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北村创作转型的影响

黄志玲

摘 要：北村早期属于先锋作家，注重于在文学形式上进行革新。当20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式微之后，北村选择了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对北村的写作影响非常深远，为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也改变了其早期的写作观念。

关键词：北村 先锋作家 基督教

北村的写作转型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大量关于其“神性写作”“灵性作家”的书籍、论文相继问世，一度引起了“北村热”。笔者力图避开一味空洞地歌颂鼓吹，在结合具体文本的基础之上，对北村由先锋向神性，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由言语游戏向人性关怀的转变进行辩证思考。

一、写作身份的转变 “身份”一直都是知识分子颇为关注的话题。“‘身份问题包括作家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角色认同等等。这种身份的认定，既是社会所赋予的，同时也是作家的自我意识，自我定位，也可以说是两方面的结合。”在中国，文学建制的高度发达于20世纪90年代后衰微，但以各级作家协会为主体，各种报刊文章审查制度相结合的文学制度对文学的影响仍不可小觑。传统型的作家即使已经丧失写作能力，依旧属于体制之内，享有相应的待遇与福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加速转型，商业文化迅猛发展。商业文化与出版文化结合，与既有的文学建制保持着某种暧昧的关系。这些外部环境对一个自由型、无组织作家的转型造成巨大的压力。北村作为一个先锋作家与主流作家在文学观念、审美理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先锋文学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其在语言、文体上执着的探索，挑衅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观念，当时无法为主流所接受。在出版上，这种脱离了大众读者的所谓“实验文学”也是难逃惨淡收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转折的历史语境中，‘先锋小说作家的写作很快分化，大多数的‘先锋色彩减退，后继作品也不再被当作有相近特征的潮流加以描述。”

处在“转折”大潮之中的北村也面临着来自读者、批评家、作家等多方面的质疑与压力。外部的压力加上內在的反思使北村陷入一种写作不自由的困境之中。正如北村所说：“我的主人公被‘逼向信仰是一种必然结果。”北村由一个作家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是被“逼”出来的。当外在与内在的压力袭来时，北村仿佛得到了某种神灵的启示，“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的福音后就归入了主耶稣基督”。这种选择既是艰难的，又是彻底的。尤其在提倡无神论的中国，与过去的世界观决然撕裂，走上彻底的宗教救赎之路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马克思在批判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时，也不免辩证地提一句“宗教是绝望的人民最后的希望”。

作为一个“神性”作家或者说是基督教作家，北村的身份问题是值得反思与探究的。在笔者看来，所谓的“神性”作家是一种复合身份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转型后的北村既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基督教义的自觉宣传者。这种情况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当20世纪90年代另一位著名的宗教作家张承志写出《心灵史》时，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次宗教与文学的双重胜利。北村由于其基督徒的身份，在对文学主题的处理上，对人性关怀的角度上，对禁忌边缘题材的渗透上，也不得不打上浓厚的宗教烙印。这种宗教视角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其价值优劣有待于具体的剖析。

二、写作方式的转变 北村的转变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批年轻作家在小说形式上所做的实验，被称为“先锋小说”。“在先锋小说中，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于淡薄，它们注重的是‘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方法上的意义。”总的来说，先锋小说是现代派小说的一种，注重语言实验，由关注写什么发展到只考虑怎么写。先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超越与冒险的双重结合，它是对既有的文学观念、文学规范有效的反叛和启示，但是如果走得太远，又会脱离文学实践，进入某种自娱自乐抑或神秘主义的怪圈（如超现实主义）。因此，在轰轰烈烈的先锋运动走向20世纪90年代时，许多问题与矛盾就凸显出来：与大众读者脱节、作家的自说自话、文体混乱后的不知所措等等。

北村同当时许多先锋作家一样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陷入“我与文学的冲突”之中。但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北村选择了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作为一个丰富的文化资源，对北村的写作影响非常深远，在为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的同时也改变了其先锋时期“文体的自然”的写作观念。可以看到，在北村后期的写作中，人与人性、爱与罪恶、边缘与消亡越来越凸显出来。北村由在语言上打转的窘境转向书写人在各种境遇以及人性受挫之后的选择，如《卓玛的爱情》《我和上帝有个约会》等。

北村的写作方式也从现代主义回归现实主义，但又不等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北村转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融合了建立在人道主义与宗教关怀之上的某种浪漫主义写作方式。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在其小说中是重要的一环，如描写现实的残酷、社会的黑暗以及人性的扭曲；同时我们也看到浪漫主义式的情节与人物。可以说北村后期的写作是一种雨果式的写作，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进行有机的平衡，这类代表作有《愤怒》《鸟》等。

三、审美理想的转变 审美理想是一个美学概念，指的是“人们在自己民族的审美文化氛围里形成的，由个人的审美体验和人格境界所肯定的关于美的观念尺度和范型模式”。北村转型后的许多小说都给读者一种很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人在善与恶之间越来越模糊，但在信与不信之间鸿沟分明。这种对小说审美的理解与宗教思维是分不开的。在北村的笔下，犯下大恶的人因为宗教而得救，无论是身体上或者是精神上的，如《愤怒》中的李百义等。

先锋阶段的北村关于语言的形式探索远远大于其内容。其早期代表《者说》系列也引起不小轰动。“它们像一束密集的语言炸弹，将形式主义追求推向了高峰。它们用语言建造了一座又一座迷宫，但由于缺乏一个绝对者的光照，它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迷乱。它似乎向我们表达了一个信息：语言，仅仅用语言的话，并不能完成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而到了《愤怒》，对主人公小时候悲惨境遇的同情，对李百义信仰获救之后的肯定，展现出了与前阶段完全不同的审美理想。可以说，由于基督教，北村关注的焦点由外在的语言转向了内在的人性关怀。

基督教是一种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天然的隔阂。这种外来信仰与内在文化、东方观念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冲突、断裂、误读在北村的小说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在北村的小说《老木的琴》中，老木想让小木学小提琴，长大以后有出息。这里面有中国读者熟悉的望子成龙的主题，然而将这个愿望的实现寄托于小提琴这一西洋乐器又是一种东西文化的结合。小说中小木和富商之间的奇怪友谊也是作者夸大了基督教“爱他人”的内涵所造成的一种误读。这种情况在《玻璃》中有了更具体的体现。这种中国作家与外国信仰、外国情调与中国现实的奇怪组合有时候会超出读者的视域，从而使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因此，北村的小说，不确定的、模模糊糊的、似真似幻的氛围也是其吸引读者之处。

参考文献：

[1]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J].花城，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