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之沉重”与“沉重之轻”
——张楚小说论

◆ 宋夜雨

——张楚小说论

◆ 宋夜雨

一

在众多“70后”作家中，无论就写作路数、写作面貌还是作家个人的社会身份而言，张楚无疑都是这一写作群像中较为独特的一个。单从文学系谱而言，除了早期几篇先锋模仿之作外，很难把张楚的写作与既有的文学图景、写作范式对应起来。但一路走来，我们还是能够在张楚的写作道路上捕捉到一些“秘密”、一些成长的踪迹。生存现实作为生命直接应对的最大现实既构成一定容量的生存空间，又作为一种生命内容构成写作经验、写作主题的生发场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生存现实是所有的写作共享的一个永恒主题。但这一主题的共有性并不对作家的个人性差异构成根本性的干扰，这是因为每一个写作主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个体的差异性构成了写作的前提，而每一个个体所遭遇的生存现实以及对生存现实的感悟、理解、回应、把握的程度和方式都是各各不同的。卡夫卡是“梦与真实的混合”，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我们也可以说，张楚的写作是“诗意现实”。他说，“我喜欢日常生活的诗性，我觉得，这种单纯的、无意义的诗性会让复杂、斑驳，乱象丛生的故事变得高贵、优雅、从容”。当然，无论是何种现实，小说的“现实”与生存现实都不是一种镜像的简单对应关系，而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混合与超越的关系。正如蒂里希所说，“不应该把理想和形式之间的关系解释成仿佛理想仅仅是现实存在的形式的一个影像”，“理想应该是从一个现实形式内现存在张力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正在出现的形式的表现”。小说的价值正在于二者之间对话互动关系的呈现。张楚的写作“理想”深植于“日常性”的生存形态中，并且他对这种“日常性”抱有一种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与认同。“日常性”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既是诱惑又是危险，无限的可能性赋予“日常性”极大的写作主题诱惑，庸常、聒噪、杂乱的形态同样又将“日常性”置于危险的选择境地。日常性的叙事逻辑极容易让我们误入一种浮泛的表象生活景观的体认。而“日常”从来就不是表象，九十年代新生代小说的“日常”关注正是体现了文学由历史发声向“回应生活”的写作转型，表象只是日常的外衣形式，这种形式的实在内容是每个人的真实血肉与灵魂的未知深度，日常最终是由每个人的行动、行动的结果与行动背后生命驱动力所成型的存在方式。这样一来，“日常性”的有效选择对作家就构成了一种无法回避的写作挑战和表意难度。张楚的小说几乎就是小城镇小人物的心灵史，这些人物的面孔清晰、平凡、似曾相识，每一个都血肉分明。像卡夫卡、佩索阿一样，小公务员的身份让张楚获得了既能置身“日常”生活，又能与生活现场保持自由的观察距离的某种优势。因而张楚的“日常性”处理不流于生活表面的纷繁热闹，而是将叙事的向度深入这些小人物的心灵，将横向的生活切面和纵向的心灵世界交织起来，形成一种坐标式的叙事结构。这也是因为“日常性”既是抽象模糊的又是具体实在的，抽象在于作为一种生存形态的普遍性，具体在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与行动将“日常性”充实为一种连贯的生活逻辑。而横向与纵向的两种力量的碰撞挤压，小说的张力、内含的意蕴就呈现得淋漓尽致。因而张楚的人物总是真实的、灵动的、有温度的、有色彩的。比如，《曲别针》中的刘志国，《刹那记》、《樱桃记》中的樱桃。

当然，这些还不足以把握张楚小说的“秘密”、小说的灵魂。如果将写作类型划分为“乐感”写作与“痛感”写作，那么，无疑，塞万提斯、卡尔维诺属于前者，而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属于后者。而张楚显然选择站立在“痛感”写作的行列中。张楚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悲观其实并不是一种生命终极的判决，而是一种清醒的体认。只有当悲剧成为生命的深刻体认之后，人才会清醒，进而辨清生活的道路。小说中，张楚敏感细腻的观察体悟让“轻之又轻”的小人物的此在肉身承受生活所附加的沉重精神苦痛；另一方面，他的悲悯情怀、善良温厚的精神人格又始终游走于文本间隙，力图在沉重的生活现实中寻求一种“轻之又轻”的飞翔姿态。而小说的价值是“行走在现实泥土之中的人，内心有一种飞翔的愿望”。正是这种对“飞翔”愿望的追寻，张楚的小说留白中总是氤氲着淡淡的诗意。诗意既是作为小说的一口新鲜“氧气”，更是作为面对生存困境的“重”时对解脱路径所作出的选择之“轻”。小说“轻”与“重”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小说的叙事逻辑张力，同时也对应着作家的写作态度，更对应着一种凝聚着精神人格的生命态度。小说说到底是关于人的可能性，小说能走多远从根本上取决于作家的精神气质的深度、人格魅力的宽度与厚度。我认为这也是张楚独特的价值所在。支撑一个作家写作的不是文本形式，根本上在于文本背后作家由人及己、再由己及人的对世界和他人的本真看法，所谓写作姿态，就是对世态人心怎样的层层剥离，以及对人和事秉持怎样的价值判断，失去了这种精神气质的依托，文本自身的灵魂便无处可寻。小说的精神由来于此。张楚深知作家应该站立的位置，深知小说作为一种精神的价值向度。没有对这种精神的把握前提，我们就无法深触小说的内里，无法理解小说展开的路径和方式，无法辨识作家殊异的表达“口吻”和语气。

二

从小说的整体面貌来看，张楚在小说的叙事层面表现出了极大的耐性。我想，这种耐性一方面出于作家对生活本身以及对置身其中的那些人物的心灵与人格的理解与尊重，只有当表达主体放平叙事姿态与描摹对象平行对话时，生存现实在文本层面的转化程序中才不失去“真实”的质地。另一方面，一个人只有真正面对过自己、真正地和自己心灵遭遇，他才能够对生活抱持一种踏实深刻的耐性，而当生活和小说发生一种主观的关联的时候，这种耐性就会在小说的文本中呈现为一种品性和精神。再者，耐性的文本连贯性同样体现了作家对自己所选择的写作方向的把握和笃定。那么，张楚的方向在哪里呢？他对人生命意的思考以及对生命回溯与把握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什么呢？实际上，人生的方向与写作的方向存在一种平行的同质关系，那就是它们都是抱持着一种无法理解的永动的希望朝着此在时间之外的未知性、不确定性一路前行，尽管一再挫败、一再失望。写作与人生构成了一种镜像的对照与互补。所以，可以说人生的终极命题就在于那既诱人又害人的“可能性”。作为人的存在，面对沉重的生存现实必须要做出选择。张楚的选择是“沉重”的生存现实中的“轻”与“轻”之生命中的“沉重”之痛。“重”既是生存现实的负担，又是这种负重与生命遭遇之后抵触心灵的疼痛之“重”。“轻”既是生命个体在生活荒原中的渺小、无力与“轻薄”，同时，更是一种超越此在的向往与姿态。就此而言，“轻”与“重”就不单单是生存的重量问题，更是“身体”与“灵魂”的哲学辩证法。而“身体”与“灵魂”其实就是人之一切问题的根本，是存在之问的一体两面。写作的困境实际就是生存的困境，而生存困境就是“身体”与“灵魂”的错位和对立。在张楚的小说中，“轻”与“重”的辩证关系既构成了一种叙事逻辑动力，又形成了一种文本结构张力。

首先，张楚深入生存现实的切口是“疼”和“痛”。毋庸讳言，生活的凡庸、无常总是大于生命本身，但“疼”、“痛”并不因此就取得无缘发作的合理性，前提是“疼”、“痛”的对象始终没有丧失生活的感知力。而一种“疼痛”如果要直击心灵，就必须经由身体到灵魂的过程展开。此外，“疼痛”有深浅厚薄之分，苦难叙事的宏大主题一方面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历史重压，让后现代中的我们无从反应；另一方面，苦难作为一种叙事母题的反复再“苦难”带来了审美的疲乏，进而损伤小说本身的审美分量，从而失去了历史言说的效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痛”，“痛”必须经由时代主体自身的遭遇才能上升为一种可靠的历史经验。当下，“疼痛”的体验更多的是个人化的、日常性的。张楚对“疼痛”的敏感与捕捉就是如此。他并不过分追求以“苦难”、“死亡”、“欲望”、“情爱”等一般性主题为支撑的小说叙事向度，而是用力对生活中每一个平凡、“轻薄”的人物进行生存处境的绵密展开，以及对人物与困境遭遇时的人性剖析，并且保持着极大的耐性描摹人物与困境遭遇后的一系列的回应和行动，最后直抵心灵之痛，从而人物“轻薄”的生命要么失重、要么超重。这样一来，这些“轻薄”人物的命运结局都对应着一定的生活现实依据与事理逻辑。也缘于此，张楚尤为关注语言的细腻、叙述的从容、表意的自然与宽容。小说《疼》中，生活落魄的马可被情人杨玉英收留照顾，做皮肉生意的杨玉英为了与马可结婚也转行做起了正当生意，一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人看似就要步入生活的正轨。但在马可的绑架阴谋中未曾预料的偶然性阴差阳错让杨玉英无辜地死去。小说结尾，“马可不知道这泪是他的，还是她的”。这既是爱的失去的挽歌，更是人的良知与私欲的纠缠挣扎的难言之痛。无论是马可还是杨玉英，他们本就处于生存之痛的边缘，他们想挣扎、想解脱，无奈事与愿违，更深的伤痛朝着他们“轻薄”的身体柔软的心灵无情刺去。《曲别针》的志国本是一个私营小企业主，按理说他的生活相当安稳。而实际上他的生活支离破碎，为了挣钱跟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嫖妓、出轨。但似乎这一切都不构成道德的判决，小说的关节在于志国患了抑郁症、自闭症、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女儿是志国生活的希望，但女儿的病情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绝望的压力。因而“曲别针”就不仅是一种随意的意象，更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象征物，它成为了志国在生活绝境下来的一个寄托，一种消解压力的方式。随着叙事的行进，我们好奇的是志国对生命之“重”的承受到底有一个怎样的结果。事实是，志国在杀了小姐之后，吞下了所有的“曲别针”，这既是生命的终结，也是希望的终结和绝望时刻的宣判。《长发》中，因丈夫生理原因而无奈离婚的王小丽，正筹划着和小孟结婚。出于对小孟的感激和对新生活的巨大期待，她想卖掉自己的长发给小孟买辆摩托车。但生活的不可确定性让她一再迟疑，长发不仅仅是生理物质，对王小丽来说，更是一种牵涉着生活方向选择的主观意愿的象征物。然而，当她最后答应南方人卖掉长发的时候，那种将自己完全交付出去的决心，在南方人的蹂躏下变成了冰冷的绝望。这部分小说中，“轻薄”的人物本就背负生活的重压，却又对生活抱有一种不灭的希望，他们迟疑、反复，但结局是旧的“沉重”还未褪去，新的“沉重”已然到来。人真正的绝望正是产生于绝望迟疑的时刻对希望的幻想。而张楚的巧妙之处在于这一切都没有说尽，点到为止，言有尽而意无穷，将言不尽的更深刻的“沉重”推引到我们颤抖的心灵。这部分小说本身的基调就是“沉重”的，而另一部分则叙事相对和缓，通过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侵入与抗争，将“沉重”的一击在叙事逻辑的慢慢推就下呈现出来。《夜是怎样黑下来的》无非讲述的是公公和未来儿媳之间内在力量的较量。在张茜面前，老辛“只感觉一双鹰隼凌厉的眼神，在自己身上飘来飘去”。让老辛更加气愤的是儿子违背自己的意志偷偷地去找张茜，当张茜跪在自己面前认错的时候，老辛既有一种快慰，又有一种欲望式的怜惜。就艺术成熟度而言，《梁夏》在张楚的小说中具有显要的地位，小说讲述了梁夏状告帮工三嫂的故事。梁夏与妻子经营着服装的生意，三嫂的加入让他们的生意更加红火，在朝夕相处中，三嫂对梁夏产生了非分之想，在投怀被拒之后，三嫂告了梁夏强奸。梁夏为了自己的冤屈不断上访，而三嫂在梁夏断指之后却自杀了。如果说梁夏的上访行为可以视为个体对庞大的社会文化秩序的挑战，那么，三嫂的死无疑是一个警醒，那就是在没有绝对的善恶对立的生活中，伤害归咎于谁？我认为，这个时候张楚的内心也是百转千回，但他是想宽容的。这些事件可以说都很“轻盈”，并不构成那种切肤之痛。然而，它们确实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无论是“夜是怎样黑下来的”，还是三嫂的自杀，它们都是一记“重拳”打在了我们沉闷的胸口。《野象小姐》、《惘事记》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沉重的那一部分，这些“沉重”在世界与我们之间构成了一种警醒和障碍。

三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总是能带给你惊喜，让你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不舍。张楚近几年的写作对读者而言的确是不小的惊喜，我认为《七根孔雀羽毛》、《良宵》、《梁夏》、《刹那记》、《小情事》无论就艺术范式、小说内蕴还是就写作姿态而言都是张楚的写作版图里最好的小说。这部分小说越来越接近小说的本来面目，抑或越来越有“小说性”了。“小说性”其实就是小说的魂灵，而小说在本质上是“虚”而非“实”，是“轻”而非“重”。小说只有将现世的方向引向他在的“虚无”之“轻”，在两种生存命意的切换中，现世的俗世意义才会突显出来。鲁迅如此，张爱玲亦如此。米兰·昆德拉说，“在一个外界的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可能性”就是生命之“轻”。张楚是悲观的，却不是绝望的。一个人的悲观，是立足于对这个世界的“温度”与“色彩”的感知与信仰。在一篇访谈中，张楚说，“在那个晌午，我突然对生命的拙劣、卑微、无常、残酷有了最透彻的理解。在这个宇宙里，地球只是一粒尘埃，而我们，可能连尘埃的一粒原子都算不上，可即便如此，我们内心里仍然有着对永恒、对美、对温暖、对光明、对崇高的最执著的追寻和企盼。我们强悍的内心世界永远会固守着某种甜美、忧伤乃至残忍的记忆，只是因为，那些亲人、友人消逝的身影，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存活在我们的内心”。可以说，生命之“轻”既是张楚的文学信仰与生命追求，具体到小说文本又是他把握人物内心与小说命意的写作方式。这部分小说呈现了张楚另外的艺术面向。文本的空间在写作和缓、自然、相对客观的叙述节奏下显得尤为开阔，小说的整个呼吸方式自由而节制，人物虽然同样面临着纷繁的生存障碍，但并不为这些障碍所拖累，在游移与模糊中，他们显然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把握。这种艺术面向的变奏实际上反映出作家自己的生活面向的开阔。一种写作的局面的形成得益于作家对生活现实的把握与内化从而形成的经验化的处世哲学和写作基点。基于此，人生观念的进化触动着小说观念的变奏，进而影响着小说的具体写作面貌。《七根孔雀羽毛》表面上讲述的是小城公务员宗建明经历妻子出轨、离婚，与情人同居的破碎生活。当然，张楚的目的绝不在这些“家长里短”，宗建明破碎的生活形态实际上构成了推进叙事的表层结构，以此，张楚带有“饶舌”的语气不断生发枝蔓，这样的目的在于还原人物的行为动机，人物的心理逻辑对应着生活的现实事件，进而不动声色地让一切的因果联系呈现出清晰的面目。随着宗建明的不断回忆，阅读的感受也在不断下坠，但如果一直这么坠落下去，小说可能就陷入了惯性的圈套。而“七根孔雀羽毛”这一意象的存在却使得小说产生了下坠中的飞升感。“七根孔雀羽毛”对宗建明究竟有何意义，张楚始终没有说出。就像小说所宣称的，“有些秘密，除了它是秘密之外，什么也不是”。一个人有了秘密，也就有了悲伤，人的成熟就是悲伤之路的开始。“七根孔雀羽毛”是小说的偏移，它本身并不构成某种实存的价值，而有的时候，没有价值的东西反而成为了一个人最为珍视、最为心动的东西。就像《这个杀手不太冷》中，杀手里昂去哪都带着那盆银皇后。“七根孔雀羽毛”具有同样的艺术效果。宗建明时不时把它们拿出来，观望，回忆。“羽毛”成为了宗建明回忆往事的路径，而一个喜欢怀旧的人总是经历了生活的疲惫。回忆既是一种安慰又是一种生命的确证。总之，“羽毛”让不断下坠的小说呈现了某种积极的努力和方向，这便是小说的意义与价值，在现实的泥土里默默承受进而寻求超越和飞翔，在沉重的困境中向往生命之“轻”。《夏朗的望远镜》中，观测星云成为了夏朗的兴趣和追求，“望远镜”潜在地成为了俗世生活与外在宇宙的联系通道，当然，“望远镜”更是夏朗的内心世界与宇宙世界的沟通路径，而这从更深层次来说，这是一个人最为根本的追求意愿，人之为人的价值就在于对崇高、美好、永恒的不懈向往和追求。但是岳父方有礼的父权威力却阻断了夏朗“梦想”的通道，小说围绕方有礼与夏朗之间那种生命内在力量的侵入与推拒，展开了人性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冲突与较量。一再退避之后，夏朗对这种生活逻辑有了确定的把握，他又重新拿起了“望远镜”。我认为，这部分小说很能打动人。原因在于这部分小说无论是表面的生活形态还是内在的生活逻辑，本质上与生活本身都是同质异构的，在这里“虚构”并没有走得太远，或者说“虚构”是一种平行于生活的新的理解与重构生活与世界的方式。一方面，这种叙事并没有带来阅读、解读层面的想象跳跃。另一方面，生活的庸常与繁复让身处生存现实的我们实际上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对这个世界我们并不真正具有清晰的认知力和理解力。因而，潜入生活内里，对生活表层下的生存逻辑的认知和把握，就具有了某种不可规避的必要性。事实上，小说从一开始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行进，只不过张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相对有效的把握方式。

注释

①张楚：《七根孔雀羽毛·后记：我的美妙仙境》，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361页。

②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页。

③鲁羊：《天机不可泄露》，《钟山》1993年第4期。

④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24页。

⑤斯继东、张楚：《我希望我的眼神是清澈的》，《百花洲》2011年第4期。

⑥李敬泽：《那年易水河边人》，《文学报》2013年12月27日。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