调整外,一直沿用至今。它对于保证党的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战争洗礼和生与死的白色恐怖考验,党的五大选出的55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先后有26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雷晓晖是五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百岁老人,2005年1月8日病逝,这一天离她百岁生日只差12天。她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党的五大代表。

将团结确定为七大的工作方针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团结确定为一次党代会的工作方针。正如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这种团结的方针最生动地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在1945年5月24日的全体大会上,由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详细说明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应遵循的原则。

七大代表郑天翔回忆说:“党的七大的选举,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完美的典范。在小组会上、代表团会上,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在小组会上或代表团会上,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向上问或者派代表到有关代表团去了解情况,都允许,都能有个答复。候选名单几上几下,充分讨论。”

与以往相比,党的七大选出了比较成熟的一届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团结,进一步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从而使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向着胜利前进。(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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