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的星辰

刘怡

这是一所八十年前成立于战火中的大学，它仅存在了八年，但承载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人的光荣与梦想。

在今天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块外形和質地完全一致的圆拱形纪念碑：高5米，宽2.7米，正面碑文1178字，背面刻录着834个姓名。碑文最初的起草、书写和篆刻者，曾是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冯友兰，罗庸，闻一多。而在1937到1945年整整八年的岁月里，他们和纪念碑背面那834个最终投笔从戎的年轻人一样，都属于同一所学校：西南联合大学。

这不是一次心甘情愿的内迁。当侵华日军在1937年夏天鲸吞华北，使得平静的书桌再无可立之地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数千名师生开始了他们的长征：先赴长沙，再转昆明，历经大半年时间，最终在西南一隅站住脚跟。与此同时，来自近百所其他高校的师生也从东北、华南和华中出发，辗转抵达大后方。

这不仅是一次空间意义上的迁徙，也是战时中国知识人为了保全学术独立、自由品格和整个民族知识的火种，毅然实施的一场精神自救。从日军铁蹄下转移出来的，不仅有看得见的师生、书籍和仪器，还有关于中华文明不坠、“南渡衣冠”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信念，以及抵抗者终将胜利“北归”的信心。那些不着戎装、以笔为矛的知识分子，同样在进行着他们的抗战，其意义不亚于对领土的光复。

在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中，联大有数百名同学投身军旅，图为1944年，联大欢送抗日从军的同学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8年底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战前中国100余所高校中，有2/3以上被迫走上流亡之路;西南联大的八年办学历程，正是这段集体记忆的缩影和折射。在空袭之下坚持进行学习和研究的一代师生，灿若星辰，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师生共同造就了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华彩篇章。

联大哲学系教授贺麟在1941年撰写的专文《学术与政治》中写道：“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