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妈妈走出抑郁症阴霾

徐菁菁

妈妈说：“活着太没意思了”

妈妈的精神状态开始出现异常是在2012年年底。那時，爸爸患了腿疾，行动不便。妈妈的情绪变得消极，她总说：“你爸好不了，我的日了也好不了了。”针对我爸的健康状况，我向我妈表态，保证我一定会照顾他们。

可我发现，妈妈心里并不只是装着这一件事。她提到借给老乡一笔钱，怀疑再也要不回来了。我立马去把钱给她要了回来。接着，又问出一个5万块钱的电信诈骗。我跟妈妈说：“5万块钱不是什么大事，咱们承受得了。”她说：“其实我没什么事，就是觉得活着太没意思了。”

此后，妈妈出现了失眠。连续失眠大概一周以后，她开始出虚汗，说话的时候哆嗦。而且她开始记不住事，一件事我刚跟她说过，过了10分钟，她又要重新问一遍。

那时候，我怀疑妈妈出现的并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我给一个患过抑郁症的朋友打电话，问她都有过什么症状。一听她的描述，我就感到妈妈的情况很相似。但我还没有想过送妈妈去住院。我想象中的精神病病房是恐怖的，担心她在医院里受罪，寄希望于靠着我们的照顾和支持，能把她从抑郁症的深坑里拉出来。我搁置了工作，全天候陪着妈妈，但陪伴并没有解决问题。

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妈妈产生了幻觉。我爸住院治疗以后，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你以为你爸是去住院了，其实是被专案组带走了。”听到这话我浑身一阵发凉。那时候，妈妈住在我家里，她总是问，她和爸爸的房子是不是已经被没收了？爸爸出院后，为了让她安心，我把她送回家去住几天。我千叮咛万嘱咐，叫我爸看住她，没想到她还是自己溜了出去，最后是被小区的保安押着回来的，她爬到了21层楼顶，说不想活了。

“我想到的办法就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

即使到了这一步，应该怎么治疗妈妈的病，一家人还是难以达成共识。医生给出的建议是住院治疗，接受电休克疗法。一家人都怕妈妈受苦，爸爸不同意送妈妈去住院，妹妹不同意做电休克。

妈妈生病以后，爸爸就和我说：“家里以后就靠你遮风挡雨了。”这话让我觉得特别心酸——我深刻感到爸爸老了。这话也让我明确了一点：面对妈妈的病，我绝不能回避。妈妈去住院，接受电休克治疗，是我最终拍的板。我也心疼妈妈，但要是妈妈得了其他重病，进了重症监护室呢？作为家属，一定要跟大夫站在一起，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两个月以后，妈妈出院了，情况比我们预料得还要好。

出院以后，我们必须避免她遭遇任何情绪上的大波动。在妈妈身上，我想到的办法就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她刚开始念叨：“我觉得人家家里那个饮水机挺好的。”我们在手机上已经下单了。妈妈喜欢旅游，我们就多带她出去走。冬天的时候，北京天气不好，我就送父母去三亚住，这样他们每天都能出门活动。

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最难的一点，是你怎么去平衡自己内心的感受。妈妈有脾气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做到呵护她、接纳她？

今年1月份时，因为一个偶然事情，妹妹发现父母账户上的钱没了。原来，妈妈瞒着我们所有人将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花400万元买了一家公司的理财产品，她还觉得自己的决定很英明。事实上，这家公司的理财很可能是诈骗。可你跟她强调她做了错事，她就开始急了。我当时立刻给了妈妈一个承诺，我说：“这钱要得回来你是我妈，要不回来你也是我妈，它绝不影响你任何生活。最重要的是先不要告诉爸爸。”不告诉爸爸，是因为他很可能冲妈妈发火，翻旧账，这会刺激到妈妈。

有了我的这个承诺，妈妈的精神状态才没有恶化。接下来的那几个月，我们一面去外面追钱，一面还要在家里安抚她，过得提心吊胆。期间我先生给了我特别大的支持，他当时和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很多事情想透就好了。一句话：要钱还是要妈？要妈，咱们就得让她高兴，让她安心，别在她面前再提这钱，就当这钱没有了。”

“我重新认识了她”

能够做到宽容和接纳妈妈，除了意识到她是一个病人，更重要的一点是我重新认识了她。

我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妈给人的印象是：知识广博，为人热情，看问题的眼光长远，价值观很正。但我知道妈妈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她没有要好的朋友，在工作单位里，她的人际关系也常年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她性格里有非常强势的一面，会带给身边人特别大的压力。妈妈内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她的好心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方说，家里煮饺子，她总想着要给小区的保安送一些。家里的旧衣服她也想着要送给人家，可她不但不能理解人家未必乐意收下这些旧东西，还特别希望人家真心实意地感谢她。

妈妈生病后，我花了大量时间想要弄清楚抑郁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为什么会发生在妈妈身上。我发现，妈妈的家族里面有两位亲属也得过抑郁症，这说明，妈妈的抑郁可能有一定遗传因素的作用。此外，妈妈患病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于是我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找我爸和家里的亲戚谈话，回头去了解妈妈的一生。

妈妈出生在农村，是家里的长女。姥爷是中学老师，比较重男轻女，但是姥姥很开明，一心要把妈妈培养成才。妈妈早年特别顺遂，考到北京上大学，学习好，人又漂亮。外事单位到大学去招人，一眼就看中了她。可是在她工作不到一年时幸运就戛然而止了。国际关系风云突变，妈妈一下子坐起了冷板凳。不但如此，那时候，姥爷被打成了“反革命”。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妈妈第一次犯病。1968年，妈妈和爸爸相识结婚，1969年就生了我，生我时，我爸是“现行反革命”，妈妈目睹了被抄家，丈夫被人带走。我生下来100天时，我妈就下了干校，干她从来没有干过的农活。这些过往让我突然理解了很多事情。我明白了妈妈当初为什么能狠心把幼小的我送回老家，明白了妈妈抑郁症发作的时候，那些幻觉、那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妈妈好几次掉到金融诈骗的坑里，我爸总是归结于妈妈“贪财”，我却不这样想。我和妈妈说：“我知道您其实根本就不贪财，您只是想证明一下您的成功。”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我发现妈妈一辈子争强好胜，但她的欲望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种欲望，包括被认可、被爱、被尊重。

妈妈已经70多岁了，她已经没有知识、能力和动力去对抗这些，只能做子女的主动回头，主动伸手去拉住她。

走到今天，照顾妈妈依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其他人谈论妈妈的病，让他们也能够像对待一个普通病人一样包容她。但让我欣慰的是，妈妈终于建立起了对我的基本信任。她跟爸爸也建立起了特别牢固的一个信任感，他们相信晚年会很幸福，因为他们有我。

（水云间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