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词论“别是一家”浅读

余苓

摘 要：李清照在其《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要求，这是对当时词坛一个深刻的批评。将李清照对词的要求总结起来，主要为两点，即“协音律”和“词体”形式的要求。词的发展必然会循着这样的要求不断完善，两条线索也贯穿着唐宋词的发展历史。从这两个侧面窥测整个唐宋词，亦能看出唐宋词兴衰发展的部分轨迹。

关键词：“别是一家” 协音律 词体 唐宋词

一、词“别是一家”的特征

著名的女性词人李清照，在其《词论》①中批评道：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

在这一段词论之中，李清照提出词之所以为词，是因其具有协音律的特点。正是由于词是随乐而生，因此词最大的特点便是要讲求音律。倘若不将词的这种最鲜明的特色加以显现区分，那么词与传统的诸如诗歌、文、赋等文体的不同之处就无法得到彰显，词便不能称之为词，就仍隶属于诗歌。就如苏轼将词称之为“诗余”，词这种新型文体将被掩盖在诗歌的光芒之下。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在《词论》的这三部分中，李清照对柳永、苏轼、晏殊、贺铸、秦观和黄庭坚的词作了一个评价。李清照认为，柳永开启慢词新声，词协音律，但是词的内容过于浅俗；苏轼有才华，却将词写得像诗；晏殊善写小令，词却短小而少铺叙；贺铸慢词之中，内容缺少典实；秦观词情味浓厚，但也是缺少故实；而黄庭坚的词又用典故太多。虽然在简短的《词论》之中，李清照没有提出词究竟要怎么写，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但是在这一段内容之中，我们却可以归纳出李清照对作词的一些要求。

首先，词应该要有所铺叙。词要铺叙，传统的小令形式就无法满足这一“铺叙”的内容要求。因而，如同柳永开启慢词铺叙的风气，慢词的写作是必要的。其次，词应该有健康的内容，不应该只写花街柳巷的事。再次，词应该有属于词的抒情特征，不应该写得像诗一样。最后，词中应该要适当使用“故实”，注意是适当使用。秦观的词情味到了，但因缺少“故实”，而终觉得少了一份厚重。然而过犹不及，在李清照看来，黄庭坚的词就是“故实”太多，终至于“良玉有瑕，价自减半”。

仔细地分析李清照所提出的关于词的标准，总结起来一共有两点：一是词的协音律的标准，二是词体的要求。词体的要求包括词的形式、内容、题材等方面的内容，按照吴熊和先生在其《唐宋词通论》一书中所讲，这两个要求就是词的“本色”和“当行”。“本色”是相对词体而言，“当行”是相对词的讲求音律而言。结合唐宋词的兴衰史，从李清照论词的这两个侧面，也可大致窥测出唐宋词的一个发展轨迹。唐宋词的兴衰历史，实际上有着这两条线索的交叉影响。这两条线索，贯穿的是“词”这一文体的产生、发展、成熟直至最后衰亡的過程。

二、词的随乐而生，随乐而衰

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但孔子在回答颜回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却说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具体来讲，孔子还是认为《诗经》里面有“雅乐”和“淫乐”的区别。所谓的“淫乐”其实就是民间音乐，不是官方颁行的音乐。《诗经》里面有描述公侯赏舞的情景，如“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右手秉翟。颜如渥赭，公言锡爵”②。虽然这只是描写一场舞蹈的庞大阵容，但是舞蹈伴随着音乐，不难想象官方音乐的传统与正式。然而，隋唐之际，随着国家开放程度的扩大，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方音乐得以汇集，且在唐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之下，音乐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度。而这一时期，胡部音乐大量传入，以中原音乐为基础，结合胡部音乐和胡部乐器的燕乐迅速发展。所谓燕乐，“是相对于庙享仪式上所用的‘雅乐而言的，因此就是一种‘俗乐”③。燕乐的发展，极大促进了人的情感的解放。在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文化高度开放、个人极大解放的时代里，音乐的发展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隋唐燕乐乐曲的繁衍是词的先行阶段……隋曲中已开始萌生词调……词调的来源，主要有赖于后来盛唐和中唐之曲。”④紧接着在五代十国那样动乱的年代里，偏安一隅的后蜀小国和南唐一国，“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上承齐梁宫体，下附北里倡风，这两句话可以概括出花间词的历史渊源与生存环境”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诞生的新的文体——词，必然有音律的要求。“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这是词最大的特点，也是词的“当行”特色。

进入北宋，慢词时代的开启人柳永，使得“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其词协音律的特点是不言而喻的。李清照词论之中，对柳永词的评价为“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若不考虑词的内容，李清照是肯定柳永词协音律的特点的。而被苏轼讥为“非柳七语乎”，认为词风步柳永后尘的苏门四大学士之一的秦观，他的词“语工而入律”，知音乐之人，称其为“作家歌”。北宋词坛中，词之集大成者，还属周邦彦。“周邦彦以妙解音律的音乐家从事词曲，既善于创调，又工于持律。”“他一方面作为北宋词的殿军，博采众长，自成一宗；一面又风流可仰，为南宋姜夔、吴文英等词派所从，成为维系南北宋词脉的重要纽带。”南宋姜夔，接过周邦彦的接力棒，继续巩固着词的这一“当行”的地位，他不仅自制新调，而且还将十七首自度曲都旁注音谱，成为现存宋人词集中仅见的完整词曲谱，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姜夔在其《过垂虹》一诗中写道：“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可见，其作为乐律名家，写词十分注重“协音律”。北宋周清真和南宋姜夔，可谓将词的“协音律”的特点发展到一个顶峰，后人无法超越，他们将词的“音律”标准模式化和固定化。继姜夔之后，杨缵在他的《作词五要》里，对于作词的“择腔、择律、按谱填词、随律押韵”都做了十分严格的说明，还曾按萧定词律，数月而成。这些，无不说明词的协律化发展的闭塞之势。师事杨缵的张炎、周密等词人，主要也是受杨缵协音律之教。“宋末论词的，几乎无不以谐音为先，作词亦多严于持律为能事。”⑥“协音律”这一词的“当行”的要求，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向着越来越严格的趋势发展，严格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闭塞。而泥古不化和闭塞，最终导致词的衰败。由于挣脱了传统的“雅乐”，“俗乐”的兴盛致使词体产生，但是上层文人却又最终将词赶上一条“雅”的道路，音律要求严格且雅化，回归了正统，也终将逐渐失去活力。

三、词体内容从单一终至饱和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中说：“论词而有专文，就不能不首推欧阳炯的《花间集序》。”⑦他认为，花间词的词风特点是“宫体”与“倡风”的结合。总之，西蜀文人笔下的词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描写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二是描写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三是描写女子娇媚的生活情态——“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杨海明教授在《唐宋词美学》一书中，把这一类的描写内容都通称为“艳情”描写。词到南唐，在冯延巳的笔下，已经开始跨出了“香艳”的门槛，冯延巳将词的词本柔软的特点，结合“愁”这一特质，将个人有感于国家风雨飘摇中的忧愁注入词中，深化了词的内容。亡国之君李后主李煜，则更是将自己亡国之后成为阶下囚的那一种悔恨、悲哀和愁绪，抒发得淋漓尽致。这是在内容上对词体的一次突破。至北宋，在承平时代晏殊继承小令词的传统，大多描写雍容的富贵生活。晏几道虽是没落贵族，但是词中还是可见没落的富贵生活踪迹。至“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柳永手里，词开启了慢词的时代，打破了小令词独霸词坛的局面。虽说柳永开创了慢词的时代，但是他的慢词之中，铺叙的也多是些“艳情的生活”，结合自己的身世遭遇，也有抒发羁旅之苦、离愁别绪的词作，但都离不开“婉约”的圈子。至苏轼，虽说苏轼词中不乏抒写愁绪的作品，但是，总的来讲，苏轼将自己豁达的人生态度融入对现实的观照，将词从“儿女情长”的“艳情”和“言情”堆里拯救出来，使人获得一种空灵的横跨古今和天地的感受。苏轼将词从“私人化”的空间推向“社会化”的空间。在苏轼这里，词在题材内容上获得了再一次活水的注入，总的来说，便是吴熊和先生所说的“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至秦观和周邦彦，词的内容开始往“雅”的方面发展。至此，词体可谓已经发展成熟：内容题材上，有艳情、个人生活、人生愁苦、生命的豁达等，有俗有雅；抒情方式上，有悲有喜，有婉约有豪放；词的形式上，令、引、慢、近等各种词体形式趋于完善。北宋的词坛呈现出的是词的盛世景象，无论是在词的选材还是作词的技巧之上，北宋的词都可以说面面俱到。但其要向前发展，似乎遇到了瓶颈。

然而，一场承平盛世里悄悄隐藏的危机终于爆发。“靖康之变”后，北宋过渡到南宋。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场沧桑巨变，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于整个词坛来说，这却是一次新的发展契机。赵冀在他的诗作《题遗山诗》里写道：“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家的动乱对于整个时代来说是莫大的悲痛，但是对于文坛来说，却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靖康之变”这场动乱，给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活水。最主要的是，词在内容题材和词体形式上有了新的改变。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将个人对国家的感情，即深厚的家国之悲发挥到极致。于内容题材上而言，这无疑将词的题材内容推向了饱和状态。词这种文体彻底摆脱了最初的“香艳气息”，从一条小路走上一条四通八达的大道。词便像其他文体一样，无所不包、无所不写。然而，这样一种事事入词的发展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却有着对传统词体的背离。杨海明教授在《唐宋词史》一书中对辛棄疾的词评论道：“作者能够打破词的传统写法，就是能够跨越词与诗、文之间的某种界限，就能更加自由地抒情、言志甚至发表议论。”⑧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词的特点是像散文。然而，当初李清照对于苏轼词的“以诗入词”的特点是加以质疑的。借用同样的质疑，词与其他文体之间那种严格的界限似乎被打破了。正如李清照所担心的那样，“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朱熹在其《观书有感》一诗里曾经说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基于南宋特殊的社会背景，抒发爱国热情、末世哀叹、亡国之悲等的词作，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完善着词体形式。与此同时，以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为代表的一批恪守词“本色”的词人，坚守词的“雅化”，然而，也最终“极工”而衰。正如四时的更替一样，词的衰亡是必然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四、结语

词的工于音律和词体形式的饱和，使得词的发展只能基本上沿着前人的路子踉踉跄跄地往前走。词之“协音律”这一特点，在北宋的周邦彦手里，就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南宋词坛只是接着北宋的路，走得越来越逼仄。词的协音律这一条线索，在北宋就应该已经发展完善。而国家的动乱，给词注入了新的内容题材，唤起了词的又一次苏醒。至南宋，由于国家政治因素，词的词体形式这一条线索，才算最终发展完满。词到南宋，各个方面可以说已经发展到极致。李清照的《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要求，这是对当时词坛的一个深刻的批评。若将其要求总结为“协音律”和“词体”形式的要求，词的发展必然会循着这样的要求不断地完善。然而，盛极而衰的定律，同样适用于唐宋词史的发展规律。本文从这两个方面纵观唐宋词的兴衰历史，稍显片面，但将其作为一个侧面窥测唐宋词的发展史，应该还是可以看到一点词史演化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敦煌曲子词中有大量描写下层贫民生活的内容，之后唐宋词的内容题材很少触及民间疾苦。词似乎只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之间的事情，与普通百姓这个广大的群体脱离了。

{1} 陈祖美：《李清照诗词选》，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37-138页。

② 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81-82页。

③④⑤⑥⑦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第278页，第220-221页，第303页，第278页。

⑧ 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页。

参考文献：

[1] 陈祖美.李清照诗词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 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M].成都：巴蜀书社，2004.

[4]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 赵崇祚辑，华钟彦注.花间集[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6] 杨海明.唐宋词史[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