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政教观

摘 要：魏晋南北朝崇尚审美，其时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多以作家论、创作论、风格论为主要内容，极少讨论文学的政教作用，《文心雕龙》也是这种时代风气的产物，但由于刘勰坚定地秉持着儒家诗学观，因此在文论写作中刘勰并没有否定文学的政教作用，而是以审美化、哲学化的方式对此进行言说。

关键词：《文心雕龙》 政教 审美 哲学

文学的实用性即政教功用本是其存在的唯一意义与最高旨归，孔子将其归纳为“兴观群怨”，汉儒将其概括为“美刺”，即政治教化之用。但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其论述者对于文学美刺教化功能的态度已不像前代那样强调与执着，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后世学者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发展时期。《文心雕龙》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自然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强调文学本体的审美性。但细读文本可知，刘勰并没有否认文学所需承担的政教责任，它只是被文学的审美特征所淡化，而且刘勰用了一种更具哲学超越性的方法来言说它。

一、政教的淡化以及审美的兴起

中国文学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已经作为艺术门类之一为人所熟知。但从起源上来说，它是因为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即政治教化之用；从内容来说，文学必须反映王政得失，并使执政者知己之善恶优劣；从对象来说，文学的最终裨益对象是以统治阶层为核心的整个社会；从目的来说，则是施美政于四方，使万民自化，从而推动以礼乐制度为基本架构的国家机器的发展。这个观念在汉儒处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根基。但由于大一统王朝的解体，即强有力的权力重心的失落以及文化重心的偏移，原本依靠汉朝政治体制而得以成为显学的儒家文化失去了主要寄托，由此生出的一系列价值体系也随之转换甚至消解，文学的政治教化之义也随之失势。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已不似汉儒那般，一心要在政治功用处为文学寻找立身之本，他们更多的是从语言本体，即文学的审美特征中展开“何谓文”“何为文”的思考。这一点在《文心雕龙》第二部分“论文叙笔”中有极大的体现。刘勰在“论文叙笔”中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方法对当时主要的24种文体进行考辨分析。这一部分刘勰的审美主义文学观与功用主义文学观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与张力。

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部分，刘勰往往秉持儒家典籍旧说，对各文体进行内涵规范，如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颂：“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铭：“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箴：“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

那么根据刘勰的定义，他在对这些文体进行创作规范时必然也要从政教功效大小出发进行言说，但在之后的“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中，刘勰更多的是从“美文”——即“声辞情韵”的角度概括各类文体的写作方法。

《文心雕龙·诔文》对诔文进行如下定义与描述：“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且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

这是刘勰根据诔文的发展历史对其下的定义与相关要求的阐述。从内容来说，诔文是对死者德行的表彰，正如对王政之美的称颂一般，诔文不仅仅是纪念死者之名，更是要树立起道德榜样以垂范后世；从写作对象来说，诔文起源于西周的赐谥制度，也是礼乐制度的产物。起初诔文只能施用于国卿及卿大夫，是从最高统治者而来的对其一生的肯定与赞赏。而后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诔文逐渐播及于士，从中可见，诔文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御用文章；同样，诔文对写作者与写作对象的关系也有着严苛的规定，政治地位高的可以为政治地位低的作诔，反之則不可，这一规定在《礼记·曾子问》中便有明确记载，刘勰之论便取之于此。

但这些规定与束缚仅到汉代便难以为继：扬雄为元后作诔已打破了“贱不诔贵”的规定，这是诔文从礼仪之辞转为典制之辞的标志。此后应诏而作的诔文便于东汉盛行，杜笃《大司马吴汉诔》、傅毅《北海王诔》等名作也在彼时产生。当时诔文的表现对象多为诸侯官僚，同样身处统治阶级内部的文人为其作诔时，更多是将重点放在死者德行的渲染与烘托以盖棺定论，扬其不朽之名，并由此做人臣之榜样，以达风化之功。

到了魏晋年间，诔文便逐渐从典制之辞转化为述哀之辞。根据时代特征，刘勰对诔文体制进行如下要求：“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其中写作者的地位与其和死者的关系不再成为写作要求，他更重视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作者情感的表达。

在笔者眼中潘岳是诔文的代表作家，而潘岳的长处正是“序悲”——他不但能通过对死者生平的回忆充分表达哀情，更能协调表情与叙事的关系，避免喧宾夺主之弊。在发展过程中，诔文也逐渐和哀体相融，因此写作对象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作者不但可以为父母作诔，也可以为朋友、妻子作诔，更可以为自己作诔，因此，述人臣之德以达风化之功也被叙亲友之生以表失丧之哀所代替，声辞的使用与雕琢的主观目的也是为了突出作者的情感而非称颂王泽，倡演人德。

刘勰对“乐府”的论述也体现了政教功用的失势以及审美观念的兴起。乐府与采诗制关系密切，它本就是官方删选的产物，裨益于王政也是理所当然。乐府诗的政教作用反映在其对各地民生民情的真实记录，统治者可以据此知己为政得失。但刘勰并不专在此处作文章，他将重点放到了民生民情之真，而非此“真”的旨归——王政。师旷、季札之所以能从乐府诗中知政之盛衰兴废，是由于歌咏者“志感丝篁，气变金石”，若作者情不深、气不足，则无法产生如此动人心魄的力量，观诗者自然也就无动于衷。另外，作者在论述乐府源流时虽然一再强调其“中正”并对郑声靡辞进行否定，其最终指向不是王政统教，而是乐府这一文体的健康发展：“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这是当时文坛不健康的常态，若置之不顾溺而不反，乐府诗就会失去“真情”这一文体根基，成为玩弄文字的雕虫小技。

二、政教功用的哲学性言说

在《文心雕龙》的第一部分中，刘勰对文的属性、地位、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说。通过对《原道》《徵圣》《宗经》三篇文章的阅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刘勰秉持的是儒家的诗学观：所谓文之道乃“发挥事业，彪炳辞义”的儒家之道，它指向世界与人间，并对文学的功用作了具体要求，即裨益政教，发挥事业。

但刘勰与前人不同的是，他从文学的起源入手为文学在人类活动中奠定了先验超越性的地位。天地先于人而存在，二者由世界之根源“道”而生。此“道”是刘勰采用《周易》之说，经过形而上学提升之后的儒家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是通过反问的方式，肯定文与天地共生的超越性地位。之后刘勰通过对天文、地文的具体描述，得出“此盖道之文也”的结论。这样一来，文便是天地总根源“道”的直接产物，它的起灭动静皆与最高指令者相关联，因而具有了形而上的特质。接下来，刘勰在文中如是写道：“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人是“道”创世计划中的最后一个步骤，它既与天地享有同等地位，又是集天地精华所生之物，因此人不但如天地一般有文，此乃自然之理，其文更是比无识之物的文更加郁然有彩。

刘勰用“道——天地之文——人之文”的逻辑路径将人文与道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共生关系，从起源的角度为文建造了生存发展的根基，也从侧面强调了文的任务是何等的重大，即体道。正如上文所说，此道乃儒家之道，是要在政治活动中使个人、集体、国家都得以达到最完满状态的道。尽管与政治教化相关联，但这不仅仅是指向一朝一姓的狭义之道，正如《原道》中所言的“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前者之区宇代表着空间，而彝宪则代表着时间，因此文之道所指的对象跳出了时空的限制，是一种永恒的精神。换言之，它也是后世所称道的“士大夫精神”。而《征圣》《宗经》中为后世所建构的写作的蓝本与规范，也是以此形而上的道为根基而阐发的。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在时代审美风气的裹挟下，刘勰更多的是用审美的眼光来分析文学，而且将笔墨集中在文学的属性与创作方法上。但刘勰并没有完全摒弃文学的实用性将其完全審美化，毕竟失去政教功用的支持，文学也难以为继；但过多地强调其实用功能也会扼杀其发展的内部驱动力，因此笔者用了哲学化的言说方式将其与道相关联，既肯定了文学本体属性——声色情采的合理性，也使文学的政教作用扩展到无限时空中，成为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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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诗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