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讽喻诗

任婧瑶

摘 要：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诗歌作品保存最为完整的诗人，这不仅与他珍视自己的作品善用多种途径保存有关，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诗歌本身接受度高，受众广。他的诗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诗歌通俗易懂，晓易明畅，另一方面则是其诗歌的现实批判精神总能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其中很重要的便是他诗歌中的讽喻精神。本篇将结合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探讨白居易的讽喻诗。

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

白居易最主要的著作为《白氏长庆集》，他本人在《与元九书》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点，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伤感诗、杂律诗四类，而他本人着重强调的便是讽喻诗，而且也确实讽喻诗影响最深远。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的比较系统的文学论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讽喻诗学理论，其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方面，“文章合为时而著”，体现对“时”的关注，“为时而作”其意不仅是诗歌应该反映时代，而且应该作用于并有益于时代。白居易认为，让诗歌有益于时代的方式就是用诗歌来“泄导人情”“补察时政”，体现在创作中便是运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点。“补察时政”这一出发点体现了他作为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不仅强调诗歌要体现时代特征，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诗歌创作实现其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另一方面，“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了诗歌的历史纪实作用。我们都知道杜甫将叙事诗作为创作的一大重点，并且这些叙事诗大都生动详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白居易大大地继承并发扬了叙事诗歌的创作，他所说的“事”主要指当时社会现实中关系国运民生的重大事件，如《白氏长庆集》中讽喻诗第一卷的《贺雨》便记录了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元和三年冬至元和四年春暮，大旱无雨，白居易上书宪宗建议豁免大旱地区的赋税，并且要求多放出些宫女希望以此获得上天的宽恕降雨，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按此实行后真的天降甘霖。于是作者便作此诗记录整个事件，希望以此勉励皇帝坚持爱民的政策。此外，白居易叙事诗的题材中还有许多可以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的小事情。即他在《秦中吟》序言中所说的“见闻之间，有足悲者。”例如《买花》中：“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多么鲜明的对比，仅仅是为了买深色花，那些达官贵人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而借田舍翁却只能“低头”与“长叹”，诗人从集市上的鲜花交易入手，反映出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尖锐的矛盾，揭示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社会状况。

二、上以诗补察时政，下以歌泄导人情。白居易强调诗歌的现实作用，尤其是其政治批评和泄导人情的作用，认为诗歌对政治的功用不可忽视。一方面，上层统治者可以利用其知晓民情，调整方针政策，完善统治秩序。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即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詩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另一方面，下层士人可通过讽喻诗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发表政治意见，正如他自己在《寄唐生》中所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明确指出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将民生疾苦记录下来，让天子知道百姓的生活状况，在《与元九书》中也说“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也就是说诗歌作为沟通两个阶级的纽带在发挥重要作用。

三、老妪能解。 白居易的讽喻诗在拓展了叙事型诗歌的创作内容的同时配以浅易通俗的语言，这一点成为白居易讽喻诗公认的一大特点。文坛上一直流传着老妪能解的故事，传说白居易每作一首诗都会找隔壁的一位老妪来当第一个读者，每一篇都要修改直到老妪能听懂为止。既然是流传，那么故事的真实性就有待进一步考察，然而，这却能充分说明白居易对于讽喻诗歌语言上的实践已近乎妇孺皆知的地步了。而他自己也在《新乐府序》中自己所作诗歌的特点和目的：“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言辞上，他选择质而径、直而切的，是为了使人们更加容易地理解其讽喻之意；内容上，叙述的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体制上顺而肆可以适合乐章歌曲，更利于传播，起到广泛教化的作用。很多人对于其浅切的文辞颇有微词，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其文辞质朴，才使他的讽喻诗得以广泛传播，更易被大众接受，更为后世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诗史”的作用。

白居易讽喻诗的最重要内容是对现实的批判，这些讽喻诗基本上全面揭露了中唐的社会矛盾。他论述自己的写作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的172首讽喻诗中，《秦中吟》与《新乐府》两组诗是其代表作。白居易讽喻诗内容上的最大特点便是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和黑暗政治的抨击，同时这也从根本上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尽管在当时作者这样的讽刺必然会遭到权贵的敌视和排挤，如他自己所说：“……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但他仍然选择了这条路，可见如果他本人没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作为支撑，他不可能做出影响如此深远的讽喻诗。

参考文献：

[1] 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 李再新.论白居易的讽喻诗[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3] 罗如斯.白居易讽喻诗与中国诗歌的讽喻传统. 湘潭大学

[4]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