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时车到计程车

李开周

1925年7月9日，北大教授吴虞跟同事游颐和园，叫了一辆出租车，总共花了十几块大洋。

十几块大洋可不是小数目。当年鲁迅给母亲雇过三个老妈子，管吃管住，除此之外每人每月的工钱仅有两块大洋；郁达夫的哥哥郁华雇过一个厨师，也是管吃管住，一个月工钱仅六块大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时候，李大钊开给他的月薪才八块大洋。吴虞教授坐一回出租车，竟然能花光普通人一个月乃至小半年的收入！

吴教授叫车的费用如此之高，是不是被出租车司机坑了呢？当然不是。据他在日记中叙述，北京出租车是计时收费的，一个小时收一块大洋。他从北大坐到颐和园用不了一个小时，可他为了摆阔，让这辆出租车全程陪护，上午9点出发，下午7点返校，需要付费十块大洋。此外他还要甩给司机一块大洋的小费，再交给颐和园管理处三角钱的停车费，所以就得跟十几块大洋吻别了。

民国时代的出租车收费标准比较特殊，不但北京流行计时收费，很多城市都是如此。如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所载：在上海坐一个小时出租车，需付费四五块大洋，比北京还吓人。

再如1933年津浦铁路委员會总务处编印的《津浦铁路旅行指南》记载：“往来下关及夫子庙，逗客乘坐之普通汽车，俗呼野鸡汽车，每人每次约收车费四角（银圆），但须凑足五人方肯开行。正规出租汽车每钟点收费三元，逾一小时后每钟点加二元，每半钟点加一元。”这段话说明南京既有正规出租车，也有非法营运的“黑出租”（即引文中的“野鸡汽车”是也），黑出租按人次收费，正规出租车按乘坐时间收费：起步价（前一小时）三块大洋，此后每小时两块大洋。

因为流行计时收费，所以民国时代某些出租车公司会印制一大批“计时单”。司机营运的时候，把计时单放在车里，乘客上车，先在计时单上填写起始时间，下车时再填终止时间，最后双方计算时长，按时间结算费用。所以这些出租车绝不等于计程车，只能叫“计时车”。

1927年5月，郑振铎从上海坐船赴欧洲留学，途经香港，在香港皇后大街叫了一辆出租车，他惊奇地发现香港的出租车全是按里程收费，收费标准是每英里港洋一角。港洋比大洋购买力略低，一角港洋仅相当于九分大洋，所以郑振铎慨叹香港的出行成本比大陆低得多，其出租车收费标准也比大陆合理得多。

20世纪30年代，广州照搬香港的成例，推出了二十辆计程收费的出租车，从此计程收费的流行风才开始刮进中国大陆。即便如此，计时收费的老规矩仍然在其他城市继续流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