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历史批评吗？

王 春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387)

我们需要历史批评吗？

王 春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387)

在现代批评中，历史批评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新批评学派兴起后，主张研究文本内部，极力批判历史批评，并将其逐出文学批评。然而，在阅读中，读者是需要历史批评的，本文将从文本校勘、作品与作家和世界的关系及历史批评不妨碍阅读三个方面入手，论述历史批评之价值所在。

历史批评；文学批评；文学史

历史批评在现代批评中持续了很长时间，所谓历史批评，是“采用的是一种以搜集材料为开始，以考证渊源及版本为基础，通过社会、政治、哲学、伦理乃至作者的生平诸因素来研究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方法”。概言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版本校勘，考证作品的版本，追寻其中的典故，注解艰深词汇；一是研究作品的背景，其具体片段因何而写，与历史事实或作者经历有何关联；一是研究作者的生平，作者的人生经历，读过哪些书，结交过什么人，受过什么影响。

这种批评方法一直盛行到二十世纪初期，直到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者将其驱逐出文学批评领域。

1 历史批评存在的问题

新批评学者们主张将作品视为独立的文本，探究作品自身的规律。他们认为历史批评因其对文本的忽视，会将文学研究变成传记或历史资料的研究，而与艺术本身无关，他们认为这种方法究其根本只是批评的工具，并不是批评本身。

新批评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记录了一个在当时的学术界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英文系的教授在课上讲一首诗歌，他讲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文学生涯等等，但就是没有关注诗歌自身。朱光潜在《谈美》中也记录了同样的事，教授讲莎士比亚剧作的版本，讲《哈姆莱特》剧中情节与史实的出入，讲作者的生平，但就是不关心学生们是否阅读作品。

历史批评本来是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但却变成了“为历史批评而研究”，与作品脱节。这就会导致糟糕的结果，历史批评者们以为作者的一字一画都有来历，为了寻求来历，强拉史实附会。他们的考据往往是猜测和想象，而非事实。C.S.路易斯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有很多批评家认为托尔金的《魔戒》脱胎于《霍比特人》，然而不论批评家多么肯定，托尔金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是错误的猜测。对于同时代的作者，批评家的揣测尚且错得离谱，对于作古的作家的猜测就更不用提了。

路易斯认为，揣测成书过程与批评无关，不是因为批评家所构想的几乎都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与提供关于作品的信息并无关系，是走偏了路。

2 历史批评有存在的价值

纵使历史批评存在问题，遭到诟病，我们也不能因此下结论说，历史批评没有存在的意义。新批评者将历史批评驱逐后，他们只关注文本自身，研究文本的内部结构，文学批评显示出更加吊诡的局面，如雅克·巴尔赞所说“如今，阅读批评著述就是在充斥着这类字眼的句子中艰难行进：张力、律动、控制；结构、质感、活力、限制、反讽、抒情性；语象、顿悟、维度、疏离、隐喻。”。新批评者们在竭力避免将文学作品解释为传记和历史的同时，也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即忽视不存在于作品本身的任何信息，无论信息有用与否。

2.1 权威的文本是批评的基础

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摆在面前的文本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公认的版本，它是作者最初的版本，事实并非如此。一部作品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讹误，或许是作者手稿中有疏漏；或许是复制印刷时出现纰漏；或许是流传过程中出现散佚缺误；或许是作家本人意愿的更改，比如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的结局本是不太令人愉快的，后来，他又写了另一个较为含糊的结局，且只承认后者。诸多原因都会导致文本出现各种变体。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权威的版本，或许一个词语的改变就会使批评呈现不同局面。

建立在错误版本之上的研究即便不是无意义，也会抹杀许多效果，如果版本内容相差太大，不同版本的批评者之间甚至无法对话，托马斯·哈代的《还乡》有四个改动不小的版本，且每一个都得到了哈代的同意；《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手抄本有83种之多。“对任何作品的不准确的版本进行研究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建立一个相对正确、权威的文本，如韦勒克所说“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研究材料，细心地排除时间的影响，考证作品的作者、真伪和创作日期。”

版本校勘研究就是对文本进行大量解释核对，以确保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作者最初的版本，以避免文学研究建立在错误的版本之上，从而变得无意义。除了文本的校订外，校勘工作还包括了考证作品的创作日期、真伪、作者、合作者、修改增删，以及注解艰涩的词语典故等。这些工作涉及大量语言学、目录学、史学等内容，十分复杂。

这些工作之所以受到嘲笑和谴责，是因为学者们过分关注材料的搜集和梳理，忘记了在这之后还有批评，将这些工作作为批评的全部。但这些工作本身是有必要的，是批评的基础。我们必须承认，相比于未经校勘的文学作品版本，经过批评家检验过的更为可取。

2.2 作品并不存在于真空中

美国文学理论大师M·H·艾布拉姆斯将文学批评划分为四个并列成分，即作品、艺术家、世界和听众。其中，艺术家指作品的制造者，而世界指的是作品具有的主题，这种主题直接或者间接地从现存事物中而来，从柏拉图的模仿说开始，作品就被认为和外部世界息息相关。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批评涉及的不单单是文本自身。

任何作品都有其特定的环境，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如理查·D·奥尔蒂克所说，“几乎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许多外部环境。只要我们揭示并探索这些外部环境，它们就会使得整部作品具有其它的意义。”

有些作品本身就带有特定的历史含义，如弥尔顿的十四行诗《关于近日皮德蒙特大屠杀》，是为了纪念1655年遭到屠杀的华尔多派教徒而写的；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些历史小说，如瓦尔特·司格特的《艾凡赫》、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也设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有些作品本身就是应时之作，如德莱顿的政治和宗教讽刺诗，蒲柏的人身讽刺诗，其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讽刺当时的环境和人物。倘若脱离了作品设定的历史背景，无视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对小说的理解即便不会有大错误，也会大打折扣。

作品与作家也并非无关联，有些作品本身就带有自传性质，如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有时，作家的阅读经历，与其他文人的交往，其游历等问题，多少会影响到作者的创作，这会体现在作品上，比如阿尔贝·加缪对于安德烈·纪德作品的阅读体验，与其的交往，都对加缪本人的写作和艺术观点有着影响；此外，历史批评可以展示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成长、成熟与衰退。

2.3 历史批评不妨碍阅读

马修·阿诺德认为，批评重要的是看清事物的本相，而非对文学作品做价值鉴定，“这就是批评力的功能，用我的话来说，它存在于‘神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和科学等知识部类’之中，借此可以‘发现我们的研究对象自身到底是什么’。”即，提供更多关于文本的信息，尽可能描述书籍，而不是评价书籍。

批评家不应当事先为读者提供价值判断，因为任何批评家所做的评价性批评，都是基于自身的价值体系，都批评家对事物看法的影响，苛刻且有失公允。其次，对作品做评判会妨碍读者的阅读，会使读者无法进入、接受作品，影响阅读体验，而好的批评应该放大、保护、延长读者乐享文学的那一刻。

评价性批评应该是伴随着知识而来的，能够在读者心中自然生发的判断，而不是批评家事先给出的，强加于读者的判断。批评家能做的，并非褒贬作品，而是描述书籍，让读者自己面对作品，路易斯说，“我们要向他人如其本然地展示，他们声称或褒或贬的作品；去描述，甚至去界定其特征，然后，让他们面对(现在更知情)自己的反应。”

好的历史批评所做的恰恰是这些，究其根本，历史批评所得的信息都是知识性的，不带有评价色彩。历史批评可以疏通艰涩词汇和典故，将作品置于其历史情境之中，这些信息不但能够清扫一些阅读障碍，甚至可以纠正读者的误读。路易斯认为，在所有类型的批评家中，注疏家对读者的帮助最大，文学史家次之，而评价性批评家最低，因为“一个好注疏家或好文学史家，不置褒贬，却更有可能纠正我们。”在各种批评方法破坏阅读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好的历史批评保护阅读。

[1] [英]C.S.路易斯：《文艺评论的实验》，邓军海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3] [英]马修·阿诺德：《“甘甜”与“光明”：马修·阿诺德新译8种及其他》，贺淯滨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4] [美]雅克·巴尔赞：《我们应有的文化》，严志忠译，中信出版社，2014。

[5] [美]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 等：《文学批评方法手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I106.4

A

1672-5832(2017)10-0026-02

王春(1993—)，女，汉族，河南商丘人，研究生在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