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研究
——宋金时期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第二次对峙和重组

李大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 北京 100752)



【“一带一路”研究——北方民族及政治治理专题】

——宋金时期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第二次对峙和重组

李大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 北京 100752)

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对峙和融合是推动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作者从王朝藩属与游牧行国碰撞、对峙与重组的视角，对宋金时期两大族群所建政权的形态，及其对境内族群的整合作用进行了概要探讨，在揭示这一时期政权与族群凝聚状况的同时，给予其在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明确的定位。

宋金时期； 游牧行国； 王朝藩属； 对峙与重组

经过隋唐时期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之间的碰撞与重组之后，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的互动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对草原族群而言，游牧族群建立的诸多游牧行国先后为契丹建立的辽和女真建立的金整合，而对于农耕族群而言，则出现了相对“单纯”的农耕王朝，这就是北宋和南宋，而且二者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从二者的互动关系言，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又一次呈现对峙的状态，但是和以往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游牧行国从单一的对游牧族群的整合发展为对牧农混合族群的整合，具有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的双重特征；二是在对峙中具有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双重特征的辽、金占据了明显优势，并最终取代农耕王朝成为“天下(中国)正统”。

一、由游牧行国到兼有游牧行国、农耕王朝双重特征

契丹建立的辽和女真建立的金，虽然被历代史家归入了“中国王朝”的系列，但不可否认的是，契丹和女真都属于游牧族群，而辽、金虽然具有中国传统农耕王朝的特征，但依然保留着游牧行国的很多特点，故笔者称二者兼有游牧与农耕政权的双重特点。

(一)由游牧行国到辽朝：游牧族群“一统”的再努力

契丹之称最早见于《魏书》是学界的一般认识，而《辽史·世表》对契丹游牧行国的发展轨迹有如下记载：汉代，“冒顿可汗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曹魏时，“青龙中，部长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横水之南，黄龙之北”。两晋时期，“鲜卑葛乌菟之后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也就是说，契丹是东胡的后裔，与在实现草原地区“大一统”基础上进而南下占据黄河以北地区并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有着共同的祖先，而更有意思的是,契丹也步拓跋鲜卑后尘，最终构建了包括游牧和农耕族群在内的辽朝，实现了与北宋王朝的对峙。

《魏书》为契丹立传已经从一个侧面表明，最迟在北魏时期契丹已经凝聚为草原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而《魏书·契丹传》对这一过程也有一个大致的记述：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自此岁常朝贡。后告饥，高祖矜之，听其入关市籴。及世宗、肃宗时，恒遣使贡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氊为上服，人给青氊两匹，赏其诚款之心，余依旧式。朝贡至齐受禅常不绝。”由此分析，尽管魏书的作者称契丹为国，但契丹尚未完成内部的凝聚，在隋唐时期依然是多部共存的状况。

《隋书·北狄传》将契丹置于突厥之后，记录了其在突厥游牧行国体制下缓慢发展的情况：“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逐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由此看，进入唐代之后，契丹虽然逐步成为东北地区的重要民族政权之一，但其发展依然受到中原和草原地区强邻的制约，一方面不得不左右于唐朝和突厥汗国之间以谋求生存，另一方面也是唐朝和突厥汗国争夺的目标。

唐朝和契丹隶属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见诸于史书记载。《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载：“武德初，数抄边境。二年，入寇平州。六年，其君长咄罗遣使贡名马丰貂。贞观二年，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突厥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太宗谓曰：‘契丹、突厥，本是别类，今来降我，何故索之？师都本中国人，据我州城，以为盗窃，突厥无故容纳之，我师往讨，便来救援。计不久自当擒灭，纵其不得，终不以契丹易之。’太宗伐高丽，至营州，会其君长及老人等，赐物各有差，授其蕃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无极县男，赐姓李氏。显庆初，又拜窟哥为左监门大将军。其曾孙祜莫离，则天时历左卫将军兼检校弹汗州刺史，归顺郡王。”以放弃对梁师都的支持来换取内附唐朝的契丹，显示契丹对于突厥汗国的重要，唐太宗也是因此不仅回绝了突厥的要求，而且逐步加大了对契丹的控制，松漠都督府的设置应该是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载：“明年，摩会复入朝，赐鼓纛，由是有常贡。帝伐高丽，悉发酋长与奚首领从军。帝还，过营州，尽召其长窟哥及老人，差赐缯采，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大酋辱纥主曲据又率众归，即其部为玄州，拜曲据刺史，隶营州都督府。未几，窟哥举部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俱隶松漠府，即以辱纥主为之刺史。”唐朝虽然设置了松漠都督府，但从只授予窟哥都督，且各部降附有先有后、分别设州安置分析，契丹内部的凝聚依然没有完成，不能以一个完整的政治势力参与东亚地区的政治活动，而对于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公元696—697年)李尽忠、孙万荣的反叛，应该将其看作是契丹为完成凝聚而做出的一次努力。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记载，在武周三十万大军的进攻下，“俄而李尽灭死，万斩代领其众。万斩又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游军前锋，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官吏子女数千人。俄而奚及突厥之众掩击其后，掠其幼弱。万斩弃其众，以轻骑数千人东走。前军副总管张九节率数百骑设伏以邀之。万斩穷蹙，乃将其家奴轻骑宵遁，至潞河东，解鞍憩于林下，其奴斩之。张九节传其首于东都，自是其余众遂降突厥。”可惜并没有成功，而唐朝对再次降附的契丹部众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试图加强对其管理：首先是重新设置了松漠都督府和羁縻州，并设押蕃落使，督军镇抚；其次册封契丹首领为松漠郡王，官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各因旧帅拜为刺史；再次是以公主和亲契丹，羁縻契丹首领；最后是在松漠都督府设置静析军，虽然委任契丹首领松漠郡王为经略大使，但又设静析军副使分其军权，从而形成互相制衡之势，一方面便于唐朝对契丹的控制，另一方面也遏制契丹势力的壮大。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主管东北边疆事务的安禄山“发幽州、云中、平卢、河东兵十余万，以奚为乡导，大战潢水南，禄山败，死者数千，自是禄山与相侵掠未尝解，至其反乃已”，但契丹真正走上构建草原族群“一统”道路则是始于耶律阿保机时期。

阿保机整合契丹各部建立游牧行国的过程，《契丹国志·太祖大圣皇帝》有概要记载：“先是契丹部落分而为八，以次相代。唐咸通末，有习尔者为王，土宇始大。其后钦德为王，乘中原多故，时入侵边。及阿保机称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韦咸服属之。太祖击黄头室韦还，七部之于境上，求如约。太祖不得已，传旗鼓，且曰：‘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自为一部。’七部许之。其后，太祖击灭七部，复并为一。又北伐室韦、女真，西取突厥故地。击奚，灭之，复立奚王，使契丹监其兵。东北诸夷皆畏服之。……神册元年。是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建元曰神册，国号契丹。”

《辽史·太祖纪》也记录了阿保机“一统”契丹各部，构建游牧行国的过程，而《三朝北盟汇编·政宣上》则记载了阿保机进一步拓展其游牧行国规模，将周围草原游牧族群尤其是女真纳入其游牧行国体制之内的情况：“契丹阿保机乘唐衰乱，开国北方，并谷诸番三十有六，女真其一焉。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

《辽史·地理志》则记录了阿保机的后继者将游牧行国在北部草原地区进一步拓展乃至延伸到南部农耕地区的情况：“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遥辇氏更八部曰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内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属县四十有一。每部设刺史，县置令。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根据该书的记载，辽朝行政区划大体上是道、府(州)、县三级，共有5京、6府、156州(军、城)、209县。

《契丹国志》卷二十二之《四至邻国地理远近》则进一步明确记载了辽太宗初期契丹国的四至：“东南至新罗国。西以鸭渌江东八里黄土岭为界，至保州一十一里。次东南至五节度熟女真部族。……又次东南至熟女真国。……东北至生女真国。……又东北至屋惹国、阿里眉国、破骨鲁国等国。……正东北至铁离国。南至阿里眉等国界。……次东北至靺羯国。东北与铁离国为界，无君长统押，微有耕种。……又次北至铁离、喜失牵国。……正北至蒙古里国。……又次北至于厥国。……又次北西至鳖古里国。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达打国。……西近北至生吐蕃国，又西至党项、突厥等国。皆不为契丹国害，亦不进贡往来，盖以熟土浑、突厥、党项等部族所隔。东南至云州三千里。正西与昊贼以黄河为界。西南至麟州、府州界。又次南近西定州北平山为界。又南至霸州城北界河。又次南至遂城北鲍河为界。又南近东至沧州北海。又南至安肃军自涧河为界。又南近东至登州北海。又南至雄州北拒马河为界。又南至海。”该书进而对统治体系的建构也有如下分类概要的记述。在“州县载记”条下有：“契丹自太祖、太宗初兴，战争四十余年，吞并诸番，割据燕、云，南北开疆五千里，东西四千里，共二百余州。”其下记有五京五处：燕京三司、西京转运、中京度支、上京盐铁、东京户部钱铁司；大藩府六处：南大王府、北大王府、乙室王府、黄龙府、兴中府、奚王府；钱帛司三处：长春路、辽西路、平州；节镇三十三处：奉圣州、云内州、长春州、龙化州、海北州、贵德府、蔚州、应州、朔州、锦州、干州、显州、辽州、咸州、渖州、苏州、复州、庆州、祖州、川州、成州、菜州、懿州、宜州、坤州、平州、辰州、兴州、同州、信州、饶州、建州等；刺史州七十余处：德州、黔州、潭州、惠州、榆州、营州等；诸藩臣投下州二十三处：微州、濠州、驩州、卫州、荆州、闾州、随州等。在上述统治区域之外，又设置“沙漠府控制沙漠之北”；“云中路控制夏国”；“燕山路备御南宋”；“中、上京路控制奚境”；“辽东路控扼高丽”；“长春路镇抚女真、室韦”。

对于上述契丹辽阔的疆域和统治体系，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由游牧行国发展而来的辽朝已经构筑起了和农耕王朝大体相同的藩属体系，其统治体系中既有以五京为中心的刺史州等核心区域，也有诸藩臣投下州、沙漠府等控制的藩卫区域，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加入，彻底改变了契丹(辽朝)的政体属性，已经不是完全的游牧行国。二是面对农耕、渔猎、游牧族群混杂的这一辽阔区域，契丹统治者采取了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两种不同的管理政策。《辽史·百官志》对契丹由游牧行国发展为辽朝的管理体制有如下记述：“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对于契丹的这种管理体制，以往学者们多用“双轨制”或“因俗而治”来形容，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值得很好总结”。实际上，所谓“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自然是指契丹处于游牧行国阶段所具有的管理制度，尽管在名称上有自己的特点，但对于游牧行国的一般传统而言，并没有根本的差别，而由此发展而来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则明确阐明管理体制兼有了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的双重特征，而这种变化则不仅仅是从契丹到辽朝简单地名称的改变，也是政治体性质的改变，即已经由单纯的游牧行国兼有了游牧和农耕政治体的双重性质。

关于辽朝的机构设置，以往学界早已有过详细探讨，陈述先生《契丹政治史稿》是老一辈学者对此进行关注的代表性成果，而何天明《辽代政权机构史稿》则是新一代学者对此进行解读的代表。因此，没有必要做繁琐的进一步描述，而对于契丹政治体的性质，陈述先生的《契丹政治史稿》是较早从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的视角进行阐述的著作。该书先述“契丹在祖国历史中的地位”，从游牧生活概况及其发展、中原古史与南北差别、历史上牧区农区的关系、契丹的壮大及其对于祖国历史的贡献等方面，阐述了契丹对多民族国家做出的贡献；其后在认为契丹是“屡经混合的民族”基础上，从选汗大会与帝位继承、阿保机建国及其政策、统治政策的演变与汉人地位的提高等方面对契丹的管理体制做了阐述。陈述先生对契丹在构建多民族国家过程中的贡献的肯定是值得学术界给以充分肯定的，尤其是从历史上牧区和农区关系的视角进行考察给笔者以很大启发。不过，仅仅关注这一个方面似乎还不足以准确评判契丹的贡献，如果进一步从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互动的视角来审视契丹，那么契丹在构建多民族国家过程中的贡献将更加清晰。因为契丹是继拓跋鲜卑之后又一个游牧族群所建立的涵盖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的政治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政治体在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脱离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轨道，而且将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对“中国(天下)正统”的争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巩固了游牧行国在与农耕王朝互动中的优势地位。

《辽史·太祖本纪二》赞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让阻午而不肯自立。雅里生毗牒。毗牒生颏领。颏领生耨里思，大度寡欲，令不严而人化，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剌德，尝与黄室韦挑战，矢贯数札，是为懿祖。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菫，执其政柄。德祖之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己有广土众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尽管这一赞曰的内容有很多传说的色彩，但是它反映了契丹实现对草原游牧族群的整合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并使游牧族群在与农耕族群的互动中占据了一定优势。值得关注的是，契丹虽然构建起了兼有游牧、农耕、渔猎等多种经济形态的政治体，立国218年之久，辖有契丹、汉、女真、奚、渤海等诸多族群，实行了不同的政策，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得到了今天学者们的充分肯定，但不可否认的现实结果是契丹并没有实现对境内族群的整合，甚至伴随着契丹(辽朝)的灭亡，契丹这一称呼也逐渐消失于史。

(二)由辽到金：游牧族群凝聚主导者的换位

《金史·世纪》载：“金之先，出自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湼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就经济形态而言，由肃慎发展而来的靺鞨多数属于渔猎兼农耕的族群，但建立金朝的核心族群则有着与游牧族群类似的“随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金史·世纪》有载：“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而《辽史·食货志》有：“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复获马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算。”所谓“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及辽枢密使耶律斜轸一次讨伐女真就获马20余万匹，则预示着这部分靺鞨人也从事牧业，甚至有可能是游牧族群，不然20余万匹马依靠渔猎产品的交换是无法得到的。

因为地缘上的邻近，经济和生活方式的接近和曾经具有的隶属关系，使女真人构建的金朝很自然地将辽朝列为了取代的首要目标，经过数年的战争，不仅继承了辽朝的疆域，而且将统治体系加以改造，农耕王朝的特征更加明显。北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立国之后的完颜阿骨打很快将进攻的目标对准了辽朝，意欲取而代之。《金史·太祖纪》记载了灭辽的简要过程：

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上自将攻黄龙府”，“九月，克黄龙府，遣辞剌还，遂班师”。金军攻占辽北边重镇黄龙府。

收国二年(公元1116年)，下诏：“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同年，再命斡鲁统领内外诸军，攻讨高永昌，以援助在辽东京起兵反辽的渤海人高永昌，“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阿徒罕破辽兵六万于照散城”。

天辅元年(公元1117年)，阿骨打获悉辽在上京道长春州和泰州方面防御薄弱，令都统完颜杲率宗雄、宗干、娄室等率兵进攻长春州，《辽史·天祚皇帝纪二》载：“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同年十二月，“斡鲁古等败耶律捏里兵于蒺藜山，拔显州，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

天辅二年(公元1118年)正月，辽双州节度使张祟降；六月，通、祺、双、辽等州八百余户来归。

天辅四年(公元1120年)“四月乙未，上自将伐辽”。留守挞不野降，天祚帝逃往西京，辽朝疆土已经被金兵占领过半。

天辅五年(公元1121年)五月，辽都统耶律余睹等诣咸州降。

天辅六年(公元1122年)正月，“都统杲克高、恩、回纥三城。乙亥，取中京，遂下泽州”。“都统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追辽主于鸳鸯泺。辽主奔西京。宗翰复追至白水泺，不及，获其货宝。己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希尹追辽主于乙室部，不及。乙亥，西京复叛。是月，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即位于燕。四月辛卯，复取西京。”六月间，金太祖亲自领兵自上京出发，追击辽天祚帝。归化、奉圣二州相继投降。金太祖率军到奉圣州。蔚州辽臣也来降附。十二月，金太祖统率宗望等部攻辽燕京，燕京城很快被攻下。

天辅七年(公元1123年)四月，“宗望追及辽主，决战，大败之，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八月，金太祖在返回上京的路上病死，其弟谙班勃极吴乞买即位，是为太宗。金太宗继承金太祖的事业，继续展开对辽战争，擒辽天祚帝，辽朝终于灭亡。

金朝继承了辽朝的疆域，而且其统治结构的核心体制猛安谋克制度与游牧行国体制虽然在名称上不同，但也具有近似的性质，尤其是千夫长、百夫长的设置。《金史·兵志》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菫徵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菫，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战兵始满万，而辽莫敌矣。及来流、鸭水、铁骊、鳖古之民皆附，东京既平，山西继定，内收辽、汉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尝用辽人讹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汉人王六儿以诸州汉人六十五户为一谋克，王伯龙及高从祐等并领所部为一猛安。”《大金国志·附录一·女真》载：“其官名则以九曜二十八宿为号，曰谙版孛极烈，大官人；孛极烈，官人。其职曰忒母，万户；萌眼，千户；毛毛可，百人长；蒲里偃，牌子头。孛极烈者纠官也，犹中国言总管云。自五户孛极烈推而上之，至万户孛极烈，皆自统兵。缓则射猎，急则出战。”大致相同的记载也见于《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

关于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中外学界多有探讨，认为“猛安谋克最初出现是一种军事编制，来源女真氏族社会狩猎制度的生产组织”的观点似乎代表着国内学界的一般认识。但是，和匈奴游牧行国的组织结构“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和其“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的生产生活习惯，有着非同一般的相同特点。如果再联系到上引“夏则出随水草以居”、拥有大量马匹，以及蒙古汗国的“千户制”，笔者倒是倾向于认为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是来源于草原游牧行国的军事制度，因为对于草原族群而言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这也有可能是《金史》将猛安谋克制度既放入《兵志》也纳入《官志》的一个原因。不过，不管学者们如何认识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户构成了金朝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随着金朝疆域的扩大，也演变为军政合一的社会制度，是金朝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应该说，依靠猛安谋克这一有效的组织形式，金朝在辽朝基础上拥有了更辽阔的疆域，并构建起了更有特色的管理体制，《金史·地理上》对此有如下记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其间散府九，节镇三十六，防御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军十有六，县六百三十二。后复尽升军为州，或升城堡寨镇为县，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县加于旧五十一，城寨堡关百二十二，镇四百八十八。虽贞祐、兴定危亡之所废置，既归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尽著之，其所不载则阙之。”伴随着疆域的拓展，尤其是对中原农耕地区的占有，金朝对核心力量猛安谋克户也大量实行了迁徙政策，据学者研究，迁到中原地区的猛安供有70个，分布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有99个猛安，金世宗时期女真人的分布大致是上京路90余万口，其他长城以北各路五六十万，河北各路百余万，河南六七十万。

天兴三年(1234)正月，金哀帝崩，《金史·哀帝纪》载：“末帝为乱兵所害，金亡”，而“赞曰”则对金朝历代皇帝的功绩做出了如下评价：“金之初兴，天下莫强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国，大概欲效辽初故事，立楚、立齐，委而去之，宋人不竞，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济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几去。天厌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余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结人心，乃克尔也。章宗志存润色，而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至于卫绍，纪纲大坏，亡徵已见。宣宗南度，弃厥本根，外狃余威，连兵宋、夏，内致困惫，自速土崩。哀宗之世无足为者。”实际上，契丹开国皇帝阿保机确立的向中原农耕地区拓展疆域的，进而构建“大一统”王朝的想法不仅影响着契丹人，作为契丹后继者的女真人也深受其影响。而出于统治的需要，女真猛安谋克向各地的迁徙就成为了必然，尽管和后来的清王朝顺治、康熙皇帝一样，金朝的统治者也采取很多政策力图保持猛安谋克的女真特点，但处于其他族群尤其是农耕族群包围之中的女真也难逃与其他族群融合的最终结果。和辽朝一样，虽然金朝立国119年，但也没有实现辖区内众多族群的整合，而1234年金朝被蒙古汗国灭亡之后，进入中原农耕地区的大量女真人，和契丹人、渤海人一起，被称为“汉人”，脱离了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族群的融合轨道。

二、以两宋王朝为核心藩属体制的形成和维持

与北方草原地区相比，中原地区农耕族群构建政治体的努力没有出现让人满意的结果，先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王朝频繁更替，与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闽、北汉并立，合称“五代十国”；后是前后相继出现的北宋和南宋实现了中原农耕地区的“一统”，但直接管辖区域和前代相比有了大规模的缩小。尽管如此，这些政治体，尤其是北宋和南宋也在努力构建着自己的王朝藩属体系，进而和北方游牧族群围绕“天下(中国)正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一)由五代发展而来的北宋：农耕族群实现凝聚

强盛的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开始进入衰落时期，由此也带来了唐王朝藩属体制的变化，笔者在《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认为：“安史之乱为唐王朝藩属体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导致了唐王朝藩属关系的混乱，而且也使唐王朝的藩属管理体制出现了重大变化。对藩属边疆民族政权控驭能力的下降乃至逐渐消失是最大的变化，以至于这一时期唐王朝和一些强大的边疆民族政权藩属关系的建立完全依赖于边疆民族政权的主动降附。……其根本原因则是唐王朝国力的急剧下降。”进而认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渤海、回纥、南诏等藩属关系的维持都是这些政治体主导的结果。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构筑的藩属体制也终于在公元907年随着王朝主人的换位而瓦解了，农耕族群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

取代唐王朝的后梁是朱温接受唐昭宣帝的禅位而建立，但只存在了不足20年的时间即为沙陀人李存勖取代了。沙陀，虽为游牧族群，但李存勖因为其父李克用之故，“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然其统治也仅仅维持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亦为后晋取代。建立后晋的石敬瑭， “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其后，晋王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臬捩鸡以善骑射，常从晋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鸡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因得后唐明宗喜欢之故，石敬瑭成为驸马，官至河东节度使。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契丹耶律德光兵如雁门，“敬瑭夜出北门见耶律德光，约为父子” ，“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石敬瑭在史书中也被称为“儿皇帝”。契丹支持下的后晋也并没有维持太久，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契丹灭晋”，翌年刘知远“即位，称天福十二年”，是为后汉。然后汉也仅仅维持了数年，权臣郭威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即位，大赦，改元，国号周”。后周也仅仅维持了不足十年，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恭帝“逊于位。宋兴”。在五代更替的同时，中原地区还存在着吴等“十国”，但多数和游牧族群的互动关系不密。由此可知，农耕地区在唐王朝之后陷入了政权更迭频繁、内乱不止的时期，而这种状况的结束则是由赵匡胤构建的北宋完成的。

关于北宋王朝的历史，国内外学界研究已颇深，但为了说明问题，在此还是对北宋王朝的构建过程、疆域及统治体系做概要阐述。

《宋史·地理一》对北宋的构建过程及疆域发展有如下概述：“唐室既衰，五季迭兴，五十余年，更易八姓，县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年，取荆南，得州、府三，县一十七，户一十四万二千三百；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监一，县六十六，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县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万四千三十九。开宝四年，平广南，得州六十，县二百一十四，户一十七万二百六十三。八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军三，县一百八，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五。计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户三百九万五百四。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献地，得州二，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钱俶入朝，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四年，平太原，得州十，军一，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七年，李继捧来朝，得州四，县八。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三：曰京东东、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东、西，曰永兴，曰秦凤，曰河东，曰淮南东、西，曰两浙，曰江南东、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广南东、西。东南际海，西尽巴僰，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宁四年，复置京畿路。大观元年，别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广西，以广西黔南为名。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当是时，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隋、唐疆理虽广，而户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

虽然上述记载多是枯燥的数字，但通过这一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就《宋史》的作者而言，北宋王朝是前代农耕王朝的继承者，其疆域也是在前代基础上建立的。换言之，北宋王朝是被纳入到中国传统王朝序列中的一个政权。作者的这一认识实际上也代表了后人的一般看法。

二是，北宋王朝是一个以农耕族群为主体的政权，因为其辖境内的“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多数属于农耕族群。

三是，北宋王朝实现中原地区的“一统”，即辖有上述疆域并不是短时间内实现的，也有一个拓展的过程，是北宋王朝核心族群(包括统治者)东征西讨积极努力而得到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大致在至道四年(公元998年)才基本结束，如果从赵匡胤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称帝起算，也经过了近40年的时间。

四是，北宋王朝为了核心地区的安全，和前代王朝一样也构建起了统治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具有自己的特点，其有效管辖区域是由路、府、州、监、县等构成的多级管理体系涵盖的地区。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上述记载似乎将也将诸如李继捧所属党项部落分布的地区涵盖其中，应该反映的是西夏脱离北宋控制之前的情况。

对于北宋王朝的疆域结构，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管理结构，近年来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一般认为在北宋王朝的西北边地存在一种圈层结构，但对于这一结构是由“极边”、“次边”、“近里”三层构成，还是由“极边”和“次边”两层构成尚存在分歧。更有学者进一步将三层构成的军州做了明确区分，且不管这种划分是否准确，都说明了一个和本文主旨有关的问题，即北宋王朝尽管直接管辖区域不如汉、唐两个王朝疆域辽阔，但和农耕地区的传统王朝一样也构建起藩卫体系，或称为藩属体系，只不过在西北地区的藩卫体系已经不能涵盖边疆民族尤其是游牧族群，而是直接和游牧族群建立的游牧行国接壤。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朝军队南下。翌年，金军攻占开封，宋徽宗让位于其子，史称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徽宗和钦宗被金军掳往北方草原，北宋王朝结束了其历史。

(二)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农耕族群凝聚区域的缩小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徽宗第九子赵构在金兵的追击下即位，《宋史》虽然将其列入宋王朝皇帝系列，但后人还是多将其所建王朝称为南宋。这一称呼，尽管没有彻底否认两个王朝之间的紧密联系，不过还是将它们看作是两个不同的政权，笔者则认为如果从疆域范围言，将南宋王朝看作是北宋王朝的延续似乎更准确。

受到金朝势力的挤压，南宋王朝的南部和西南疆域并没有太大变化，但与北宋王朝疆域相比，其北界却南移了很多，金朝的势力一度进到了现在的湖南、江西和浙江省中部地区。南宋王朝和金朝的疆域分界几经反复，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双方确定以当时的黄河为界；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界限南移至淮河；十二年(公元1142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及秦岭为界。其后，南宋王朝的疆域虽然个别地区仍然有变化，但基本维持着这条界线。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南宋王朝被蒙古铁骑灭亡，其疆域也因此成为了游牧行国的一部分，其境内的族群元朝的疆域内开始了和草原地区游牧族群的又一次交融和凝聚。

三、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对峙与争夺

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族群互动，以往不仅得到了学者的关注，也为一般民众所瞩目，在华夏族群中传播甚广的杨家将和岳飞的故事即这种情况的很好体现。但是，受到单一民族史观的影响，以往一般将目光集中在两大族群的和与战方面，从各自族群的视角对双方的互动关系做出评判，即便是从“祖国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游牧族群尤其是契丹、女真的历史，也多是从某个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方面进行阐述，难以给人一个整体认识。值得高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正统”观念的视角来认识这种互动关系，虽然仅仅局限于辽金两个王朝时期依然阻碍了认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但无疑让我们的认识趋向于更加客观。

多政治中心的存在是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华大地呈现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在现实中的反映即是“大一统”政治力量的缺失和众多“政治体”的存在。“大一统”政治力量的缺失使游牧与农耕族群之间的互动呈现多元化的态势，而这种多元化在政治格局方面的表现却是草原和农耕地区分别陷入了分裂的状态，进而形成了不同“政治体”，既有单纯的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也有游牧、农耕混合组成的“政治体”，而相互之间出现的碰撞和重组也呈现出激烈的状态，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游牧、农耕混合组成的“政治体”在互动中居于优势地位，而对“正统”的争夺则成为推动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的主要动力之一。综观这一时期两大族群的互动，大致可以再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契丹政治体的形成及其对北部农耕政权的扶持，时间大致是916年阿保机称帝到960年北宋王朝建立；(2)辽宋对峙的形成和正统的争夺，时间大致是从960年到1125年；(3)金与南宋对峙的形成和南宋称臣，时间大致是1125年金朝灭辽到1234年金朝被蒙古灭亡。

(一)契丹政治体的形成及其对北部农耕政权的扶持

以往，对于契丹与中原农耕政权之间关系，学界习惯从势力均衡的角度期分析，尤其是对于“澶渊之盟”的形成及其之后契丹和北宋的关系，一般认为是双方势力均衡，谁也无法消灭对方所致。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一时期的农耕政权在与游牧族群的互动中已经完全没有了汉唐王朝那样构建包括游牧族群在内的藩属体系的能力，相反游牧族群则取代农耕族群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将游牧行国的影响深入到了农耕地区，构建起涵盖农耕地区在内的游牧行国，其中契丹是积极的实践者。

《契丹国志·太祖大圣皇帝》在记载阿保机立国的原因时有如下分析：“唐末藩镇骄横，互相并吞邻藩，燕人军士多亡归契丹，契丹日益强大。又得燕人韩延徽，有智略，颇知属文。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流亡汉人的加入自然壮大了阿保机的势力，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农业的发展在改变契丹政权游牧属性的同时，也改变了阿保机的立国方略，意欲将黄河以北辽阔的农耕地区置于控制之下，后唐告哀使者姚坤出使契丹的遭遇即是明证：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五月，“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闻庄宗为乱兵所害，恸哭曰：‘我朝定儿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儿及此。’哭不已。虏言‘朝定’，犹华言朋友也。又谓坤曰：‘今天子闻洛阳有急，何不救？’对曰：‘地远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汉儿喜饰说，毋多谈！’突欲侍侧，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可乎？’坤曰：‘中国无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犹天皇王初有国，岂强取之乎！’ 契丹主曰：‘理当然。’又曰：‘闻吾儿专好声色游畋，宜其及此。我自闻之，举家不饮酒，散遣伶人，解纵鹰犬。若亦效吾儿所为，行自亡矣。’ 又曰：‘吾儿与我虽世旧，然屡与我战争；于今天子则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 契丹主怒，囚之，旬余，复召之，曰：‘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给纸笔趣令为状，坤不可，欲杀之，韩延徽谏，乃复囚之。”所谓“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反映了阿保机想农耕地区开疆拓土的想法，而且阿保机也已经实践过，只是没有取得效果。这就是龙德二年(公元922年)阿保机领军南下，遭到李存勖军队的抵抗，大败而归：“契丹大败，逐北至易州。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契丹主举手指天，谓卢文进曰：‘天未令我至此。’”也就是说，军事行动的失败也并没有打消阿保机对中原农耕地区的觊觎，更重要的是阿保机的这种想法为其后继者所继承，最终契丹通过扶持农耕地区的政权而获得了燕云十六州。

经过阿保机的苦心经营，契丹至辽太宗时期势力发展很快，一度出兵中原，企图用武力夺取燕云。天显二年(公元92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兵南侵后唐，兵至定州为后唐军所败。后唐末年，石敬瑭欲废唐自立，恳请契丹发兵助战。表至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乃为复书，许侯仲秋倾国赴援”。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在辽朝军队的援助下取代后唐，建立后晋，辽也顺利地得到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女为、儒、武、云、应、寰、朔、蔚等十六州。对此《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载：“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晋高祖每遣使聘问，奉表称臣，岁输绢三十万匹，其余宝玉珍异，下至中国饮食诸物，使者相属于道，无虚日。德光约高祖不称臣，更表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德光遣中书令韩颎奉册高祖为英武明义皇帝。高祖复遣赵莹、冯道等以太常卤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号。终其世，奉之甚谨。” 燕云十六州成为契丹的直接管辖区域彻底改变了契丹游牧行国的属性，由此也使契丹成为继拓跋鲜卑之后又一个由游牧行国发展而来的农牧兼有的政治体。这种改变则导致了其对农耕地区政策的变化，构建包括农耕族群在内的更大更稳定的政治体就成为了契丹政权发展的方向，像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那样，向农耕地区拓展由此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国力的限制尤其是阿保机南下失败的教训迫使耶律德光及其后继者转而积极扶农耕地区的政权，对后晋的大力扶持即是这种政策的体现，但这种政策也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

在完成了对后晋石敬瑭政权的扶持之后，阿保机的后继者耶律德光基本上停止了南侵，但石敬瑭死后，其侄子石重贵即位，不甘心当契丹的儿臣，从而导致耶律德光自公元943年至946年间三次大规模出兵后晋。公元947年，后晋灭亡，耶律德光进入大梁城，改国号为“大辽”，有久居中原之意，但从史书记载分析，耶律德光出兵后晋的目的也并不是统一后晋，构建一个类似汉唐一样的“大一统”王朝。《契丹国志》卷十三《太祖述律皇后传》记载了述律太后和耶律德光的一段对话：“太宗与晋帝构怨，帝用兵连年，中国疲弊，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太后谓太宗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何故欲为汉主？’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曰：‘汉儿何得一饷眠？自古但闻汉和番，不闻番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其后晋复来请和，卑辞谢过，疑其语忿，谓无和意，乃止。”这段记载大体上可以反映出作为契丹最高统治者的耶律德光和述律太后并没有进军中原构建“一统”王朝的欲望，而是热衷于农耕政权称臣状态下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之间的和平相处。

辽世宗时期，契丹内部出现了两股严重对抗的势力。以辽世宗为首的一派积极主张南下，而另一派则极力反对，两派斗争的结果是辽世宗被杀。天禄四年(公元950年)，“北汉主自团柏攻周，帝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愿南，帝强之。行至新州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等率兵作乱，拭帝，而述轧自立。齐王述律逃于南山，诸大臣奉之以攻述轧、沤僧，杀之，并其族党。立述律为帝，改元应历。”这一记载所反映的是在契丹内部反对南下扩张的势力变得很强大，而且从史书记载看，自此之后至宋朝出现，反对南下的势力掌握了契丹(辽)的统治权，辽对中原的政策步入了退守保国阶段。退守保国是辽穆宗、景宗奉行的对外政策。辽穆宗即位后，顺应了辽朝统治阶级内部反对南下的主张，对中原王朝采取了以和为主的政策。《契丹国志》卷五《穆宗天顺皇帝》记载了北宋出现初期游牧和农耕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的互动情况：“宋师入北汉境。北汉上表于辽求援；又遣将领军扼团柏谷，为宋将李继勋、何继筠等击破之于铜锅河。北汉寻复入攻，大掠晋、绛二州之境。是时，承会同之余威，中原多事，藩镇争强，莫不求援于辽国以自存。晋阳之北汉，江南之李唐，使车狎至，馈遗络绎，辽帝以政昏兵弱，不能应之。帝体气卑弱，恶见妇人……瀛、莫之失，幽州急递以闻，帝曰：‘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其神气怠缓，不恤国事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保宁元年(公元969年)，辽景宗即立，对中原农耕地区出现的北宋仍采取以和为主的政策。974年，北宋为求北疆安定，以全力实现南方地区的统一，遣使至辽，要求议和，史书载：“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辽景宗在和约达成之后又遣使至北汉，要求北汉也要“通好于宋，无妄兴师”。也正是因为如此，北宋初期，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之间基本处于和平相处的状态。

总体上看，在这一阶段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的互动中，游牧族群是积极的推动力量，这种积极推动不仅仅是表现在契丹游牧行国的出现实现了对草原地区部分尤其是东部地区游牧族群的整合，而且也将势力延伸到了南部中原地区农耕族群之中，使契丹成为中原地区五代更替的背后推手。

(二)辽宋对峙的形成及互为“正统”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圣宗与萧太后亲帅大军南下，十一月进抵澶州，宋军坚守还击，真宗接受宰相寇准的建议亲临澶州督师作战，双方签订《澶渊之盟》，《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这一过程：十二月癸未，“曹利用与韩杞至契丹寨，契丹复以关南故地为言，利用辄沮之，且谓曰：‘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利用答以‘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其国主及母闻之，意稍怠，但欲岁取金帛。利用许遗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议始定。……辛丑，录契丹誓书，颁河北、河东诸州军。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是与之亢立，失孰甚焉，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然事已行，不果改。”

《契丹国志》卷二十《澶渊誓书》则记载了双方的誓书。

宋真宗誓书：“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搔扰。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远具披陈。”

契丹圣宗誓书：“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搔扰。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某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告于天地。”

对于上引宋朝和契丹的两个誓书，有学者结合“澶渊之盟”的约定，认为端拱年间辽朝攻取的易州大部分地区划为辽朝所有，而其他地段的分界大体上与后周、北汉同辽的分界相近，更多的学者则是将关注点放在了契丹和宋朝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对双方经济社会的影响方面，也就有了是否是屈辱和不平等的等不同的说法。对于学界已有的这些认识，应该说对于我们认识契丹和宋朝关系的具体变化是有益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学者们的认识多是从宋朝或契丹单方的视角来审视“澶渊之盟”的签订和其后二者关系的变化，而不是将契丹和宋朝的互动看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因而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认识也是很自然的。本文关注的不仅仅是双方管辖区域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也是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互动的结果，但双方在“中国正统”博弈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对族群整合的作用则是关注的焦点，因为这种博弈说明契丹是继鲜卑建立的北魏之后又一个主动认同源于农耕族群的“大一统”(中国)观念的游牧行国。

关于契丹正统观念的形成及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宋德金先生有过详细的阐述，认为：“兴宗朝以前，辽与宋的交往中未以中国自居。……辽太宗入汴，李重贵以玺献之，并说：‘先帝受命，命玉工制此玺。’不过当时却误以为秦玺。太宗得此玺后，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这同他没有长居中原做皇帝的心思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辽人尚无中原帝王那种强烈的正统观念。然而到圣宗朝，这个被视为符应的传国玉玺开始受到重视。……至兴宗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进而以《有传国玉玺者为正统》为题赋试进士，表明这时辽人颇以‘正统’自居了。”宋德金先生的上述认识是在分析了见诸文献记载的大量契丹人对“中国”称谓的使用情况基础上得出的，并非自己主观的臆测。契丹人由称呼中原政权乃至宋朝为“中国”到以“中国正统”自居，一方面说明契丹构建的游牧行国在向兼有农耕族群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接受了农耕族群的正统观念，开始构建中国的传统王朝，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契丹人和宋朝是互为“正统”的，这种情况说明在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的互动过程中，游牧族群自鲜卑建立的北魏之后，又一个游牧行国取得了和农耕王朝互争平等的地位，也是自匈奴之后游牧族群第三次在与农耕族群的互动中取得优势地位。

(三)金宋对峙的出现及游牧族群在互动中取得正统地位

宋辽虽然互称正统，但建立在农耕族群基础之上的宋王朝并不甘心于此，尤其是燕云十六州落入辽朝之手，北宋王朝难以成为一个“大一统”王朝，利用一切机会重新取得“正统”地位自然是宋朝皇帝难以忘掉的追求，1115年出现的金政权自然也就成为了其联合的对象。

宋辽之间互为“正统”关系的打破来自于金朝的出现，金朝的出现虽然为宋王朝重新与辽朝争夺“正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过争夺的结果却是出乎宋王朝统治者的预料，不仅导致了王朝的灭亡，而且使农耕族群彻底失去了在与游牧族群互动中的优势地位，南宋皇帝向金朝称臣即是突出的表现和结果。

北宋与金政权的联合一般认为是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双方达成的“海上之盟”，赵永春先生则认为盟约的达成有一个过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宋徽宗始有联金取燕之意，“北宋从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开始联金的活动，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收复燕京等地，前后遣使十多次”。其中第1次派遣王师中等以买马为名由海路前往金朝，但至苏州(今辽宁省金县)“见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第2次是在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马征、马扩等持“国书”使金，阿骨打回书“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第4次是在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赵良嗣等使金，双方订立了盟约，内容大致包括：金人攻取辽中京，宋王朝攻取燕京；灭辽之后，燕京一带归宋王朝，但仅是燕京及其下辖的六州；宋王朝将纳辽的50万岁币转金；金军自平地松林趣古北口，宋军自白沟北上夹攻辽军；金军若攻取燕京，“却要系管钱物”；双方不得单独与辽讲和。这就是宋金联合灭辽的盟约，“虽未书于国书，双方亦未签字，但实际上生效了。至此，宋金‘海上之盟’正式确立了”。

应该说，宋金海上之盟达成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具有共同的敌人——辽朝，于宋王朝而言希望通过和金的联合灭辽，达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目的；于金朝而言，希望通过与宋的联合灭辽，达到称霸草原的目的，然这种不同目最终导致的结果自然也出乎缔约者的愿望。阿骨打在进军中京的时候，曾下诏说“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虽然据此难以做出当时的阿骨打已经有取代辽朝，进而吞并宋朝的宏图，但战争的轨迹却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按照《宋史》的记载，虽然北宋王朝和金朝有了联合出兵的盟约，但北宋内部似乎反对之声制约着其行动，而燕京被攻下则主要是金军的功劳。据《宋史·徽宗四》载：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九月戊午，朝散郎宋昭上书谏北伐，王黼大恶之，诏除名、勒停，广南编管。己未，金人遣徒孤且乌歇等来议师期。……甲戌，遣赵良嗣报聘于金国。己卯，辽将郭药师等以涿、易二州来降。……冬十月庚寅，改燕京为燕山府，涿、易八州并赐名。癸巳，刘延庆与郭药师等统兵出雄州。……甲辰，师次涿州。己酉，郭药师与高世宣、杨可世等袭燕，萧干以兵入援，战于城中，药师等屡败，皆弃马缒城而出，死伤过半。癸丑，以蔡攸为少傅、判燕山府。甲寅，刘延庆自卢沟河烧营夜遁，众军遂溃，萧干追至涿水上乃还。……十二月丁亥，郭药师败萧干于永清县。戊子，遣赵良嗣报聘于金国。庚寅，以郭药师为武泰军节度使。辛卯，金人入燕，萧氏出奔。壬辰，使来献捷。……五年……夏四月癸巳，金人遣杨璞以誓书及燕京、涿易檀顺景蓟州来归。庚子，童贯、蔡攸入燕，时燕之职官、富民、金帛、子女先为金人尽掠而去。乙巳，童贯表奏抚定燕城。庚戌，曲赦河北、河东、燕、云路。是日，班师。”金军出兵攻占燕京也见于《金史》的记载。《金史·太祖纪》载：天辅六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上伐燕京。宗望率兵七千先之，迪古乃出得胜口，银术哥出居庸关，娄室为左翼，婆卢火为右翼，取居庸关。丁亥，次妫州。戊子，次居庸关。庚寅，辽统军都监高六等来送款。上至燕京，入自南门，使银术哥、娄室阵于城上，乃次于城南。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知政事康公弼，佥书刘彦宗奉表降。辛卯，辽百官诣军门叩头请罪。诏一切释之。壬辰，上御德胜殿，群臣称贺。甲午，命左企弓等抚定燕京诸州县。”

灭辽之后，尤其是占据燕京之后宋王朝和金朝的关系，国内学者多着眼于金只将涿、易、檀、顺、景、蓟六州归还宋王朝，以及向宋王朝收取“燕京代税钱”，进而认为金朝是毁约者，且不说汉文典籍对双方盟约的内容并未有完整明确的记载，即便是金朝确实违背了盟约，这种讨论似乎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之间的互动平衡依靠的是各自的实力，西汉王朝和匈奴之间依靠“和亲约”而确立起来的平衡也只是维持了数十年而已，汉武帝即位之后国力的增强是打破这种平衡的根本原因。进入宋辽金时期，两大族群依托的政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北宋王朝的力量只能维持与辽朝之间的平衡，面对新兴的金朝则难以支撑了，只有退让一途了。对于这一点，南宋王朝的有些大臣就有着清醒的认识，起居郎胡寅在给高宗的上疏中有：“世为陛下画七策为中兴之术：其一曰罢和议而修战略。盖和之所以可讲者，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胡寅所言可谓一语中的，燕京之战后，北宋和金之间不仅没有“相敌”的势力，也没有了共同的“利害”(辽)，有的却是在燕京争夺战中北宋王朝暴露的衰落的一面，金朝乘胜给予北宋王朝致命一击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将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和平寄希望于一纸盟约实在过于天真了。

如果我们用胡寅所言来认识燕京被金军而非北宋攻占之后北宋和金朝所代表的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出现以下结果就是很正常的了：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乙巳，“童贯自太原遁归京师。己酉，中山奏金人斡离不、粘罕分两道入攻。郭药师以燕山叛，北边诸郡皆陷。又陷忻、代等州，围太原府。太常少卿傅察奉使不屈，死之。……丙辰，金兵犯中山府，詹度御之。戊午，皇太子桓为开封牧。罢修蕃衍北宅，今诸皇子分居十位。己未，下诏罪己。令中外直言极谏，郡邑率师勤王；募草泽异才有能出奇计及使疆外者；罢道官，罢大晟府、行幸局；西城及诸局所管缗钱，尽付有司。以保和殿大学士宇文虚中为河北、河东路宣谕使。庚申，诏内禅，皇太子即皇帝位。”

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春正月丁卯朔，“金人破相州。戊辰，破浚州。……己巳……金人济河，诏亲征。……壬申，金人渡河，遣使督诸道兵入援。癸酉……金人犯京师，命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亲卫大夫康州防御使高世则使其军。诏从官举文武臣僚堪充将帅有胆勇者。是夜，金人攻宣泽门，李纲御之，斩获百余人，至旦始退。甲戌，金人遣吴孝民来议和，命李棁使金军。金人又使萧三宝奴、耶律忠、张愿恭来。以吏部尚书唐恪同知枢密院事。乙亥，金人攻通津、景阳等门，李纲督战，自卯至酉，斩首数千级，何灌战死。李棁与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来索金帛数千万，且求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宰相亲王为质，乃退师。……二月丁酉朔，命都统制姚平仲将兵夜袭金人军，不克而奔。戊戌，罢李纲以谢金人，废亲征行营司。金人复来议和。庚子，命驸马都尉曹晟使金军。辛丑，又命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合门事王球使之，许割三镇地。……癸卯，命肃王枢使金军。以观文殿学士、大名尹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宇文虚中签书枢密院事。蔡懋罢。乙巳，宇文虚中、王球复使金军。康王至自金军。金人遣韩光裔来告辞，遂退师，京师解严。……(七月)乙卯，遣徽猷阁待制王云、合门宣赞舍人马识远使于金国，秘书著作佐郎刘岑、太常博士李若水分使其军议和。……(八月)庚申，遣王云使金军，许以三镇赋税。……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执安抚使张孝纯，副都总管王禀、通判方笈皆死之。(十月)丁酉，金人陷真定，都钤辖刘竧死之。……戊戌，金人使杨天吉、王汭来。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张克戬、兵马都监贾亶死之；又攻平定军。辛丑，下哀痛诏，命河北、河东诸路帅臣传檄所部，得便宜行事。(十一月)甲戌，师溃。金人济河，知河阳燕瑛、西京留守王襄弃城遁。”

靖康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辛卯朔，命济王栩、景王杞出贺金军，金人亦遣使入贺。壬辰，金人趣召康王还。遣聂昌、耿南仲、陈过庭出割两河地，民坚守不奉诏，凡累月，止得石州。甲午，诏两河民开门出降。……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自如金军，都人出迎驾。丙寅，金人堑南薰门路，人心大恐。已而金人令推立异姓，孙傅方号恸，乞立赵氏，不允。丁卯，金人要上皇如青城。以内侍邓述所具诸王孙名，尽取入军中，辛未，金人逼上皇召皇后、皇太子入青城。庚辰，康王如济州。癸未，观文殿大学士唐恪仰药自杀。乙酉，金人以括金未足，杀户部尚书梅执礼、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扶。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丁酉，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庚子，金人来取宗室，开封尹徐秉哲令民结保，毋藏匿。丁巳，金人胁上皇北行。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辛酉，北风大起，苦寒。五月庚寅朔，康王即位于南京。”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在金兵不断追击下的赵构，下诏：“国家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深轸念虑，谓父兄在难，而吾民未抚，不欲使之陷于锋镝。故包羞忍耻，为退避之谋，冀其逞志而归，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遣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生民嗷嗷，何时宁息？今诸路之兵聚于江、浙之间，朕不惮亲行，据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窥我行在，倾我宗社，涂炭生灵，竭取东西金帛、子女，则朕亦何爱一身，不临行阵，以践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跸，前去浙西，为迎敌计。”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金军步步紧逼下北宋王朝的节节退让，但不断地遣使求和与皇帝的换位也并没有遏制住金军南下的脚步，因此仅仅以游牧族群“掠夺财富”来看待金朝的南下是难以圆说的。笔者十分赞同赵永春先生的观点，“金军进攻北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北宋的极端腐朽，正为金人敢于南侵提供了这一条件”，但笔者更倾向于进一步认为是燕京争夺战中北宋王朝体现出的衰弱态势，在不断刺激着金朝统治者的欲望。也正是因为金朝初期并没有灭亡北宋王朝的愿望，这一愿望是被北宋王朝体现出的衰弱态势不断刺激出来的，所以灭亡北宋之后的金朝并没有将阿骨打的“今欲中外一统”的理想实现于中原地区，而是在南宋皇帝赵构“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的情况下，仿照契丹人扶持后晋的办法，先是“立张邦昌为楚帝”，后册立刘豫齐国傀儡皇帝，最终和南宋王朝实现了以淮河—秦岭为界南北对峙的局面。不过值得说明的是，金与南宋的对峙从表面上看只是金朝的统治区域向南有了一定程度的拓展，但从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的互动视角言，这种对峙和辽朝与北宋王朝的对峙，甚至历史上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的对峙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游牧族群在互动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地位，开始主导两大族群关系发展的轨迹，其中上引南宋皇帝赵构“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就是一个重要标志。

四、结 语

宋金时期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对峙与重组，尽管双方都没有能力整合对方，但是都有着一个大体相同的共同梦想：“天下正统”，并以获取“正统”为最高政治追求，游牧族群逐渐取得了优势，开始发挥主导作用，这或许是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其行为似乎可以冠之以“国家认同”。辽、金朝虽然兴起于边疆，是以游牧族群为主体建立的王朝，但这些王朝对中原的经营则要积极主动得多，不仅少有轻言放弃的情况，而且统治中心不断南移。辽在获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不仅采取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实施直接有效的统治，而且和宋朝展开了长期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这些政策的实施，自然使“幅员万里”包括属于汉人心目中“中国”范围的“燕云十六州”的辽阔区域成为了一个整体。而在辽朝的基础上，以女真为主建立的金朝，其疆域“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更是包括了淮河以北辽阔的中原地区。如果说辽朝的政治中心还处于草原地区的话，那么到了金朝，今天的北京则成为了其中都。政治中心的南移，说明金朝已经将对中原地区的经营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无疑更加巩固了辽代以来中原和北疆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游牧和农耕族群二者的“一体化”进程。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政权更迭的同时，局部的族群整合则依然随着政权的更迭而以政权的名称进行着，宋人、辽人、金人等名称的出现即这种族群整合的外在表现形式，尽管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契丹文、西夏文为标志的游离倾向，但元朝将进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等统称为“汉人”，一方面体现着游牧和农耕族群二者的“一体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另一方面游牧族群的这种融入也得到了蒙元统治者的认同，而被称为中华民族(国民)的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这种不断认同和被认同中发展壮大的。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2017-02-10

李大龙(1964—)，男，河北沧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兼云南大学边疆学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子项目《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批准号：BJXM201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资助项目《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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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072(2017)05-008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