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仪式·表演
——基于陇中社火的田野调查

张红霞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信仰·仪式·表演
——基于陇中社火的田野调查

张红霞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作为我国民间社会年节期间的一种传统习俗，源于社神祭祀的社火表演与民间信仰密不可分。在现代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陇中地区，民间文化传承得较好，基本保留了原生态的面貌。本文以陇中地区的通渭县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作为民间习俗的社火表演仪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试图从表演仪式及民间信仰的角度展示陇中地区社火的地方性及独特性。

社火；信仰；仪式；表演

位于甘肃陇中地区的农村，年节期间都有表演社火的传统习俗。正如赵世瑜所言，明清时期的社火表演是来自于传统的社祭活动，是具有服务功能的民间表演形式。①由此可见，社火表演与民间信仰，以及相关的“社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笔者通过2016年春节期间的采访调查，对于甘肃陇中地区下辖的通渭县郭山村的社火表演有了一些略微了解。在本村，通常情况下，如果计划年节期间要“起”（本地方言）社火，首先要选头人（即今年社火的主要发起人）。头人的产生并不能由村民来决定，必须得到神的授意才能确定下来，即由本村平时常与神灵打交道的人，也就是通灵者去庙里问神（本村谁家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或者家庭成员即将要完成一件无法预知结果的大事，如家里有孩子要考大学等，都会请通灵者去方神庙向神灵祷告，祈求神灵保佑）。一旦得到神的授意，今年的头人就确定了。之后，便开始正式操办社火，首先要挨家挨户收份子钱，每家按人头算，如每家每人五元。若家里有在城里工作的人员，或经济状况比较优越的家庭可以多出，份子钱没有上限。

社火正式开始的当天晚上，村民首先要把方神（保护一方平安的地方神灵）请进头人家里，并且要安顿在这家的“上坡”（当地人对于自家院落中正房的称谓），另有专人负责贡品和香火。还有，成年女性不允许进入神灵所在的房间，或许这项禁忌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而且是从古自今流传下来的，这让笔者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祥林嫂，只能慨叹民俗力量的强大，只能遵循，并无道理可言。

安顿好神灵后，社火表演的演员们也要提前聚集在头人家里，进行化妆和换穿演出服。头人也要提前准备好饭菜、烟酒、糖茶等盛情款待社火队的演员，以及闻讯赶来观看社火的亲朋好友。一切就绪后，社火队首先要在头人家的院内表演一番，表演内容包括秧歌小曲、滑稽小戏、舞狮、耍旱船等，可谓歌舞杂艺融为一体，尽显村落社会年节期间人神共度的仪式感与娱乐性。而社火表演的重点是演唱秧歌曲，一般唱秧歌的演员都由本村10-15岁的小姑娘担任，演出之前需要排练，演唱曲目多是地方小曲，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如《十支香》等，内容始终不脱离敬神与农耕。

在头人家的表演结束后，社火队要来到村庙（土地庙）前，在一阵鞭炮声中继续表演。这像是在告知神灵，因受其护佑，今年的社火才如此欢腾，希望来年本村更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中的演出结束后，时间已接近零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收场，而是要连夜赶到邻村继续表演，这一晚至少要赶赴两个村庄。社火队走在前面，带领着本村乐意且尚有体力跟随的男女老少，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夜色中。乡村的夜晚是名副其实的黑夜，只有社火队演员手中的灯笼会发出一些微弱的光，走起夜路来，深一脚浅一脚，全凭感觉。不过每到一个村庄，都有人提前来迎接，这叫“接社火”。接社火的人专门在自家村口拿着鞭炮，迎接进村的社火队，鞭炮响起的同时，这边的社火表演也开始了。

演出场所同样在某家人的院内，院落主人一样准备了吃食慰劳社火队的演员。这种村落间往来的社火表演，就如同日常的社会交往，预示着两村之间的关系尚且融洽。一旦村落之间因日常事务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春节期间的这种交往方式就会随之中断，直到有人从中调停，矛盾化解之后才会继续来往。可见，社火表演作为村落社会的一种传统的民间习俗，从最初的祭祀土神与火神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逐渐发展成了中国大地上千百万农民的民间信仰与精神寄托。

据笔者了解，村里并不是每年都会有社火表演，而年节期间是否要起社火，有着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这个村庄本年内不论谁家里有人去世了，那么这一年该村就不能起社火。春节期间演社火，一方面是祭祀地方神灵，以求保佑本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另一方面，过年了，终年忙绿的村民终于有了让自己歇息的理由了，那么举办一场热热闹闹的社火才算衬托出过年喜庆的气氛。一旦有村民去世就要停办社火，一来是对逝者的尊重；二来是对生者的慰藉。因为活着的人要为逝去的亲人守丧，必然无法融入到喜庆的氛围当中，而村庄热闹的场面又会使得失去亲人的村民陷入更深的悲痛之中，或许还会产生孤立于群体之外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停办社火，体现了村落生活的凝聚力。这个规定是约定俗成的。而社火的起与不起，从根本上影响着本村村民在春节期间的情绪。若起社火，大部分人都会翘首企盼，过年也就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社火仪式是在特定时期举行的活动，它缘起于社祭，因此社火的酬神功能是显而易见的。起社火的村庄就将社火表演开始前的敬神活动称之为“烧香马”，简称“烧马”，每个“烧马”的村民都要在神前祷告，求神灵保佑全家来年平安顺利。这种敬神仪式神圣而庄严，作为一种民间信仰，于无形中维系着村落社会的日常秩序，人们不论身份贵贱还是地位高低，在地方神灵面前一律平等，都是需要护佑的芸芸众生。

从最初神圣的祭祀发展到后来的酬神娱人，社火仪式始终带着原始的狂欢和农耕社会的粗犷，以无法言说的神秘感呈现着村落社会特有的文化底蕴。地方神灵于无形中执掌着村落社会的生存逻辑，约束着村民的日常行为规范，这股神秘的力量始终是贯穿于民众内心的一条精神纽带。

尽管农耕社会早已打破了最初的落后与封闭，但是其依然隐退于大都市的灯红酒绿之外而存在着。这里的人们有属于自己的生存规则，在看似匮乏的精神世界中，时常有着一股无法言说的神秘感。事实上，作为继承了农耕传统文化的中华子孙而言，谁都无法挣脱这股神秘的力量而独自存在。当然，曾一度，中华大地要“破四旧”、除鬼神，因此这种民间信仰被视为封建余孽恨不能连根拔起。直至现在，仍有很多人对它嗤之以鼻，并视为封建迷信。即使祖上扎根在农村的城里人，他们还是瞧不上家乡年节期间的社火表演，认为这样的表演形式单一、内容老套、妆容滑稽、表演木讷，甚至要嘲笑乡人们在尘土飞扬中兀自发疯似的狂欢，更无法理解他们对神灵的那份敬畏之情，只会简单甚至粗暴地将其视为封建迷信。

的确，如果以现代都市文化的眼光来欣赏民俗，那永远也无法理解它真正的内涵。但谁又能说一台奢华耀眼的晚会就一定比一场单一质朴的民间社火更“高大上”呢？

置身于城市的人们，根基大半在贫瘠、广袤的黄土大地上。只是城里人更善于遗忘，城市阁楼式的生存空间让现代人的家族观念日渐淡漠。甚至年轻一代的父母拒绝自己的孩子从小学说家乡话，即所谓的 “土话”，担心说家乡话的孩子不够洋气，在别人看来也不是真正的城里人，此种行为甚有自欺欺人之嫌。可是城里人一旦在生活中遇到重大事情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家乡的神灵，有在家中默默祈祷的；有面向家乡所在的方向祷告、许愿的。这时的城里人与农村人是没有区别的、是平等的，他们头顶的光环是神灵于冥冥中褪去的。此刻，大家都是跪拜在神灵脚下，祈求尘世幸福的子民，只是在同一条精神纽带的两端而已。

所以，在春节期间的社火表演场上，不论平时的你是达官显宦还是一介草民，此时此刻都要俯首帖耳，因为眼前的表演是一场与神灵的对话，而表演者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通灵者，观者当以他们为尊。这种地位的倒置，打破了世俗的规则，让原本卑微的人们在神秘力量的支配下，彰显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威与不可替代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虚幻的交替满足了人们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威严感，填补了某种事实上无法达到的心理平衡，这有利于维护日常生活中的正常秩序。

最后，有一种不得不说的特殊情况，即村落之间在社火表演中最忌讳因某种现实矛盾而发生肢体冲突。这虽是村民为了维护本村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但对于整个村庄而言，是极其害怕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对神灵的大不敬，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本村庄来年的平安要大打折扣。尤其在这样的年份，村里一旦出现不吉利的事情，大家就会将其归咎为此前对神灵的怠慢而遭受的惩罚，这时就要想办法弥补，比如请上本村的通灵者去地方神庙中祈求神灵的宽恕。

社火表演不论从静态的表演内容还是到动态的仪式过程，都有其存在与研究的价值。由于时间的原因，笔者本次的田野调查并不充分，但日后的关注都将在这个领域，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在这方面能有所收获。

[1]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47．

K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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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125(2017)15-02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