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宗教研究

曲杨 王焱

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生态批评兴起以来，生态批评学者们就对涉及犹太—基督教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文本和文化现象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不断从生态批评的视域来审视这一宗教对西方乃至世界生态问题的影响。本文将从生态批评发展迄今经历的两个主要的阶段——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型生态批评所涉及的一些主要生态批评的纬度来检视犹太—基督教在生态问题上影响。

关键词：生态批评 犹太—基督教 人类中心主义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和生态运动的兴起，探讨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生态批评于20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这一批评理论打破了以往文学批评理论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文学即人学”的理念，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非人的环境视为文学批评学探究的主要内容。根据布伊尔对生态批评阶段的划分，西方生态批评在其四十年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主要经历了两次“生态风波”，第一波可被定义为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第二波可被定义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犹太—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其在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上对西方人的态度和行为都有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生态批评兴起的初始阶段，犹太—基督教即被纳入了批评的视阙之下，很多生态批评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对其具有的明显二元论的生态观进行了检视和批判。

一、生态中心主义

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生态批评主要聚焦于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和深层生态学为基础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在这一时期，生态批评论著很多都是从犹太—基督教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入手，来探讨其对西方生态观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批评第一阶段对犹太—基督教进行探讨的首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生态批评维度。

随着犹太—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原有的多神教和自然崇拜随之终结。虽然犹太—基督教也宣称自然是上帝的造物，但其经典教义却表明上帝并不居于其中，这使自然失去了最后具有“神性”的可能。自然也被解读为仅仅是上帝的恩赐和对人类背约的惩罚手段。至此，人类对自然原始的敬畏最终被对上帝的敬畏所取代，人类只要遵守与上帝的约定就可以对自然肆意而为。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犹太—基督教在将自然边缘化和西方社会生态观人类中心主义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启示录

启示录这种叙事策略在环境文学中的运用的确对环保运动起到了惊人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其对西方政府环境和商业政策制定的影响上。除却对当代启示录文本的关注，犹太—基督教关于启示录的教义和对其先知们对教义的解读对环境文本的影响也受到了生态批评学者的广泛关注。英国生态批评家格雷格·杰拉德在其所著《生态批评》中指出启示录是一种源自危机亦可导致危机的文学语体，在犹太—基督教的体系内主要体现为喜剧和悲剧两种模式，即以希波的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说为代表的喜剧模式和千禧年末日说为代表的悲剧模式。

（一）“上帝之城”

公元425年奥古斯丁完成了《上帝之城》的创作。在著作中，奥古斯丁仅仅关注了两件事：亚当的原罪以及人类通过基督教得到救赎。他拒斥了关于世界是永恒或永恒轮回的理论，强调上帝创造了世界，也为世界设下了终点，时间终将走到尽头。奥古斯丁反复重申基督徒必须等待“上帝之城”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后胜利。杰拉德指出奥古斯丁的末日说是喜剧性的和非灾难性的，着重的是信徒自身持续的道德抗争。奥古斯丁认为《圣经》对末日具体日期的描述仅仅是象征性的。如果末日的临近介于两可之间，信徒们就应在谨记其可能性的同时，不要因为乌托邦式的歇斯底里而摈弃自身的世俗职责。奥古斯丁这种对启示录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犹太—基督教徒对生态灾难采取漠视的态度。

（二）千禧年末日

根据基督教千禧年末日说，耶稣将于创世纪元6000年时再临，并开始他长达千年的统治，这是最后审判前持续千年的极乐王国。而这“一千年至福”前奏就是世界末日。笃信千禧年末日的基督教信徒相信世界末日有确切日期，而这一日期可以通过计算得出。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与喜剧模式的启示录叙事相比，这种悲剧模式启示录叙事对自然观的影响却更为恶劣，导致了西方社会对灾难和世界末日认知的扭曲。

三、環境正义型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的第二波环境正义型生态批评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兴起的原因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第一阶段的生态批评对于文化与环境关系的审视多是从形而上的伦理视角展开，其对造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的探究并未真正切中要害，也未能触及现实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生态批评学者进行了重大的学术调整，将环境公正引入生态批评学术领域，走向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因而，在生态批评的第二阶段，对犹太—基督教与环境关系的审视也转向了环境公正的视角，并注重与现实问题和其他的批评手段相结合。这一阶段涉及的对犹太—基督教与环境关系的主要批评维度有动物、种族（race）和绿化等。

（一）动物

从《创世纪》中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将动物置于人的统治之下，到伊甸园的传说中人吃下了代表智慧的禁果开启了灵智，再到挪亚方舟的传说中只有人才能领受神谕并决定动物的生死，犹太—基督教的教义一直在标榜人的超然地位和动物的卑微，进而使人对动物的奴役和杀戮在伦理上具有合法性。同时，犹太—基督教伦理主导的西方语境中人被构建为具有爱、善良、正义这些只有神具有的特性，而动物作为人的对立面被建构为没有理性的邪恶和野蛮的象征。秉承犹太—基督教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物种主义伦理观的西方近现代的哲学更是将动物视为没有感受的“机器”，将“人”进一步定义为“非动物”（暗含的意思是非野性的）。这种人等于非动物的语言文化建构为西方殖民者他者化殖民地原住民提供了基础。后殖民生态主义学者指出这种对物种主义倾向的构建与种族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种族

种族作为环境不公问题的核心，是生态批评第二阶段的一个主要的批评维度。在西方的殖民时期，殖民者为了他者化原住民的形象，往往会给原住民贴上食人族的标签，将其他者化为具有动物性的非人类，因而原住民成了可供欧洲殖民者驱使和杀戮的对象。从后殖民生态视角来看，将原住民他者化为动物这一文化建构，在伦理上解释了为什么犹太—基督教在宣扬博爱平等的思想时，教徒却可以毫无罪恶感地向殖民地的人民举起屠刀。虽然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已成为历史，这种殖民时期的将原住民（多为有色人种）他者化的文化建构仍影响着西方社会。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者们也一直在致力于打破人与动物间的对立，从而颠覆殖民主义话语的理论根基。

（三）绿化

在生态批评发展的第二阶段，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文化绿色重构的路径。这一阶段的犹太—基督教绿化主要是指对犹太—基督教与环境相关的文本进行有益于环境公正的绿色解读。其中的代表作是柏斯迪·希尔贝特（Besty S.Hilbert）所著的《超越“你不可”：生态批评解读〈申命记〉》。其中所传递的中心信息是社会与环境的责任：人类之间不仅彼此密切相关，而且与地球也紧密联系，人类不仅要建立而且还有维护一个公正的伦理关系，以“作为继续在生养他们的地方繁衍生息的条件”。这种公正不仅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也是针对所有栖居者的公正，即人类、动物、植物及土地。在《申命记》中有一种“良知与养育的轻声呼唤，一种反对压迫与武力镇压的声音”。希尔贝特的这种阐释体现了生态批评第二阶段环境公正的主题。

犹太—基督教产生于人类生产力低、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有着摆脱对自然的依赖，进而控制自然的诉求。基督教通过确立超自然的神——上帝，使人获得了对自然的“统治权”。这对在自然面前处于劣势的人类是一种鼓舞，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犹太—基督教将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生态观无疑对西方的生态伦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深受犹太—基督教的社会文化语境影响，西方社会中人类优于自然，对自然有支配权的思想成为社会生态观的主导。其后的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标榜理性的西方二元论哲学表面上看是对“上帝神性”的挑战，实际上却是对人类优于自然，更趋于“神性”的进一步深化，使人类有理由更加肆无忌惮地滥用自然。因而，正如林恩·怀特所指出的那样，犹太—基督教对自然的傲慢态度对当代环境危机“负有极大的罪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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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5B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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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曲 杨，硕士，中国医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王 焱，中国医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