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是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面临重大的历史抉择关头，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与再认识，都曾扮演过十分关键的角色，甚至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时下，中国的旅游产业、旅游教育与旅游科学研究的发展都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规模与水平，而在这三个领域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政府、旅游企业和从事旅游科学研究与教育的机构，由于共同面对着知识生产与利用的问题，因此，也自然会正面临着一次身份困扰，加之权力与利益的强势介入，这种困扰很有演化为一种旅游界整体焦虑的趋势。如果这种困扰不能予以消除，势必会影响旅游实践的效率和效果，会影响旅游理论积累的速度、数量和水平，甚至还会演化为全领域的身份迷失：無法真正做到“政政、产产、学学、研研”。换言之，由于对旅游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不清而导致的身份迷失，对旅游发展的实际影响将是十分有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旅游界组织一次全民性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大讨论，也许可以算是应时之壮举。

称手的“知-道”：旅游研究的知行合一

杨振之，谢辉基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01

一、称手与上手状态的中断

“称手”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一种学术观点，用于解释将事物带到近旁的那种状态。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词叫“照面”，照面有揭示和指引的意思。依海德格尔的理解，与物的照面被揭示为一种上手的状态，上手的物相互指引，进而呈现出称手的状态。以用于修固的“锤”为例，锤性在称手的使用中被揭示出来，这不仅意味着锤作为一种用具被使用，同时也揭示出了一种对于知行关系的态度。所谓之称手，不仅是对用具有用性的知，而且还意味着在照面中以最恰当的方式占有这一用具。

上手的目的为的是称手。在题为《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的弗莱堡讲座中，海德格尔多次用称手来解释交道。我们与用具“在操劳中相遇”，这是《存在与时间》为上手状态作出的注解。与此相适应的是上手状态的中断。当用具从操劳状态中抽身而出，人与物的联系就会中断。以锤为例，当工具不合用时就会被放下，“称手”一词既包含着对用具及其所属结构的知，而且也在寻视中容纳着一种对于周围世界的了解和实践。一旦之间的因缘关系被切断，抽身而去的操劳活动将与指向称手的用具相去甚远。

需要指明的是，工具的称手仅是一种譬喻，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知行关系的合一。所谓知行合一，就知识生产而言，就是要在具体操劳中由对工具的领会进一步走向称手。《论旅游的本质》一文中，杨振之等已经注意到了知识生产与旅游本质之间的关系，指出企达旅游本质的路径有许多，“称手”是最终的目的。在被作者着重解释的三种路径（哲学、数学、规划设计）中，除哲学的引导作用受到新的关注外，当前计量化浪潮的局限和规划设计的实际效用也得到了重新评估。

可以看到，在借助现象学讲述工具与目的的实践关系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形式化的知识生产并不意味着有用，有益于实践的尝试也须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工具的不称手意味着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在旅游学科并不十分成熟的境况下，称手的“知-道”与碎片化的知识生产成为当前的旅游工作者必须正视的一组矛盾。

二、碎片化的知识生产

碎片化的知识生产表现形式主要有三：一是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脱节；二是知识生产的过度形式化；三是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断裂。乔斯顿指出，看待事物总存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种视点。相似的现象在旅游实践中依然存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旅游类院校大多在学业结束前的一年至两年安排被培养人对外实习。乍一看，这样的培养模式是有助于促进就业和择业的，然而当研究者将学科建设与培养目标结合起来看时不难发现，旅游院校的人才流失是明显的。据调查，教育与行业需求的不适应是重要原因。此外，结合多数院校对毕业生的科研要求也可以看到，在“不出版，即死亡”的学术法则下，短、平、快的学术生产方式不但直接影响到学术人的量化考核，而且也间接对旅游院校的人才培养机制构成了冲击。

旅游视域内，“以刊评人”与科研-实际需求断裂的并存，表面上看是量化考评制度与科研成果转换之间的冲突，更深层次的困难在于碎片化的知识生产正被日益加强的文化资本市场所推动。接受期刊承认的背后既有生存和科研的压力，也与学术场域内的竞争密切相关。作为场域理论的先行者，默顿及布尔迪厄对此都有过较为直接的讨论。在默顿的分析中，期刊承认是共同体承认的一种，深层次的内涵在于促进科研成果的落地和转换，以及对开创性的知识贡献予以肯定和激励。布尔迪厄指出，共同体承认的背后是知识生产与文化资本的结构化，拥有的文化资本越雄厚越有利于在资本市场的转换中获取有利地位。显然，共同体承认存在的根本目的首先是服务于知识生产，其次才是作为一种评价工具被使用。当前的量化考评，将期刊承认作为推动知识生产的主要动力，可谓是本末倒置。由此产生的流弊，除知识生产的过度形式化外，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知识生产与现实需求的断裂。

海德格尔曾用称手一词来连系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知识生产与现实需求不能匹配，最佳的比喻是上手状态的中断与不称手结构的凸显。使用工具的目的是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当前学术界正出现这样一种趋势：为更高效的“生产”有利于“期刊承认”的科研成果，知识生产之间的裂隙正日益加大，学术与应用的泾渭分明使得知识溢出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马克卢普指出，生产理智性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学术的好奇心，应用性知识的生产则是旨在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答案，二者之间本是相辅相成的。然而近况并非如此。近30年间，旅游学科的迅速兴起，大量吸收和接纳了诸多的西方理论，在多学科的影响下，实证主义与数学建模逐渐成为研究范式的主流，对计量模型的过度依赖也使得理智性知识的贡献后劲不足。“实证”成为方法的复制而非理论的对话，这是当前碎片化的知识生产较为突出的一个学术特质。endprint

除给科研工作者和从业者带来极大的生存压力外，知识生产的碎片化也使得旅游学科逐渐由一门“交叉学科”向“多学科的学科”发展路径迈进。在此背景下，回归到旅游实践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才被现实所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才被社会所认可？这类提问不但有助于解决实践与知识生产间关系的异化问题，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出新的学术共识。就长远来看，对治“期刊承认”的异化，着手的关键既在于要求旅游院校及相关科研机构要妥善解决知识生产的动力机制问题，同时也要求科研工作者要直面现实，以实际问题为导向，鼓励理智性知识生产与应用性知识生产的并存、繁荣及转化。

三、面向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学时提出的学术观点，后期发展为“致良知”一说。据王阳明自己的总结：“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即“致吾心之良知”，其概念构成由源自《大学》的“致知”与源自《孟子》的“良知”两部分组成。《孟子》提出了“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良知良能”思想，《大学》则从知识论的角度讲述了“格物致知”的道理。王阳明取二者汇于一体，提出的“致良知”思想内蕴“知之至之”的道理。

将良能摄于良知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其理论构成主要展现为两个方面：知无不良与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知”与“致”之间是相互实现与扩充的。据《传习录》记载，为消除知行间可能存在的逻辑断裂，王阳明还引入了“真知”“真行”的说法，“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即行，行即知，知与行具有共时性，二者同时进行，没有先后之分。此处，“知”也被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所谓“良”即发乎本心，这是对孟子良知良能说的继承和延伸。结合朱熹对知行关系的解释可以看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但将穷理纳入了实践的范畴，而且有效地将知行关系背后的本体意识给“捉”了出来。在《与邹谦之》中，王阳明称“致良知”是儒门“正法眼藏”。背后所隐寓的对于真知真行的思考，既与海德格尔的“称手”状态产生了共鸣，同时也在“知之至之”的实践态度外揭示了一种内在的使命感。

“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在《答欧阳崇一》中王阳明对知行关系进行了这样的总结。他的“知行合一”，我们常误以为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其实很肤浅。王阳明说，知是“良知”，是存乎内心的最高道德标准。他与朱熹“格致”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朱熹主张向万事万物寻求真理，而王阳明则将对真理的追问走向了内心。良知可能被物欲与利益所遮蔽，但“性本善，知本良”，只要不断地修炼和求索，就能获得“照心”。“照心”的命题是被大家所忽视的。“照心”即照澄明之心。研究学问要发乎本心，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获得照心。知行不一，就会失去“良知”。这正是科研工作者应扪心自问之处。

面向知行合一的路径有许多，除强调在具体实践与研究中应具有相应的学术使命感外，另有几个问题应引起注意。

首先是语言问题。语言作为权利的载体，在旅游视域内的突出表现形式有两个：相对封闭的学术圈子和以期刊承认为基础的评价体系。前者抑制了与实践的对话几率，后者则间接促成了知识生产的异化。“play with words or play with data”是当前旅游研究逐渐热门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它的不良后果是知识生产的过度形式化及对话几率的降低。就共同体的形成而言，理论研究与现实需要的脱节，更深层次的原因乃是话语权的失衡。在融入国际话语的进程中，国内研究引入了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核心期刊制度，并以此为圭臬。由此产生的流弊，既有学者对期刊承认的过度追逐，也有旅游实践者被逐渐封闭的学术圈子所排斥。知行常相须，实践与研究的初衷都是为了知识的积累与创造。写文章是为了更为规范地表达研究本身，若仅以文章为目标不异是舍本逐末；做实践的目的是将获取到的知识转换为实用工具进而影响社会，不将现实需要反馈到知识生产中，最终的结果只可能是知浅而足陷。王阳明曾将知行合一作为“致良知”的实现路径，它所内蕴的认知论与修养论合而为一的治学观点，给予旅游实践的启示可以这样描述：有问题，能分享，有担当；做有用的研究，问题要有意义，结论要有回应；研究要发乎本心，而非追逐利益。

其次是要保持学科的内在批判性。以上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求科研工作者要从事有意义的研究，而且还要求旅游学科在自我发展的问题上作出有意义的实践。旅游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很多企业家也是真正的专家，学者们不必闭门清高，知行合一才是正道。需要强调的是，旅游学科目前并不成熟，在广泛接纳和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同时，既需要凝练出强劲的学科共识，也需要在加强学科的对外开放中保持内在的独立性。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学术共同体、自己的规范，方能知行合一。

需要警惕的是，形式上很“学术”，方法上很“科学”，但缺乏实际意义和知识创建的研究，它的负面影响并不亚于一种自我的欺瞒。一个渐趋成熟的学科，应该在坚持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始终保持向前看的探索精神。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7-09-30）

在路上：旅游与哲学关系的思考1

叶 超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02

一、什么路？——旅游与哲学的本质

旅游是一个“在路上”的活动或过程。这不仅指旅游活动本身的性质，而且也可以指旅游研究的路径，最重要的是，“道路”一词还有方向、目标等涵义。旅游的核心问题是选择和经历一条什么样的路。這与我们人生选择和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一致的。因此，旅游和进行旅游研究实际上也是在思考和实践生活。旅游不是从生活中剥离或割裂出来，它本身就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乃至本质，而且与哲学这一概念的发源涵义相同。endprint

哲学最早的涵义并非像我们现在认为的是“热爱智慧”，而是“道路”，这是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考证。他认为“哲学”一词发源于古希腊人，其涵义就是道路。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哲学的分支——道家哲学恰恰也是名之为“道”，而且老子特意点出了道路的衍生，即“非常道”的一面。只不过，后来被认为只是形而上的“道”，最早、最直观的却是形而下的、实际的道路。从实际的道路，到抽象的人生道路、学术之路乃至世界、宇宙的“道路”，形而下与形而上完整地统一在“道路”问题上。道路问题是首要问题，对旅游和哲学乃至其他研究都是如此。

旅游的事实与本质就是在路上。异地性是旅游的核心，从此地到彼地的这一过程非常重要。旅游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旅游意味着离开家，到与家不一样的地方。从家到旅游目的地有一段路径，这路径构成旅游的过程。当然，家不仅指物理建筑方面的，不只是一个房子，更是精神方面的指向。与之相匹配，旅游也不仅涉及道路、风景、建筑等旅游景观，更是情感、价值与精神的转移、牵引和寄托。因此，旅游研究既可以做客源市场分析、景区容量预测、线路优化和规划等“工具理性”层面的科学分析，又应反思旅游与文化、道德等“价值理性”的问题，同时也要关注和体察地方感、旅游认同与美学鉴赏等“感性”层面的问题。三条路径同样重要。

旅游不是只出现在政策中的条文和年鉴中的数据，旅游的核心是一种游戏，但又不是一般的游戏，是与旅居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旅居与游戏之间有一种交织的关系。有三种旅游：现实之旅、记忆之旅与精神之旅。旅游首先是实际存在的一种事实或现象，无论是国际、国家、区域旅游的发展，还是我们个体的旅游行为，实际上都是现实的。在现实之外，旅游还体现人的记忆与想象。人们去某个地方旅游，要么是为了寻找过去的记忆，要么是为了发现可变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或一种感觉在引导着旅游。在此之外还有精神，在家里，我们有一个精神的家园，离开家，我们就想要发现与精神家园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才在路上。但是与现世之旅的确定之普遍不同的是，记忆与精神之旅有一些模糊、反复、交错、片段的東西，但它往往是旅游的价值与独特性所在。这三个方面是想说明，旅游不是一个平面、线性、单一的活动或现象，而是充满着复杂性、交互性与异质性的。这就注定旅游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

简单来讲，从始发地到目的地，旅游实际上反映地与地之间的关系，即地地关系。从地理学来讲，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广义的社会学研究人人关系。而这三个范畴实际上交织在一起。因为研究地地关系，如果脱离了人，就是无价值的。生活中时刻存在着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在影响着地与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价值判断是人提出来的。所以从价值判断出发，这三大范畴，旅游、地理、社会，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而哲学的作用就是界定并厘清所有的关系。所以，旅游、地理、社会都在哲学中。

二、怎么走？——旅游哲学的方法论

如何看待和研究旅游？这是至关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对此可能有很多方法，比如现象学以及哲学在旅游中的应用（谢彦君，2005；曹诗图，2008）。从上文所提及的旅游研究所体现的三种关系进行延伸，我们可以采取社会空间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也在不断进步，社会性慢慢替代“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现代思想家，主要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列斐伏尔到哈维，再到索加，提出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思想尤为值得重视。存在是哲学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命题。任何事物都是存在，要理解存在，必须经过三个向度，社会性、空间性和时间性，这三个向度不分先后，而是相互的、循环的作用。我们可以单独地把两个抽出来分析。但是我们在分析存在时，必须从这三个向度入手。既然存在可以是任何一个事物，因此也可以将其替换为旅游。

社会辩证法与旅游联系在一起使得我们研究旅游有了新的视角和总体的方法论。研究重心从自然转向社会，提示我们尽管旅游涉及自然资源，但根本上还是社会过程，是社会对自然的不断“建构”。传统哲学讲究二元辩证，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间、空间与社会的三元辩证比二元辩证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能够更准确、更恰当地刻画存在。那么，在三元辩证理论和框架之下，旅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笔者提出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张力。旅游的第一个层面：离家、在路上与归家，也就是旅游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饱含张力。旅游过程中，休闲、寻找自由或其他的感觉，总是要与对家的认识进行比较。在比较之后就会有不同的情绪，最后还要反馈旅游到底是获得还是失去，因此存在多重的张力。另外，旅游研究的对象，比如游客、原住民与景观之间也有一种张力，游客在欣赏风土人情时，原住民也注意着游客。这就相当于那首经典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就是说游客、原住民与景观之间也有一种张力。就旅游研究而言，研究者、研究对象与距离之间也存在一种张力。旅游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不管是景物还是人）之间始终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始终存在，我们所做的无非是减少这一距离，去尽可能接近它，但是我们最终无法达到对象。

第二个方面是平衡与节奏。旅游研究不能只顾其一，而忽略了其他，因此需要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至于这一平衡点在哪里，要根据研究课题而定。寻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节奏发现的过程。我们研究旅游的活动，或者行为，总是有一个节律。我们需要重视节律的所在。

第三个方面是“去蔽”。海德格尔提出的重要概念“去蔽”，也就是去掉那些遮蔽着我们的东西，这对于一切哲学包括旅游问题都适用。因为先见或者成见无时不刻在约束和限制着我们。不管是在旅游研究中，还是在我们自身作为旅游者，都有很多东西在遮蔽着我们。我们应该警醒，把这些遮蔽着我们的东西去掉，然后我们才能真真切切地去认识旅游和现实生活，还旅游一个原貌。因此“去蔽”一词，具有深刻含义。

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特点是三元辩证，它包括时间、空间和社会三大尺度。就大的时间尺度来讲，旅游涉及现代与后现代的讨论，这也是整体与个体之间、结构与解构之间、秩序与颠覆之间的斗争。我们切勿为了强调后现代，而忽略了现代。就空间尺度，也即空间中生产与空间的生产，空间中生产，是先前的方式，而现在的社会实际上是空间的生产。空间本身与社会和时间交织在一起。旅游研究要在中国与外国之间、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之间觅得一个平衡。针对社会尺度，关键是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旅游也反映自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紧张与冲突。一方面，旅游中既有自然景观，又有社会景观；另一方面是社会权力与自然权利的抗辩。endprint

三、去哪里？——旅游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问题

我们需要反思，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现在有很多案例围绕这方面展开过争论。但在权利与权力的斗争中，还存在空间正义的问题。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的高速演进以及中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已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成为重要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旅游涉及的时间、空间与社会尺度变得越发错综复杂，这些与空间生产以及空间正义理论存在很大的契合度。因此，用西方学界流行，也盛行于当下中国学界的空间正义、环境正义理论来观照、省察、阐释并改变旅游问题或旅游研究，已经成为旅游研究和实践中非常重要而且前沿的课题。

旅游的大众化、国际化、信息化与日常生活化既反映了时代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也带来诸多挑战。这些与旅游相关的问题经常会占据媒体的“头条”，反映出中国旅游大发展潜在的危机、背后的风险以及大众的隐忧，其效应却不限于旅游。典型的如“青岛大虾”事件、内地与港台的旅游争端、导游与游客的频繁纠纷、女性在酒店被劫持等事件，绝不仅仅是制度不健全和不完善所能解释，其背后也许存在着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不同文化和地域氛围之间、不同主体之间以及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或不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些与旅游过程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时间、空间、社会（阶层、性、民族）、自然环境层面或尺度的不平等或不均衡，正是空间正义的主题。在旅游研究中，应该针对这些重大且紧迫的问题，借助空间正义等理论，开展多角度、持续和深入的探索，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将问题升华为学术，以新的理论改造实践。

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现象，旅游研究已经不能只局限于旅游及其分支学科，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面向现实旅游问题的态度。归根结底，旅游是一种主要通过空间上的移动而塑造新的人地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活动。对存在巨大城乡、区域、产业、社会差别或差距的当下中国而言，因旅游而引发或与旅游相关的空间不正义或冲突事件有其必然性。借助空间正义的方法论和方法，可以使旅游研究和实践更“接地气”，也不啻为一条值得尝试和探索的新路。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7-09-30）

关乎理论与实践，更关乎学术思想

戴 斌

（中國旅游研究院，北京 10074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03

友人自海外来访，三杯清茶过后，直言相问：环顾海内外旅游学界，此有学刊，彼有纪事；此有985诸校，彼有欧美名院；此有大词典，彼有大百科，学人声誉亦相得益彰，各有所长。惟研究院与业界水乳交融，非远观者可解，愿闻其详。细思其言，意在道，亦在术。与君多年故交，若以理论与实践关系之套语相授，谅也不忍，乃引古语几句，衬以阅历见闻以复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彼时，文化初开，文明始演，风、雅、颂，赋、比、兴，江湖儿女者摇曳多姿，庙堂兴国者志存高洁，无不发乎情，止乎礼。今日之旅游，已为“旧日王谢堂前燕，散入寻常百姓家”之大众旅游，已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全域旅游，更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国家战略与旅游外交。业界万千气象，需求多元，实为学人之幸，可登庙堂建言，可下江湖言商，无可无不可也。只是不敢忘记学人之身于一时一地，不敢失去学人之份于一时一刻。否则近官者得官气，近商者得商气，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全无净、静二气，却也虚妄得紧。更有甚者，德不配位，名不符实，终落得个“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旁观者不免唏嘘。何以融入旅游实践而不失理论研究之初心，舍学术共同体身份认同以外，全无它径。若无学理立足，学养护身，政商各界有吾无多，去吾无少。反之，外有学理立足，内有学养护身，资政也好，言商也罢，俱有义理、考据、辞章以明庙堂高见，以谋江湖实策，而不必见风使舵、曲意媚上。无邪者，学人走出象牙塔之通灵宝玉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经书历来有多种解读，可以我注六经，也可六经注我。观乎此句，可引申为“真正有学问者，有理论架构力，也有现实行动力，不端不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试看今日之旅业，毕业于高等学府、留学于欧美，乃至博士学位而谋国兴业谋利者愈来愈多，有远见卓识，有践行力，有统驭力，留于学界空间除解释之外已经所剩无多。若学人仍以发论文、出专著、做博导之自我精英化为乐事，终不过百无一用的雕虫小儒罢了。何以重构？自走入实践那一时起，先将博士帽、教授服放至一旁，可为民宿写文宣、助村妇包装土产、入超市旅行代理店规范咨询，可为村主任做市场调研、培训民工、规划乡村旅游，可为创业者壮威，可为企业家代言。切忌动辄理论如何如何，国际如何如何，当以同理心融入，以同等身相处，以先进力提升，则理论之光照入现实，温暖者非只实践一端也。有生动案例，有一手数据，若夫有心，则煌煌大论不远矣。然则，言之有物者，何理？喜闻乐见者，何人？物者，非三两同行互引之八股，而旅游者权利实现，企业家创业创新，有司者援以促进、规范与发展之理也。人者，非洋人，而吾国吾土吾民也。案例者，中国旅游研究院“游客满意度调查”“旅游经济监测与预警”与“旅游思想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学人》也。古今中外，断无脱离实践支撑之理论大家，亦无脱离理论指导之业界大师。值此伟大时代，吾辈学人当先服务，再同行，终引领，方能不负时代不负旅。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为国家治理之目标与原则，岂可不鉴乎？机缘巧合，入庙堂者或可贵为国师，去江湖者或可财富傲于同侪，然时世变迁、人事变换、沧海桑田，逝者如斯夫。惟传建言献策三言两语，时人视之以学者；留旅游发展理论残编断章，后人评之以价值；遗思想者背影，存之于历史星空，足矣。此非小志，更非易事。非俯首甘为儒子牛之悲悯心，非负重前行与日常坚守之实践力，断不可为。而言语、理论与思想者，旅游之问也，即旅游发展为什么、旅游发展依靠什么、发展旅游做什么。科学承载理论与思想，然理论与思想非俱由科学承载，此理同科学有价值，然价值非全为科学。当今学界倾向于将多采多元之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等同于科学，极端者又等同于自然科学。谬矣！当今中国旅游发展于区域、于产业演化、于商业创新均极不平衡。苏浙沪粤闽鲁辽等沿海都市，已越观光、门票而全域、休闲，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仍附着于自然与历史资源，依赖门票经济。非不为也，而不能也，欲学沿海，须待商业、人力、制度诸要素协同成长。市场主体既有诸如携程、中国旅游、中青旅、锦江、首旅等年入千亿之集团，出入论坛，畅想共享经济与人工智能者，亦有数目巨大之小微型企业，自雇创业，时盈时亏，请客送礼拉生意之传统经营者，均需吾辈为之殚精竭虑而不已。游客也复如是，既有说走就走，飞机公务舱、酒店五星级、餐厅米其林之高端群体，亦有饮自来水、食方便面、参零负团费、遭强迫购物之草根者。对其若无“了解之同情”，旅游理论则断无“深遂之思想”，遑论“优美之文字”。endprint

改革开放以来，学人与业界同行，理论与实践互动已近40年，旅游学术传承和思想建构之历史进程正在不动声色地寻找托命之人。微斯人，吾谁与归？

（作者系该院院长；收稿日期：2017-09-30）

中国旅游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

马 波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04

一、讨论的基础

当下，中国旅游业正处在由大到强的爬坡阶段，人们对旅游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认识，表现为感性与理性齐飞，期待与质疑共存。窃以为这是好事，同时也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事。

尽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恒久性话题，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二者的根本关系已被中外先哲讲透了，无非三点：其一，实践是认识之源，是理论的母体和归宿；其二，理论是系统化的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实践到理论须有“惊人的一跳”；其三，如同库尔特·勒温所说“再没有什么比一项好的理论更为实际的了”。毫无疑问，真正的理论研究不可能脱离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必然沦为空中楼阁，而藐视理论者则实为浅陋的反智分子。

这里所说的理论指的是科学意义上的“一般理论”。不得不说，很多研究旨在对具体问题做出回答，而非建构或证伪一般理论，即便具有巨大的价值，也不能称其为科学。从一般理论发育的角度而论，问题、方法和社会选择是三个要点，需要稍加说明，以求共识。

在不太短的时间内，理论问题的产生同社会实践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实践问题只有在与一种理论的关联中获得“意涵”才能成为理论问题。譬如，若无生态旅游实践之兴起，则难有生态旅游研究之深入。业者追捧生态旅游，势必侧重产品-市场-效益关系，而学者研究的生态旅游，则是投射于生态理论意义网络中的旅游活动。

方法，或称为工具，也可视为学者特有的实践，它由问题的特殊性决定，又呈现有效性导向，可以是旧理论的演绎，也可能是新假设的归纳；可能是证实，也可能是证伪；可以是定性，也可以是定量，不一而足。当然，方法论与认识论密切相关，理论体系化到一定程度，方法本身就是理论。因此，经济学家贝克尔在其名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指出：“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或种种定义，而在于它的研究方法。”

如果说问题凝练和工具选择是理论界自身的主张，是理论发育的内因，那么社会选择——外部社会（包括学术共同体）怎么看待某项理论研究——则可称为外因，对理论发育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社会选择与文化传统、制度环境、国民科学素养以及社会经济产业（包括旅游业）发展的阶段性相关，它通过两个方面影响理论研究：一是理论成果显含或隐含的政策主张如果同社会受众的利益与价值取向一致，就易得到认同和传播，反之则会被忽视或冷落；二是理论成果的分析工具与表达方式如果同社会受众的知识素质靠近，就易得到认同和传播，反之则会被忽视或冷落。在科学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确实令人感慨“理论世界是何等脆弱而又何等茁壮”。

此外，对中国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关系的历史评价应当客观公允。个人以为，近40年来，国内的旅游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总体上的进步或许可以同波澜壮阔的旅游业发展相媲美。同时，理论研究如同春雨一般，对实践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作用。尽管针对一些重大的产业发展现实问题，如全域旅游、乡村旅游、旅游文明等，理论似乎无法充分给力，但也得要承认，在诸多具体领域，如基础旅游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等，理论不乏超前之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转化为现实引领能力。

二、中国旅游理论建构的三个短板

当然，对旅游理论的体系化发育来说，不到40年的积淀实在是太短了。从科学的标准看，国内的旅游理论研究依旧处在前范式阶段，可谓任重而道远。立足现实，顾后瞻前，笔者认为，中国旅游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短板，兹选取三个方面略加阐述，希冀引起大家重视，并着力加以弥补。

第一，旅游伦理研究之冷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仅表现在专门的原创成果和译介成果极为稀少，更体现在广义上的旅游研究普遍缺乏伦理意识的内化。社会的健康进步，必需把经济的“最强的动力”与伦理的“最好的动力”交织起来，顾此失彼，社会福利一定残缺不全。旅游活动确实可以看作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甚至可以以之来命名一类产业，但是其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化特征，决定了道德伦理是旅游发展的灵魂和最高规则，旅游伦理是旅游理论建构的立足点和核心内涵之一。然而，反观我们的研究历程，这个该有的立足点长期悬空，该有的内核被挤压窒息，使得旅游研究呈現跛足前行、精神不振的姿态，并导致三个不良后果：一是旅游发展实践活动，越往基层走，愈加被实用主义、经济帝国主义、虚无主义所裹胁；二是旅游理论解释现象、引导现实的功能软弱，显而易见，面对诸如景区门票价格高企、生态旅游名实分离、乡村旅游鸠占鹊巢、遗产旅游走偏失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如果不引入伦理思想的武库，旅游理论一定是偏执的和无力的；三是在产业之间、学林之内、舆论之中，“旅游”本该具有的光彩形象、精神气质和深层意义被大大消解了。

第二，中层理论之匮乏。理论追求普遍性，意味着抽象，同时又受到可验证性的约束，因而理论是分层次的。20世纪60年代，默顿提出：社会科学最有用的方法是集中于“中层理论”。他反对狭隘经验主义或实用经验主义，并警告人们，追捧总体系统性的“上层理论”，有可能会在毫无用处的猜测中丧失自我。按照默顿的观点来分析评价中国旅游研究的现状，我们就会发现，有关旅游的中层理论发育不佳。这固然有发育历史较短的原因，但也与学术共同体的行为特征不无关系。个人以为，有四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一是实证研究飘忽不定。近20年来，实证渐成国内旅游研究的主流方法，令人欣喜，但是不难看出，大量的实证研究并未能深入实地扎下根来，除了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领导的学术团队之外，长期的案例地追踪研究甚为罕见，导致归纳艰难，抽象乏力，限制了中层理论的发育。二是旅游统计基础过于薄弱，数据匮乏且质量存疑，导致一批计量研究成果，或虽有模型假设但得不到验证，或相互之间得不到印证，或因与现象明显有悖而得不到足够的信任。三是学科交融（包括理论和方法两个层面）的深度不够，尽管理论要素是从有关学科已知理论的“单子”中引入的，而且中国的旅游研究是从多个学科的相继嵌入起步的，但是如果对照经济学发展中与数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多元深度融合——从概念的夯实到方法的丰富再到范式的改进，我们的旅游研究显然尚未完全走出跑马圈地、盲人摸象的学科孤军奋斗阶段，阻碍了中层理论的发育。四是学术评论有欠活跃，批判性思维在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学术刊物等交流平台上的“流动性”不足，导致直觉、顿悟、联想力、创造力等在理论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忽视了，一些闪亮的思想火花未能快速燃起，而一些主观的、陈旧的乃至荒谬的认识未被及时清理。endprint

第三，本土化研究之迟滞。因为是现代旅游的后发国家，因为走的是入境旅游主导的非常规发展道路，中国的旅游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起步具有浓郁的“拿来主义”色彩，业界直接引进西方的（美国的）旅游产品形态，遂有人造景观热和主题公园的遍地开花；学界直接引进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主客关系、社区参与、数量研究等术语很快流行起来。毫无疑问，引进是必然的选择，且起到了推动中国旅游研究跨越式发展的实效。但是，这种国际化是单向的“洋化”，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条线上没有多强的联系。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内旅游和国民出境旅游的蓬勃发展，旅游实践的本土化特征越来越浓，但是旅游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发育却相对滞后。究其原因，固然与一批学者把主要精力投放于产业发展实践活动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学界尚未形成旅游理论本土化的思想纲领与基本路径。记得2013年在“学界五人对话”结束之后不久，谢彦君教授就提出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待论主题，可惜搁置至今。毫无疑问，本土化是多样化与全球化、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将促使学术研究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消弭国内与国外的边界。在笔者看来，促进旅游研究中国化是当下国内学术共同体的核心任务，是旅游理论自立自足从而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而旅游理论本土化研究的关键变量是广义上的制度，包括文化传统和正式的制度安排。因此，笔者一直期待，中国能够孕育出旅游制度学派。

三、余论

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当提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知行合一”。真正的学术思想是在不断的知行过程中产生的。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王阳明说：“知为行的主意，行为知的工夫。”知、行都是一个过程，是同一个过程所展开的两个方面。知到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到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作为旅游学者更应当践行“知行合一”法则，要警惕有行无知的盲目研究和流于形式的应景成果，要深信，“真知”就一定能够“行”，不能“行”的知，就不是“真知”。

理论研究与决策研究同等重要，但不能混淆彼此和厚此薄彼。二者最大的区别是：前者从概念、变量关系出发，后者则必须从现实出发；前者追求恒久的真，后者则追求因时、因地的制宜。弗里德曼（1953）曾说：“理论越重要，其假设就越不现实。”这句话的确是有深刻含义的。

多年执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钱颖一先生，在总结其管理心得时说：“我深感庆幸的是，我仍然还是一个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旅游理论大厦的构建非一日之功，也许我们最需要的是一批“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

（作者系该院院长、教授； 收稿日期：2017-09-30）

旅游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吴巧红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 10010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05

旅游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旅游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现代旅游研究的大部分理论都源自西方，如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厄里的旅游凝视、麥肯奈尔关于“本真性”的研究等等，这些理论被中国旅游学者长期应用于中国情景下的旅游目的地研究、旅游者与东道主社区居民的关系研究以及对旅游本质的探讨，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应用过程。这些在西方适用的理论是否能较好地解释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周期和目的地的发展现状，需要研究者的融会贯通和在实践中的不断摸索，但不少研究者只会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概念以及计量模型，既没有在研究中加入中国变量，也不知道如何根据中国情景对模型进行适当的调整。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国际化与现代化、国际化与全球化、国际化与西方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中国知识界思考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国内学术评价的标准与评价体系越来越与国际接轨，基本上以西方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为主要参照。不少国内学者也认同，抛开语言的不同，同类问题的研究只有在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在相同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讨论，才能与国际学者平等交流和对话；只有用西方熟悉的规则和表达方式阐述中国的学术研究，才能让中国的学术研究走出去，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和认同。《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曾撰文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史就是一部‘国际化的历史，早在19世纪末中国渐渐融入世界体系时，‘国际化就已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宿命。”1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今的学术评价标准与体系基本由西方制定，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我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及学术期刊的风格已完全与西方趋同；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是否要遵循西方的研究规范和标准，如何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中文学术期刊既有责任，也有义务引导和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既要遵循国际学术规范，又要彰显中国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必然会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立足点和内涵根植于丰富的中国实践，也不影响从中国视角出发、用东方传统智慧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困惑，真正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必将是对国际相关学术研究的丰富。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认为，“中西两个学术体系之间的沟通是必要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许多西方的名词、概念、范畴等，这一趋势已不可逆转。但我要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大不相同。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自始便是走上了百分之百的西化道路，中国原有的一些与自然现象有关的认识早已成为历史，今天也无人在这一基础上发展了。在人文研究的领域中，我们只做到了部分西化，并未完全抛弃自己的研究传统，因此中、西两大系统之间的融合始终不算很成功，虽然也在慢慢进步。早期学者在中国传统学问上的功力深厚，最初虽十分热心于吸收西方的学术分科系统，但时间一久又回到自己的系统中去了，即经、史、子、集的划分。”2余先生的讲话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中西方两个学术体系所做的比较，并特别指出了中国的人文科学的研究最终又会回到自己的系统中去。endprint

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提出的“全球本土化”概念（glocalization，也有译作全球地方化或全球地域化）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中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平衡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彰显中国特色，是符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罗兰·罗伯森认为，“‘全球本土化描述了本土条件对全球化的反馈作用，全球本土化意味着普遍化与特殊化趋势的融合，两者共同起着作用。”3他提出所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只有将全球的这种地方化与认为世界文化正在迅速走向同质化的常见观点加以对照，才能正确把握全球化问题。“全球本土化”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是“普遍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重过程。国际化及本土化过程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孤立、片面甚至对立地看待二者的关系。“全球本土化”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既要保留中国传统与特色，又要融入世界体系的发展思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2014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该报告发布的目的在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权威评价体系，占领社会科学评价的制高点，引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走向，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参与全球学术评价标准的制定，掌握学术评价话语权。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权威评价体系的重要举措和尝试。

2015年4月23日，Nature杂志也曾刊登过Diana Hicks等人的“科研评价十原则莱顿宣言”（The Leiden Manifesto for Research Metrics），其中，第3条原则为：“对那些接地气的用本国语言发表的论文不可忽略不计。”2015年11月4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科协发学字【2015】83号），其中第9条即“建立健全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明确指出，“积极推动学术评价制度改革，将期刊论文评价与期刊评价适度分离，将中文期刊评价与外文期刊评价适度分离，客观认识和对待国外的期刊评价系统，把握学术评价的主动权。实行期刊论文与其他多种科研成果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法。从重视期刊论文的数量向重视科研成果的质量转变，从看重所发表论文的期刊国别、影响因子和期刊等级向看重论文本身的创新性和社会价值转变。定期开展中国科技期刊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吸引国内外优秀科研成果在我国科技期刊上发表，推进我国科技期刊快速健康发展。”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争论与拉锯战，在经过多年的模仿、徘徊、探索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成熟和更加自主选择道路的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大量有中国特色的、单纯用西方理论解释不了的实践案例，这是学术研究的富矿。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时代背景，踏实深入实践，潜心调研，获得真实而丰富的数据，在应用西方理论进行分析时加入中国变量，才能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和困惑，才能真正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要求和期望。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系统阐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其中，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的强调和理解值得旅游学界同仁们反思。

目前，在国际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基本是以西方的话语体系为主，即使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多是以英语为会议语言。习近平同志讲话中尤其强调了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希望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今后，一方面，中国的旅游研究者既要熟悉和掌握西方的语言、研究规范和话语体系，以便与国际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具有独特优势，要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才能进一步获得国际学者的尊重。也就是说，中文旅游学术期刊暨中国的旅游研究要“走出去”，除了参照SSCI的评价体系，还是要走自己独特的、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刊发既符合国际学術规范又富有中国特色、能丰富国际旅游研究理论的高水平论文，打造高水准的、国际化的、有中国特色的中文旅游学术期刊。

《旅游学刊》作为中文旅游学术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平台，要为进一步加强旅游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服务，引导和鼓励我国旅游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形成国际旅游研究的中国学派。

（作者系《旅游学刊》副主编；收稿日期：2017-09-30）

关于旅游教育与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

谢彦君1，2，李 淼2

（1.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2.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endprint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06

按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本属于一个老话题，就其结论而言，应不啻于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不过，事实上，这可能依然是一个有待澄清、现实意义深远的问题，在旅游学术界尤其如此。

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明摆着，其逻辑和事实根据是：

首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明确指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辨证唯物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对于只强调实践而不重视理论的人，毛泽东称之为庸俗的事务主义家，并且明确指出，“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徐特立也说过：“没有实际的理论是空虚的，没有理论的实际是盲目的”。

于是，“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诸如此类的观念，不仅为人耳熟能详，而且深入人心，广为接受。这些表述明确了理论与实践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和必然联系。

而且，在上文毛泽东的陈述中，有一句“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正确”的表述，它表明，理论并不意味着就是真理，理论可能存在错误。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事实上，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世界是不存在真理的：理论本身就是能够被证伪而且终将被证伪的知识形式。在科学史当中，真理的实在性一直是受到科学哲学的质疑的，而各种范式之间的相互替代正是范式革命的基本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对理论价值的评判，总是带有历史性、局部性和功利性。因此，我们只能评判理论的错误与否，却不应该否认理论作为知识形式的存在价值。我们可以在爱因斯坦的理论框架中批判牛顿的理论，在牛顿的理论框架中批判哥白尼的理论，在哥白尼的理论框架中批判地心说的错谬。而且，这些批判只在科学史的层面有意义，在现实当中，只有对理论抱持一种开放和欢迎态度，才可能期望在知识海洋中诞生更有价值的理论。如果把理论这种一般知识形态首先在存在意义层面就送上断头台，那么，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催生出某一种具体的新理论的。

上述几点都可以确定无疑地表明，所有想在实践中少走弯路、提高效率、获得预期效果的人，都直接可以从理论中获益。换言之，将理论不分对错而笼统地列为批评对象，这种态度等于不肯承认理论是人类积累的基本知识形态。

说理论是人类的基本知识形态，那就要明确理论自身的样貌或存在形式是什么。简略地说，理论的存在形式有两种：范畴与命题。范畴是人类对事物的概念性解释，命题是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观点性联系。“旅游”是一个范畴，“旅游体验”是另一个范畴；“旅游是体验”是一个命题，而“旅游不是体验而是诗意的栖居”是另一个命题。在人类的知识大厦中，理论知识就是以范畴与命题的形式存在的。当然，命题本身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肯定或否定的命题形式之外，其他还有模型、公式、定理、推论等形式。这些范畴与命题的终极作用在于描述事实、揭示关系，总之，是阐释实在（reality）。

理论作为阐释实在的知识形式，关涉的其实是本体论的问题，即致力于解答事物是什么、什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在整个知识大厦中，除了这种本体论的知识形态，还有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知识。认识论知识是用以衡量本体论知识的“真理性程度”的知识，其通常的规则或尺度是“价值中立”的程度；方法论知识是用以获得本体论知识的工具或手段，它解决的是效率问题，虽然也涉及认识论层面，但根本的存在意义是为本体论目标服务；价值论知识带有规范性和伦理学意义，是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直接也是终极的知识形态，但它必须以本体论知识为前提。换言之，价值论知识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一个条件：本体论知识（理论）的一般性与实践环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匹配程度。由于理论本身的特点（如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二者间的完美匹配是不可企及的，而近于完美的匹配却是所有理論工作者的梦想。然而，不幸的是，有些本属于价值论与实践环境之间的不匹配，在现实当中很容易被人们转移到本体论层面，从而否定理论存在的意义。这是将价值论知识与本体论知识相混淆所造成的区位谬误，缺乏的是逻辑学的常识。

从上文所列明的关系来看，人类求知的直接目的，在于获得价值论（或规范性、伦理性）知识；获得价值论知识的前提，是先要获得本体论知识；本体论知识之可靠性，取决于该知识的认识论评判结果——以科学的认识论而言，其主张必然是价值中立的，当然，标榜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并非知识的全部，它也给其他本体论知识的存在预留了空间；至于方法论知识，则仅仅是有助于获得本体论知识的工具而已，有之，则会提高效率，无之，亦无损于效果。打个比方，人类求知就如樵夫入山打柴，获得木材是他的直接目的（价值论），得到的是不是木材、得到什么样的木材是他的行动前提（本体论），得到的是自以为是木材还是人人皆以为是木材、确实是木材与否，这是衡量他的工作结果的认识论尺度（是否价值中立），而他以刀、斧或电锯来获得木材，是他的方法论。显然，不管用什么方法，得到实在的木材才是真本事，合于真目的，而做到这一点的樵夫也算得上真樵夫。可是，反观现实，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文献，却一直在致力于炫耀方法，伪造客观（价值中立），在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外观上做尽了功夫，却不能给人一个确切的理论（范畴和命题）结论：在本体论上是苍白的或空白的。这样的所谓科学研究，在价值论层面无功于当世，也就无足为怪了。笔者认为，此类研究，可类比于樵夫从山上回来，从不以木材示人，却总是炫耀他的电锯如何高效。这可以戏称之为“耍大刀”。当你的研究只满足于强调你是使用SPSS24.0版本做定量分析却又不能给人呈现有价值的理论贡献时，你就是在“耍大刀”。endprint

“耍大刀”的结果，会造成一种错觉：研究成果于世无用，这是理论之罪。这可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显然是把那些所谓的科学研究在本体论层面的失效（因此它们根本算不上理论）进而导致价值论无功的事实嫁祸于理论这种知识形态本身。理论能不觉得冤枉吗？而理论在那里喊冤，我们学术界能不能听到？听不到，却反而冒出了“不要理论”的调调，岂不怪哉！更为奇怪的是，这調调甚至大有燎原之火的架势。很多人认为，只要走出象牙塔，就可以摆脱理论的梦靥；只要躬身于实践，就可以获得真知。这样一种观点的偏颇在于，你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在象牙塔里做研究，这在知识高度分化的当今时代，已经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职业行为。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他高位瘫痪，几乎只有手指、眼珠和思维可以活动）先生至今没有失业，就是他毕生在做理论探索，因为理论不仅仅来自实践归纳，还可以来自科学实验，当然也可以来自逻辑推演。

其实，对理论的否认，似乎只是在最近一些年的大学里才开始流行，尤其是在一些貌似“应用型”的学科或与政府、企业纠缠得比较紧密的研究领域里才能逐渐成长为主流意识。事实上，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里，包括初中和高中，日常的教学内容都是以理论教学为目标的，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等学科讲了那么多定义、定理、公理、推论、命题、假说，它们无不是理论，但不管是社会公众还是基础教育专家，都从来没人怀疑过。反倒到了大学阶段，人们开始质疑理论了，质疑学术了，开始强调个人实践能力在知识生产中的超凡作用。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有几分奇怪，值得引起警觉。

对于旅游学科来说，从教育的观点看，真正应该警觉的，是我们的教科书里，到底分布着多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知识。也许，我们的教科书确实不乏“价值论”知识：很多课程（包括餐饮管理、客房管理、饭店管理总论，等等）都充斥着“应该怎么做”的对策性、规范性、伦理性、道德性知识（此外还有一些技术性知识，则属于方法论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有多少是基于认真的“本体论”知识（理论）呢？换言之，在没有弄清楚事物“是什么”“什么样”和“为什么”的前提下，你的价值论知识是如何生成的呢？另外，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说，且不论教育到底是应该教“道”还是教“术”的问题，但就那些满满的“术”而言，你如何在有限的一年半专业课教学中，遍教所有的“术”呢？当这些具体而微的“术”在学生毕业之后的工作实践中遭遇了独特个别的“事儿”的时候，其匹配性如果仍然很低，又该如何评判大学教育“以术为先”教育理念的得失呢？在面临“术”的实践失效时转而质疑“道”的理论教育，这种嫁祸于“道”的教育思想是不是应该得到澄清了？

我们不妨来假设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清楚理论是什么以及理论为什么重要。譬如，有某一位老太太每日在大学门口持篮卖香蕉给学生，并根据学生购买数量调节她的香蕉价格。这显然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实践。勤快的老太太每天晚上回去，还通过在地上摆石子的形式总结她的卖价和销售量的关系，这样摆了一个月，地上出现了一个可能被学者称为“散点图”的古怪图案，那么，只要她果断地在散点之间连出一条直线或曲线，那么，这位老太太就可以向世人宣称：她发现了“需求法则”！接下来可以试问几个问题：大学课堂要领着学生跟着老太太跑，还是直接把老太太宣称而得到世人认可的法则拿来讲？若你非要通过自身实践来得到一个“理论”，那么，你的研究结果，是否像老太太那样呈现了一个关于需求与价格之间“是什么”和“什么样”的本体性结论？你的研究必须跟着老太太跑过才能得到，还是也可以在实验室里得到——前者涉及“实践出真知”，后者涉及“职业科学家借助实验取得结论”？审视一下旅游相关领域的课程、教材，其中传播了多少类似于老太太所总结的“需求法则”之类的知识？老太太的这个法则是万能的吗？如果她卖的不是香蕉而是香水，她会画出一条同样的曲线吗？你会因为香水的曲线不同于香蕉的曲线而否认香蕉曲线的理论价值吗？到底应该教什么样的知识才能使学生形成“该贯万物”的能力？

这里想表达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教科书、在学术论文里提供充分多的有关本体论的知识——它们总是以范畴和命题这种理论形式出现，那么，就会为实践层面所需要的价值论知识提供必要的知识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或者说，割裂了实践和理论的这个相互依赖的关系，实践的效率会低，实践的效果会差。这就是历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理论研究、理论学习的道理所在。

（第一作者系海南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7-09-30）

走出象牙塔：理论在酒店实践中有用武之 地吗？

徐 虹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30007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07

酒店业是我国旅游业的先驱和支柱。在中国旅游业发展初期，酒店业最早与国际接轨，辅助承担来华外宾、华侨等的外事接待事宜。改革开放以来，酒店业更扮演着旅游业排头兵的角色。从行业特征来看，酒店业是一个高度经验化的行业。在产业实践层面，由于酒店提供的是高度接触性的服务，服务的不可分割性导致酒店更加青睐有实践经验的员工。在强调实操技术的工作环境的浸润之下，酒店从业人员虽然服务技能日益精进，但是获取理论知识的需求淡薄。在酒店教育层面，应用性和经验性特征也非常明显。目前，开设酒店教育的院校里高、中职院校数量较多，招生规模较大。例如，2016年全国开设酒店管理专业的高职高专院校668所，共招生4.5万人；在中职教育上共招生2.0万人1。并且，大部分院校都强调教学的实践性，教授内容偏重职业技能培训和经验传授。鉴于此，令人产生相应困惑的是：理论能为酒店实践带来什么？一个高度经验化的行业需不需要理论呢？

一、酒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社会科学里理论解释的是“是什么”2 的问题，它帮助人们认识事物本身及其成因。优秀的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世界、指引未来实践方向。即使是看重经验的行业，依然需要理论作为实践的灯塔，这对酒店业而言也是如此，欠缺理论的指引，实践如同无本之木。事实上，在酒店研究中不乏理论较好地结合实践的典型代表。endprint

（1）酒店服务质量评价。当前，学术界已经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例如，Parasuraman、Zeithaml和Berry（1985）编制的SERVQUAL量表3、Cronin和Taylor（1992）提出的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及其量表4等，都旨在量化顾客对酒店可靠性、有形性、反应性、移情性和保障性等服务属性的质量感知。更重要的是，这些服务质量测量工具在国内外酒店业都被广泛使用。借助这些工具，酒店通过结构化方式对其服务质量进行测评，并根据顾客的反馈及时调整服务内容与方式、改善服务流程、完善服务设施等以提高服务质量。如此一来，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促进酒店运营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酒店市场表现、实施有效的决策等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信息，也为酒店赢得顾客满意和忠诚创造了可能。

（2）酒店员工的情绪劳动。如果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是作为工具受到酒店普遍采用的话，那么情绪劳动理论则因其细致地刻画出员工的劳动过程而被用于解读酒店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酒店业是高度接触型和情感密集型行业，为了向顾客传递优质服务，酒店会限制员工的情绪表达，而员工为满足组织期望对情绪的心理调节就是情绪劳动。例如，服务生对无理要求的顾客强颜欢笑、前台对办理入住的顾客始终彬彬有礼等都可被视为酒店员工情绪劳动的表现。情绪劳动概念最早由Hochschild（1979）提出1。Grandey结合对实践的洞察进一步将情绪劳动划分为表层扮演（比如，对顾客“强装笑脸”）和深层扮演（比如，发自内心地同情遇到困难的顾客）2。至此，情绪劳动概念描绘出酒店员工具体的情绪工作。但是，情绪劳动理论不仅阐释了员工情绪调节过程，还深刻揭示出情绪劳动对员工消极情绪、怠工、离职、工作不满意和偏离行为等的影响。这些理论成果有助于酒店业更好地了解员工面临的困境和理解员工行为，譬如，酒店业员工离职率高居不下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情绪劳动，也有益于酒店业明白员工在工作中的情感体验，最后上述理论知识还为酒店业预测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打开了一扇窗。

（3）酒店员工的激励。酒店员工的工作不但繁复，而且高强度，例如，客房服务员需要在极短时间里完成十几间客房的清洁工作。由此，在如此高压的工作环境之下和酒店业离职率居高不下的行业现状之下，如何有效地激励员工、留住人才是酒店业头疼的问题。双因素激励理论的提出，为酒店业解决这一困难提供了方向。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rick Herzberg）认为，能够激励员工的元素不仅包括以工作成就、發展机会为核心的激励因素，还包括如以薪酬福利、工作条件、公司政策为主要成分的保健因素。该理论将可以激活员工动机的多样因素进行归类，并对应每个类别从员工满意度和激励效果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为盲目寻找有效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因素的酒店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线索，从而有利于酒店节约激励员工的成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酒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仍有隔膜

虽然酒店研究不乏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例子，但也同样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相关性”的挑战，一些酒店研究的理论在与实践结合上还有局限和隔膜。

（1）对组织情绪展示规则的批判。如若情绪劳动理论多在解释现象和阐述规律，对情绪展示规则的批判则更多是学术界的呼吁。情绪表达规则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规范，比如，“微笑服务”是其中一项被酒店业经常使用的内容。酒店业通过这类规则对员工情绪进行管理以期使顾客感受善意、感到满意或产生忠诚，从而在行业竞争之中获得优势。由于情绪展示规则是酒店人为和刻意地限制员工的情绪表达，所以将过度耗损员工情绪资源、加重其工作压力。从组织公平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员工没能得到情绪报酬、需要应对顾客不公平行为，还是情绪表达规则的推行是酒店在程序上对员工的单方面约束，都与组织公平相违背。因此，有学者突破性地建议产业界取消情绪展示规则3。遗憾的是，这样的提议更像是学者们“美好”的愿景，不能较好地应用于现阶段的实践，其主要原因是：第一， 从酒店业内部来看，首先，酒店业以获得经济利润为核心目的，趋利性促使其追逐着顾客。同时，顾客是酒店服务质量评价的主体，员工在服务过程中的情绪构成他们判断的线索；其次，酒店业是高接触性行业，假如员工不受限制地把生活的不快带到工作中，负面情绪将传染给顾客，影响顾客获得服务的效果，反过来对顾客也不公平；再者，员工和顾客之间地位平等仍浮于纸面，尚未被真正践行。况且在产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使顾客产生宾至如归的感受仍是酒店重要的竞争策略；最后，微笑服务等情绪展示规则已经根深蒂固，微笑甚至变成一种职责，短时间内较难转变酒店业的认识。第二，从酒店业外部来看，尊重服务的意识和价值取向还未形成，部分顾客还抱持着“顾客就是上帝”的想法，认为员工理应友善、恭敬地为自己服务，这为取消情绪展示规则造成了外部障碍。

（2）对辱虐管理的指摘。如同情绪展示规则，对辱虐管理的指摘也有类似问题。辱虐管理是员工感知到的管理者持续的语言类或非语言类攻击，但不包括直接的身体接触行为1。它是当前劳动密集型行业里普遍存在的一种组织管理现象，酒店管理之中也不缺这样的案例。比如，酒店大堂经理对没能及时清理肮脏地板的清洁员大发雷霆、公开批评和嘲弄下属等。因为辱虐管理对员工心理和行为都有很大危害，有研究建议酒店管理者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但是要真正地付诸实践，存在一些挑战：第一，对辱虐管理的认识具有主观上的局限性。员工难以辨识究竟哪种领导方式属于辱虐管理，而且，不同员工对辱虐管理的认知也有差异，这就导致辱虐管理与正常领导行为之间不能有效地被区分。第二，由于酒店业员工弱势地位明显且流动性大，较难形成合力倒逼管理者改变领导风格和行为。第三，辱虐管理与源远流长的传统尊卑文化、社会等级制度等因素关联较高，若想将现有的辱虐管理转变为柔性管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第四，辱虐管理还可能在酒店里构建起辱虐氛围，辱虐氛围进一步使这类领导行为合理化，加大了减少或消除辱虐管理的难度。endprint

三、酒店实践新现象有待理论解释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曾言：“在现阶段排浪式、井喷般的旅游发展实践中，理论界需要回答的问题很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酒店业迅速发展，2016年全国注册登记的星级饭店共有10550家，实现营业收入约2106.75亿元2。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是理论的本源。如此繁荣的产业中有许多新现象需要理论描述和解释。

（1）共享经济对酒店业的影响。共享经济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颠覆。如今，以Airbnb、Homeaway和 Homestay等为代表的住宿共享模式异军突起，对传统酒店业造成不小冲击。鉴于此，讨论住宿共享模式对酒店业在财务、市场表现、营销策略的影响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又比如，顾客对于住宿共享模式和传统酒店业在感知服务价值上有何差异、如何构建住宿生态圈以期实现住宿共享模式和传统酒店模式的合作共赢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2）酒店创新及其作用。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创新不仅是时代所需，也是酒店冲破竞争藩篱的必要策略。可是如果盲目地进行创新，将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因此，酒店创新绩效分析、酒店创新能力评价、酒店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对顾客的影响依然需要理论做进一步的提炼和解析。举例来看，智慧酒店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楼宇之间导航、对酒店道路等进行实景展示，那么，这类技术创新对顾客如感知质量等体验的影响及其机制是什么、人工智能技术在酒店一线员工与顾客接触之间的应用对酒店的影响如何等等，这些新现象还需要理论解释。

酒店研究方兴未艾。本文不揣浅陋提出拙见，从酒店研究的理论应用情况一隅以窥旅游研究理论与实践关系之大，提出走出象牙塔，理论仍然有意义，只是意义的发挥取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观点，并认为酒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可简单概括为：第一，理论和实践结合比较紧密，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或指导实践；第二，理论有“美好”的愿景，但是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当前实践；第三，实践不能被现有理论较好解释三种情况。通过例举一些理论进行阐释，本文进一步证明即使是高度经验化、劳动密集且强调服务技能的行业的发展仍然需要理论，但是需要怎样的理论，并非学者一厢情愿的研究，也并非从业人员所理解的理论就是指导具体的操作性工作，而是打破学界和业界之间隔离，两者有效沟通之后共同得出。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7-09-30）

[責任编辑： 吴巧红；责任校对： 宋志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