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视角下葛浩文翻译策略的选择

高 杰

意识形态视角下葛浩文翻译策略的选择

高 杰

安德烈·勒菲弗尔强调意识形态是影响翻译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呼兰河传》和《蛙》的英译作品中相同词汇的翻译策略，探讨意识形态视角下葛浩文翻译策略的选择。

意识形态操纵 翻译策略 蛙 呼兰河传

一、前言

汉学家葛浩文翻译了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其翻译策略、方法、观点等成为翻译研究中一个热点。萧红和莫言的小说代表作《呼兰河传》和《蛙》的英译本都由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翻译，翻译时间间隔大概30年。

二、意识形态

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一书中，探讨了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译者翻译方法和策略运用所产生的影响。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通常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持有的一些信念，会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变化，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1]

三、翻译策略的选择

例 1

原文：和尚、道士吹着笙、管、笛、箫，穿着拼金大红缎子的褊衫。（萧红，1979: 40）

译文：Buddhist monks and Taoist priests， dressed in bright red satin robes with gold designs， (Goldblatt，1979:152)

原文：要不要请个道士来禳解一下? (莫言，2009:338)

译文：Should we invite a Daoist priest to do an exorcism? (Goldblatt， 2015:386)

例1 中，“道士”，是对中国道教中普通成员的一种称呼。根据威氏拼音，“道”一词在英语中被翻译成“Tao”。《呼兰河传》的英译本出现于1979年，葛浩文在其译作前言中提到，对书中部分人名以及词汇名称采用威氏拼音来翻译。1979年之前，大多译者英译中国作品中的人名以及特有名称的时，都采用威氏拼音，之后威氏拼音被汉语拼音系统替代，译者才开始使用汉语拼音系统来翻译中国人名以及特有词汇名称。所以，英文版《蛙》最早出版于2014年，葛浩文在翻译《蛙》时，根据现代拼音系统，“道”被译为“Dao”，这种翻译策略的转变符合不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特点。

例 2

原文：比方这一年秋收好，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萧红，1979：44）

译文：If， for example， the autumn harvest is good， there will be an opera performance to thank the gods. (Goldblatt， 1979:156)

原文：陈眉：(兴奋地)谢天谢地，你们快带我走…（莫言，2009:323）

译文：CHEN MEI:(excitedly) Thank the heavens. Take me there now… (Goldblatt， 2015:356)

例2中，传统文化中“天”和“地”是中国神话中的文化特定词，与西方人眼中上帝的意义相似。1979年的中国刚改革开放，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多，葛浩文采取了归化翻译，把“感谢天地”的概念翻译为“thank the gods”，虽然这样翻译有碍于西方读者对中国独特文化情调的欣赏，但是在当时文化交流不频繁的情况下，更有利于当时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之后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特有中国事物的概念也被西方读者熟知，新意识形态下，葛浩文改变了翻译策略，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来翻译“谢天谢地”这一词汇，不仅保留了中国天地独特的文化概念，还将中国文化的传达给西方读者，既保留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信息，还使得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本。[2]

四、结语

作为长时间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葛浩文先生，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有着深刻的见解，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葛浩文在不同时期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时，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葛浩文本身的个人意识形态都影响着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2]贾燕芹．文本的跨文化重生: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英语学院）

高杰，女，大连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