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与废墟

传奇与废墟

□杨碧薇

假设你现在的坐标是我的母校海南师范大学，假设你沿着种满椰子树的道路走到校门，过人行天桥，来到龙昆南路的另一侧，就会看见伫立在路边的中国城。在听多了老一代人再三讲述的“闯海人”故事后，我曾怀着无限的好奇心，前来观看这栋早已废弃的建筑物。

透过紧闭的玻璃门，我打量着里面的大厅：天花板上的镭射灯被蛛网包得严严实实；地板上堆着厚厚的灰尘，即使是龙昆南路昼夜不歇的车马喧哗，也无法惊飞它们；沙发和桌椅凌乱地叠在一起，像一群被遗忘的符号，那些曾经覆盖它们的身体，如惊鸿掠过，在时间里苍老……但这些都不足以畏，因为，正如里尔克所言，“这里还有更可怕的东西：寂静”。

这就是中国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它曾是东南亚最大的娱乐城，名噪一时的东方红磨坊。我想象着：灯火璀璨的夜色里，中国城的大门外曾站满数以百计的美女，热风裹着海洋的水汽，沾湿了她们的鬓发。纵横四海的闯海人，在她们的热烈欢迎下，一头扎进了这个太虚幻境。我听闻，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多少年轻女子辞去公职，只因在这里陪一场舞的收入，抵得上半个月的工资。然而，几乎也是在一夜之间，一掷千金的辉煌不再垂青于海南这座梦想之岛，诸芳流散，春梦如烟，荣耀与繁华“宛如风前之尘埃”。我眼前的中国城，正是那一段历史的活化石。它用沉默与颓败等待年轻的我——那时，新世界的大门正向我打开，我已经看见前方的奇珍异宝投射过来的光。

也正是从那时起，在进行了兜兜转转的文类尝试后，我开始认真对待诗歌这件事，无论是写作还是研究。当然，我还太年轻，不足以清晰地意识到：我的生活，本就一直迂回在艰难的跋涉与一个又一个的传奇中。在我有限的经历里，那种在黑暗中挣扎着向上的欲力、跌宕起伏悲欣如歌的青春，为我掀开了颇具弹跳度的大景观，这一切，宛如我少女时期常常做到的梦：我张开双腿，每一秒都在越过一道道山脉、一条条河流；高山与峡谷、平原与大海在我身下撤退。2016年底，我重返海口，用“故人+陌生人”的身份再次去体悟这座城市，同时也反观自己的诗歌书写，这才触摸到一条隐线：传奇与跋涉相互砥砺，产生一种必然性，使我投身于这种大景观。它陶冶着我反性别、反秩序、反呢哝软语。世界太磅礴，更多的问题在朝我涌来，若不想被击倒，就只能伸手拥抱。而诗歌，正是我痛苦的思考、纠结的情绪的一个出口。

另一方面，诚如对中国城衰败的形象念念不忘一样，我摆脱不了废墟的诱惑。我觉得，废墟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的死亡，也是对现实秩序的否定。我心中有一座废墟，我对生命最初的理解源自于此，它也是命运、爱恨、离合的源头。它是站在上帝对面的声音，拥有危险的力量。其危险并不在于强度，而在于其缠绕与绵延的能力。在《桃花扇》、《红楼梦》、施叔青的《行过洛津》里，在SoporAeternus和木玛的歌里，我感受到了它。这座废墟使我保持乐极生悲的本能，并且提醒我：离繁华远一点，离流行的写法远一点。正是因为废墟的存在，我还在相信一种与热闹全然不同的价值、一种自己独有的美学。与其将诗歌修建成虚假的精美宫殿，倒不如正视它废墟的一面：它的断壁残垣，它的碎片，它的稍纵即逝的激情，以及——再往后看一点，它在时光中弥射的更大的空无与从容。

传奇与废墟，是与我常相伴的两种光景。传奇构成了我诗歌的面貌，诗歌又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限度，而废墟恰恰是一种审慎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