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书》与《酒国》：“奇妙的巧合”

柴 鲜

《黑书》与《酒国》：“奇妙的巧合”

柴 鲜

中国作家莫言曾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与2006年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在北京有过一次面对面的文学会谈。在会谈中，莫言说自己的某些作品和帕慕克的部分作品存在相似之处，只是一种巧合的文学创作现象。两位作家认为批评家评论作家的作品时“总是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在作家的创作中，对于“作为读者的他者”的想象都建立在作家自我的个人经验之上，这种相似的创作理念也表现在《黑书》（The Black Book，1990）与《酒国》的创作实践上。

《酒国》初版于1992年，1999年修订，而《黑书》的中文译本发行于2007年，莫言在创作前没有读过《黑书》，两部作品也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因此，两部作品在叙事结构、人物设置及主题意象等方面的巧合之处，成为两位作家创作中“灵犀一点”又一巧合的例证。

一、立体交叉的叙事建构

《黑书》和《酒国》的故事建构都采用立体交叉式的叙事模式，不同的是两位作家粘合背景文本和内文本的方法不同。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家们开始关注文学作品中主体或自我的建构、主体的循环性和双重性，法国作家吕西安·达伦巴赫使用“文本之镜”描述“包含于作品之中任何可以展示与该作品的相似性的方面”。在《黑书》和《酒国》中，将整个作品的叙事文本分成两层文本空间，即：现实作者创作的虚构故事和虚构故事中人物创作的再虚构故事，都以现实作者创作的虚构叙事作为整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以显在的故事线索形式与呈现为潜在线索形态的再虚构故事交叉并行在同一叙述空间里，使现实作家的虚构故事为整部小说的背景文本。这些具有相对的叙事独立性的内文本以碎片形态散布在背景故事文本之间，从与背景文本之间的联结中获得自我存在的叙事价值，总体上看，两部作品的叙事方式有点像荷马史诗式的双线叙事，又独具个性，植根于各自深厚的传统文化。

（一）《黑书》的“映射”叙事

《黑书》中融入伊斯兰文学传统中的框架式叙事，两层文本形成一种相会映照的镜像空间，并在这一空间中不断地插入其他相对完整的故事。整部小说有36章，分为两层故事文本，背景文本是人物“卡利普”寻找突然失踪的妻子“如梦”，内文本是耶拉在伊斯坦布尔报纸上连载的“耶拉专栏”，“卡利普”寻妻是串联两层文本的情节线索。“卡利普”行为发生的故事时间大约为十天，而文本叙事中所涉及的故事时空跨越上千年，并以“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社会变迁作为时间流逝的空间表征。

帕慕克在谈到《黑书》里的故事时使用了“映射”一词，这种映射是作为生活环境的客体对象在个体自我身上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也是《黑书》中背景文本与内文本之间内在的联结方式。此外，背景文本每一章末尾与内文本每一章的开始相连，在叙事内容上形成一种“顶真”风格，又在各层文本中插入很多历史事件或人物传记故事。这种一个故事内包含多个故事的嵌套模式，不仅公开承认受到小说中多次提到的伊斯兰文化典籍《一千零一夜》叙事传统的影响，而且也以“卡利普”自觉接替“耶拉”书写自我的个人化记忆这一结局暗示作者的叙事目的是“听者的觉悟”，指出在过去和现在始终一脉相承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具有无法割裂永恒的永恒生命力。

（二）《酒国》的“拼贴”模式

《酒国》中，共有10章，平均每章都由4个单篇构成两层并列的文本空间。两层文本之间虚实相应，是由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物在并行的故事空间中同时言说各自的故事。背景文本是 “作家莫言”创作名为“酒国”的长篇小说，讲述侦探“丁钩儿”被派到“酒国市”侦查“婴儿宴”事件并意外溺死的故事；内文本是酒国市酿造大学酒博士李一斗讲述自己在酒国市的人生经历，两层文本以框架式为叙事建构的外形，以拼贴为虚构和再虚构这两种故事文本之间的粘合方式。传统叙述是一条故事线索，将一连串的事件按线性建构起来，而拼贴是一种空间性的秩序原则，它作为叙事方法带有偶然性和强力的性质，打破了时间顺序的序列，扯断事件之间的联系，自由地安排整理那些故事碎片。

小说中的故事碎片，就是李一斗对自我大脑中持存的人生体验的非连续性意识进行的文字化书写，它们看似随意地镶嵌于背景文本之中，实际上推动着“作家莫言”笔下的故事情节发展，使获悉酒国市“肉孩”商品化交易信息的知情者李一斗与侦办“婴儿宴”案件的不知情者“丁钩儿”在二次虚构空间层面遥相呼应。同时，“作家莫言”又被赋予“故事人物”的角色出现在“丁钩儿”溺死之后的作者文本里，在故事文本和现实生活之间形成多重叙事张力。

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书信来往构成联结两层文本的纽带，也成为两层文本相互应和、交叉影响的场域。读者借助书信往来可以看见李一斗文本对“作家莫言”创作的影响，以及这些故事文本如何建构并形成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可以说，在《黑书》中两层文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延续来暗示，而《酒国》中，以虚构人物之间直接的书信往来形成一种明显的影响关系，这种差异显出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

二、相互映照的人物模式

两部作品中都以一对互补式的男性人物为主人公，男性在作品中处于主导性地位，这些男性具有相似的精神气质，经受着外在文化语境与内在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战胜这种人生困境而直面当下的现实。事实上，两部作品的内文本和背景文本之间都具有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1947-）所说的自恋式叙事风格，即，文本自我反射和作家-艺术家之间的自我凝视。尽管，两位作者将人物置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故事背景中，但是，小说中都让虚构人物和再虚构人物在两层文本之间相互映照，将虚构人物融入现实空间，在虚构人物、再虚构人物、读者之间形成多重视角的自我审视。

（一）《黑书》：卡利普与耶拉的错位

耶拉和卡利普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堂兄弟，耶拉和“如梦”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各自的人生轨迹并不相同。耶拉从少年时代起就成为被家族驱逐在外的漂泊者，卡利普却和堂妹“如梦”结婚延续了自己祖父母辈和父母的生活模式。卡利普生活在多元文化融合的后现代文化语境里，他的家族是一个以婚姻关系为基础封闭、保守的家庭生活圈，婚后的卡利普和“如梦”搬出家族居住的独栋小楼，依然定期参加家庭聚会，家族中的人们以沉默和疏离的态度置身于时代之外，用不变的生活方式抗拒着外界的变化和影响。“如梦”失踪之后，卡利普发现“如梦”和耶拉更为亲近，自己和妻子之间没有精神上的契合与交流，他才意识到夫妻之间的陌生和隔膜，意识到这种传统大家庭的形式化和内在情感的缺失。

在寻找妻子的过程中，卡利普发现自己身上情感观念的麻木和生活态度的淡漠，他发现“我把我的前半生浪费在渴望成为一个不是我的人”，“做自己”还是“不做自己”是生命中最为关键的难题。过去的自我和当下发现的自我存在之真实，这两者之间的断裂打破了卡利普自我认同的同一性。耶拉用连续的专栏文章编织出存留在他自我意识空间中的过去记忆，卡利普从这些非连续性的记忆碎片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自我身份的一致性，得以确立新的自我。

耶拉和卡利普代表人类生活的两种状态：过去的记忆和现在的遗忘。耶拉通过书写过去来对抗当下的遗忘，“耶拉专栏”的目的是为了激发读者回忆起那些被遗忘的过去体验，从而让个体在反思中剥离掩盖在生活表象之上的伪饰，重构过去自我和当下自我的一致性，找到自我存在的真实。这样，就使“耶拉”的书写者形象具有先知先觉的社会功能，赋予引导社会思潮的思想者角色。由于个体的记忆依附于自身所生活的城市空间和文化语境，而且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群体的记忆在个体记忆之中来体现自身的存在，所以，“耶拉专栏”中能映照出不同读者自我的过去记忆，才会引起卡利普的共鸣，明白“一个人只有通过说故事才能做自己”，采用书写的方式为现在和将来延续过去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下开始书写的卡利普代表了过去书写着的耶拉，当下消失的耶拉则预示着卡利普的将来之路，“耶拉专栏”的延续意味着两人对自我身份的精神认同。

（二）《酒国》：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互映

在《黑书》里，卡利普通过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和耶拉产生精神上的交流，同样地，李一斗也是因为“作家莫言”的作品而产生书信往来的愿望。值得注意的是，耶拉对卡利普的影响是通过卡利普的自觉书写来表现，“作家莫言”却是以“丁钩儿”探案故事情节发展的创作实践来呼应李一斗作品对自己的影响。或说，“作家莫言”和李一斗两人通过各自的书写暗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李一斗说自己的文学创作是受“作家莫言”和其他文学大师的影响，影响他的这些作家都是过去时空里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如：阮籍、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郭沫若和莫言，这些历史人物身上都有对现实的积极批判倾向，尤其是他第二封信中的表白“用文学改造社会，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展现出一个满腔热血，满怀抱负的文学青年形象。但是，李一斗的人生被动而愤懑，他与妻子、师恩如山的岳父和丰满温柔的岳母所构成的家庭圈子，无法沟通又无处发泄；与他所在的酿造大学及酒国市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家庭和学业都不是他所想要的，这构成他人生当下的冲突境遇。“作家莫言”阅读李一斗作品的过程中找到“丁钩儿”人物行动的轨迹，在这个再虚构人物身上重现了这种人生困境。“丁钩儿”有妻子和儿子的完整家庭，还有情人，有一定的工作成就和人生原则，美满的个人生活和现实所在的社会环境依然矛盾丛生。这些精神困境又回聚到“作家莫言”身上，当“作家莫言”最终到达酒国市时，他便将自己置身于理想与现实的直接冲突中。

“丁钩儿”“作家莫言”和李一斗都面临着相似的人生困境，他们所信奉的道德价值准则与当下时代商业伦理道德产生对立性的冲突，使他们自我的同一性认知产生困惑和迷失。“丁钩儿”的思想摇摆于过去的信念和当下的欲望之间，醉酒溺死正是自我迷失的结果，他的死亡成为“作家莫言”和李一斗的人生之镜，增加了他们对当下人生做出选择的可能性。在小说的结尾，李一斗投身于酒国市追名逐利的官贵阶层，成为他曾经愤慨的“吃人者”阶层，而“作家莫言”则自觉地坚守着由过去而来的道德准则，避免自己在物欲中迷失本性。事实上，李一斗和“作家莫言”代表了历史转折中自我选择“非此即彼”的两种可能性，作者没有指出这种自我选择的对与错，却暗示了人类社会辩证发展的客观现实，唯有站在将来才能看清过去道路的曲折与迷雾，个体自身很难在这种选择进行的过程中做出客观的自我评判。

三、记忆符号下的“创伤”主题

两部小说都是以书写个体自我的过去记忆为内文本的主要内容，而且两位作者设置了不同的言语符号来承载这些过去记忆的创伤本质。阿莱达认为创伤是一种超越人的心理、生理承受程度的过去体验，打碎了使整合的自我建构的可能性，而且，创伤只有通过言语才能成为稳固的记忆。在小说中，帕慕克使用“黑洞”作为耶拉人生记忆的创伤符号，莫言用“婴儿宴”拓展李一斗个体记忆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黑书》：被遗忘的存在之物“黑洞”

《黑书》的第18章标题是“黑洞”，这是一个具有多元意义的象征符号，也是真实存在于伊斯坦布尔城市空间中的一个位置。耶拉将紧挨着自家公寓楼的那个被两堵大楼的水泥墙和下方的地面所形成的“不透光的窒闷空间，连空气也不流动，让人联想到一口无底深井”的地方命名为“黑洞”。这个令耶拉小时候感到害怕的“无底洞”，成为他长大后人生记忆创伤的来源。

耶拉的精神创伤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少年时他和母亲被驱逐原有的大家庭，只有站在自家公寓楼对面的大楼顶上才能看见有父亲存在的那个“家”，他观看的视线必须越过两座楼之间的通风井，这种被抛弃的孤独感是耶拉成长过程中的情感创伤。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存在于旧家庭的“城市之心”公寓和现代连屋风格的高楼之间的“黑洞”，堆满由两栋大楼里的人类丢弃的各种废弃物，混杂着鸽子、老鼠这些非人类制造的各种粪便污秽。海德格尔认为空间包含着压缩了的时间，通风井里堆满的各种混合物将代表过去的传统工艺品和象征当下的工业化产品汇集在同一个空间里，使无形的时间流逝物化为可见的物理事实，成为见证伊斯坦布尔城市兴衰变化的空间标志，带给作为书写者的耶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创伤。

“黑洞”本身就是人类生命不在场的无的存在，象征着耶拉对遗忘的恐惧，正因为遗忘的缺场，使记忆的存在价值因失忆而变得不可或缺。然而，遗忘是人类记忆的常态，记忆只是个体努力排除各种外在干扰，保持自我身份认同连续性的存在意识。同时，记忆是个体回忆的结果，文学作品可以根据不同的回忆方式来重新建构过去，也只有当过去呈现为文字形式的时候，继承这些记忆的人群才有可能批判地对待它。因此，以“耶拉专栏”为代表的书写成为对抗遗忘“黑洞”的回忆手段，提醒人们确立自我文化身份的重要性。

（二）《酒国》：“吃人”主题的双重创伤

“婴儿宴”是《酒国》中符号化的核心线索，它的换喻就是“吃人的宴席”，承接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笔下“吃人”叙事的主题，是存在于现实的客观世界和虚构的文学世界中的文化符号。但是，鲁迅的“吃人”隐喻指向他所在的时代语境，是以“易子相食”，人肉入药，割肉尽孝以及对坏人的“食肉寝皮”等为基本内涵的过去文化背景，鲁迅提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是否存在的命题，揭示当时社会中习以为常、蒙昧麻木的精神状态。然而，莫言穿越时空对这一命题进行重构，在当代语境下重新阐释过去的记忆文化，使“吃人”主题形成新的符号形式和象征意义。

“吃人”的主体是人，“人吃人”是有文字社会中的文化禁忌，是人类自身应有的基本社会秩序中必备的集体良心与警醒意识，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中不应该存在任何形式的同类相残，这样会使人类自身堕入蒙昧的野蛮状态。人与兽的区别就在于文化和社会性，这些社会性依赖于文化而建立一整套适合人类生存的道德、法律、规范及行为准则，而“吃人”代表远古的过去痕迹，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人性之伤，也是作为“人”这一类群能否得到个体和群体认可的身份标志。在我们传统文化语境中对“人”之所以为“人”有着明确的规定性，人伦是形而上的天道的一种特殊体现形态，人的活动必须遵循这种涵盖、统御一切的普遍法则，而不能与天道相违背。这种人兽有别的人性意识，是传统记忆文化深深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无法根除的集体记忆，背离传统“人道”原则的“吃人”现象就成为烙在每个个体心头的伤痕。

可以说，“黑洞”符号具有开放性和相对性，它由当下指向未来；“婴儿宴”则充满延续性和异化性，矛头是从当下直指向过去。这两种具有多元意义的记忆符号揭示了不同故事文本中的相似主题，个体创伤与群体文化创伤的一致性和包容性，或说，个体意义只能随着整个意义结构才能有效用，个体的意义世界只有内在于一个社会的意义世界中才能获得其强度、力量和持久性。

在浩瀚的文学世界里，这样完全相异的文化语境里出现异曲同工的巧合，是非常普遍的创作现象，它充分地说明文学自身具有人类性或世界性的基本特质。正如当代作家范小青所言，“艺术本身是相通的，也许不一定非要通过什么桥梁，他在那里写，我在这里写，写出来也许会是很相像的东西”。如果说一定存在某种可以解释的原因，可以说是个体意识赋予流动的时间以忠实的记忆，而书写揭开了遗忘所不能医治的创伤，每一位身处于时间意识中的作家都在努力书写出自我的声音，积极参与到构建历史记忆的群体共识中，所以，彼此的文本映照出相同的时代痕迹。

本文系商洛市科技局科研项目“当代小说中的记忆书写”（项目编号：sk2014-01-28）阶段性研究成果。

柴 鲜 暨南大学

商洛学院

注释：

①2008年5月21日，2006年诺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与2006年布克奖获得者基兰·德赛应中国社科院邀请访问中国。莫言在5月27日与基兰·德塞、帕慕克三人举行私人会谈，在交谈中，莫言说“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说《我的名字叫红》和我的拙著《生死疲劳》这两部作品的开头有相似之处，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巧合”，并坦然道，“我非常高兴在创作《生死疲劳》之前没有读过您的作品，不然则摆脱不了抄袭之嫌。”可见，莫言承认自己与帕慕克创作中存在的巧合现象，同时表明自我的文学创作没有受到帕慕克影响。引文来自《写作·文学评论·图书排行榜——莫言与帕慕克、基兰·德赛的会谈》，参见：陈众议等编著：《帕慕克在十字路口》，钟志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51页。

②这里的“读者”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包括进行创作的作家和非直接进行文字书写的普通读者，是从自我所阅读和接受的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化产品角度来说明社会文化在代际性传递过程中的书写者态度。

③两部作品中都存在多层故事文本空间，有点类似嵌套式故事结构，但又不完全相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最早用“文本中的文本”（a work within a work）来描述作品中的作品，因此，笔者把由作者创作的故事文本称为“背景文本”，由作者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所虚构的故事文本称为“内文本”，在《黑书》和《酒国》中，“内文本”与“背景文本”之间的联结方式能看出两位作家不同的文学传统和文化背景。

④Lucien Dallenbach, Le rdcit spiculair，英文译名为The Mirror in the Text, trans. Jeremy Whiteley and Emma Hughe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参 见Review by: Ross Chambers South Central Review, Vol. 8, No. 2(Summer, 1991), pp. 106-107。参见，维克多·泰勒和查尔斯·稳奎斯特：《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章燕、李自修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1页。

⑤文中，“作家莫言”是《酒国》作品内的虚构人物，虚构人物“作家莫言”和现实时空中的作者都在创作一部名为《酒国》的长篇小说，两者在虚构文本空间和现实生活空间中并列但在不同时间维度，“作家莫言”是建立在作者个人生活体验之上的想象性人物。

⑥笔者称“作家莫言”和李一斗这两位人物各自书写的故事文本为再虚构或二次虚构的故事空间，这两个人物各自讲述的故事都发生在他们相互认可并默认为虚构空间的“酒国市”。

⑦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2页。

⑧[土]奥尔罕·帕慕克：《黑书》，李佳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

⑨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⑩莫言：《酒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⑪Erll, Astrid. Memory in Culture. Trans. by Sara B. You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⑫储昭华：《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9页。

⑬这里的“人道”是指对孔子关于道的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人道”概念，是荀子在“儒效”“强国”“礼论”“正名”等篇中所阐述的以礼仪法度为准则而建立的人类社会应遵循的规范和法则。

⑭罗姆巴赫：《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王俊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⑮范玉刚在《歌德“世界文学”的当代价值》中指出，“文学艺术的发生总是地域性或民族性的，但就文学艺术成其为文学艺术而言，它伊始就有着人类性或世界性”，笔者认为文学自身具有超越民族、国家、地域、时代等而反映人类某些共性特征的表达能力。参见：范玉刚：《歌德“世界文学”的当代价值》，《学习时报》2011年10月10日。

⑯范小青：《中国作家与跨文化资源》，《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