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救国

吴晓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进攻上海、南京，國民政府决定迁至重庆。日本军舰若沿着长江水路快速西进，重庆也将危在旦夕。如何阻断长江已成当务之急。军队水面或沿线狙击几乎没有胜算，沉船断流成了唯一的选择。中国航运企业在这一时刻拯救了国家。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重要的轮船公司分别是国营的招商局和两家民营轮船公司——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达公司。8月12日国民政府实施了“江阴沉船计划”，三家公司的24艘船只，计4.37万吨，被凿沉于江阴黄山下游的鹅鼻嘴。其中，招商局沉船7艘，计1.37万吨，三北和大达的沉船吨位分别为2万吨和1万吨。

12月，日军攻克上海、南京后，政府在江西马当第二次组织沉船。1938年4月，沉船18艘，计2.5万吨，参与企业除了上述三家外，还有民营的大通、民生等公司。此后，在镇海口、龙潭口、宜昌等水面又相继实施多次沉船计划。这一惨烈的自毁行动，成功地阻止了日军沿长江快速西进的战略，西部的抗战大后方得以保全。

在长江沿线，一艘艘装满乱石的铁船自凿沉沦，宛若一幕接一幕的葬礼。沉船是一个极富寓意性的事件，中国企业家在家国存亡之际，以自己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次殉葬，也是一种拯救。

除了沉船阻敌，航运公司还承担了运输西迁军队和物资的重任。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抓紧时间西迁企业，关乎国运商脉。各家航运企业原本为了生意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则抛弃前嫌，空前团结，在南京成立“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并沿上海至长沙一线设置分处，统筹安排，日夜抢运。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有3万吨轮船被政府无偿征用。上海沦陷前，有146家企业以及1.5万吨的设备，随同2500名工人，先转移至武汉，后来再入四川。

1938年6月，武汉大会战发生。当时的武汉地区有中国最重要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和多家兵工厂，聚集在此准备西迁的企业256家，各种设备器材10.8万吨。航运公司冒着炮火和空袭日夜抢运，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绝大部分器材被转运，没有落入敌手。

武汉失守后，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这时候，宜昌随时可能被攻陷，招商局、三北等公司已经精疲力竭，更可怕的是，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1个月左右。最危急的时刻，西运的重担猛地压到了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肩上。个头瘦弱的四川企业家卢作孚迎来了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当时，民生公司按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10多万吨物资在1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那些日子里，卢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挥中心，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深夜他则亲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他鼓励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