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播放“热”之“冷”思考

摘 要：《人民的名义》从现实、历史、体制、文化等诸多层面挖掘官场中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在鞭挞丑恶、弘扬正气的同时完成了权力异化下的人性反思。本文从剧作对官场百态与转型期社会问题的镜像表达、文化视域下的人物塑造以及迎合大众的叙事方式这三个层面出发，具体分析了该剧的艺术特色及其产生热播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人民的名义》 官场 文化 叙事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的指导下，中央以高度果决的行动态度惩治腐败势力，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为充分展示中共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工作成果，《人民的名义》以“匡世”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该剧一开播便受到极大的热捧，收视率居高不下，创造了良好的话题热度与传播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该剧没有局限于一些官场/历史正剧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而是极具智慧性地引入了社会转型期的新因素和其间展现的民间精神，使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与大众消费文化期待达成了完美的遇合。整体而言，该剧较好地恢复和发扬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精神，从现实、历史、体制、文化等诸多层面挖掘官场中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在鞭挞丑恶、弘扬正气的同时完成了权力异化下的人性反思，具有深刻的警醒作用。

一、对官场百态与转型期社会问题的镜像表达

（一）批判性——现代官场体制中的人情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逐渐步入现代化的市民社会代替传统的政治社会的剧烈转型期。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侵蚀下，一种政治信仰萎缩、个人主义至上的“官场伦理”粉墨登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在此间受到严重威胁。我国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与市场经济重视自由竞争、金钱效益的观念不谋而合，自“五四”以降就备受推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受到压抑、至20世纪80年代又重获新生的“人的主体性”在此遭遇异化，这导致一批批知识分子踊跃参与政治、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却又深陷“你追我赶”、风云诡谲的权力游戏当中，甚至不惜背弃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和个人的道德尊严，成为腐蚀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危害人民的蛀虫。

作为一部深刻反映党的反腐政策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官场与社会的镜像表达，但它不仅从道德层面对个人腐败行为进行控诉与批判，还试图将整个官僚系统内部的运转过程公之于众，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场中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却更具危害性的体系腐败。剧中以高育良、祁同伟为核心人物的“汉大帮”就是这种腐败的典型，他们以前任汉东省省委书记赵立春为靠山石，利用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的职务便利行贪腐之实，勾结汉东油气集团老总刘新建以及赵立春曾经的心腹秘书陈清泉共同侵吞国家资产，并与赵瑞龙名下各大公司、高小琴的山水集团之间有着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链。这种集体性的腐败行为固然与为官者个人道德素养的低下和党性意识的不足有关，却还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化根源。

中国古代社会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以宗法族制为核心的伦理规范，这种人情文化已渗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际交往更是受到熟人社会中的血缘亲情、同门友情、老乡之情等关系的羁绊。在官场中，具有人情性质的“潜规则”也经常代替具有契约精神的法治规范而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作用，正是这种以情代法、以个人道德自律代替客观法制监督的权力运行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腐败问题的产生：滋长了官员的权利庇护思想，消解了腐败的体制约束力量。在《人民的名义》中，陈岩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赵立春在位时拉帮结派、搞人情政治，汉东省的官场腐败现象才大量产生。剧中的高育良是祁同伟的启蒙老师，且受到祁同伟的岳父梁群峰的知遇之恩；陈清泉是高育良曾经最为喜爱的秘书；刘新建也曾受到赵立春的青睐而得到提拔。这些人秉持着“用人唯亲”的原则在官场上相互包庇，在现实利益面前官商勾结，政治权力与个人私利之间形成了暧昧的交换关系，进而造成了集体腐败的恶果。在当今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凌驾于法理正义之上的公共组织人情化、利益化的现象不在少数，因此，《人民的名义》对这一社会性腐败的揭示与批判不仅具有深刻的警醒作用，而且富于直面现实的勇气。

（二）人民性——关注转型期的社会问题

杰瑞米·波普在分析反腐败战略的成功因素时说道：“为了确保舆论的明达，法律和行政环境必须允许自由报道。一方面不应该缺乏完善的审查制度，另一方面政府不应该使用任何手段妨碍媒体阐述事实（其前提是首先颁布《新闻自由法》，这样，任何人包括政府在内就无法妨碍披露腐败现象）。”①而在我国目前媒体的自由表达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的舆论生态下，从现实主义出发对官场百态和社会现实进行披露的反腐文学、反腐题材影视剧则负载了上述“自由媒体”的部分功能，具有一定的实录性和批判色彩；小说/影视剧中所刻画的官场也绝不仅仅是官场，更是整个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交汇点。《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受众面宽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剧对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感兴趣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关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忧患意识。正如评论家贺绍俊对该剧编剧的评价：“周梅森并不是坚持过去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而是充分利用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的因素，将宏大叙事与民间精神结合起来，从而使受到冷遇的宏大叙事获得新生。”②《人民的名义》除了对官场生态进行了逼真的刻画，涉及新老干部交替的人事制度、腐败分子贪赃枉法的恶劣行径、传统人情文化对政治的影响，还涵盖了国有企业改革、职工下岗再就业、当代婚姻家庭等诸多社会矛盾，不仅深深地触及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方方方面面，也因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使剧作富于人文关怀和历史的厚重感。

关于底层的描写在新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一股重大的潮流，而在《人民的名义》中，处于底层的大风厂员工也在剧情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护厂队与拆迁队抗衡时不小心酿造的一场大火将这一官员腐败议题扩大为影响更为恶劣的社会性事件，进而提高了党和国家对此的关注度；也是工人们的据理力争揭示出蔡成功伪造股权转让书与山水集团签订违法合同这一事实，推动了案情朝更加光明的方向发展；在侯亮平遭人陷害时，更是工人们积极地参与到寻找证人证据的行动中来，为保全一位正义凛然的好官做出了贡献。这群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劳动人民不贪财、不闹事，痛恨腐敗，追求正义，有的只是对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需求和最朴实的人生理想。这群底层人民中的一个异数是王文革，烧伤毁容的王文革因为股权被侵占而破产，走上了绑架无辜的蔡成功之子以示威胁的绝路，甚至失手伤害了为人民尽心尽力的老党员陈岩石。这不仅体现出剧作对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关注与反思，也深刻地反映出腐败势力对人民造成的严重恶果。

二、文化视域下的人物塑造

（一）英雄人物——迎合主流的清官意识与乌托邦情结

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以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见长，《人民的名义》不仅具有宏伟磅礴的美学特质和雄浑大气的史诗品格，还以典型的英雄叙事为显著特点，塑造了一群有胆量、有担当、“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政坛英雄形象，成为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的表征。这类卡里斯玛式的典型人物具有超凡脱俗的神性特征，对党和人民的利益表现出至高无上的忠诚，对“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事业展现出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反腐行动中的困难挫折体现出惊人的征服能力。以侯亮平为例，他在零口供的情况下成功拘捕欧阳菁，为彻查腐败势力的违法行为打开了突破口；在提审狡猾多疑的刘新建时，以党和人民的名义慷慨陈词，诱使刘新建交代自身的犯罪行为；在山水庄园与祁同伟、高小琴唱“智斗”的过程中，明知自己身处险境，又能成功地利用餐厅的设计布局躲过狙击手的伏击……在惊心动魄的正反势力对决中，这类英雄人物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创世纪般的崇高感，他们身上所辐射出的巨大的革命性力量也使得官场的权力体系和社会的人心秩序得以重新整合，使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主流价值观得以确认和弘扬。

丹纳说：“深层社会意识，尤其是社会心理，决定着审美趣味，并且审美趣味的深层社会意识充分蕴藏着由于历史、环境以及遗传而存起来的心理能量和动力。”{3}从心理深层上看，《人民的名义》以及时下诸多反腐题材艺术作品中对政坛英雄的塑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官意识。在古代中国沿袭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位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的生命基本依附于拥有绝对权威的统治阶层，身处困境、遭遇压迫的老百姓无法依靠法制来寻求公平与正义，只能试图借艺术夸张、神化后的理想清官与现实世界相对抗，以达成心理上的平衡。在这一维度上，《人民的名义》彰显了在中国传承千年的清官文化，较好地达成了社会主流文化与民间传统文化的融合。剧作中的侯亮平、陈岩石、李达康、易学习等人都是富有社会责任感、不畏强暴、唯民不唯上的包青天式清官形象，他们与凶恶狠毒的腐败分子斗智斗勇，为受冤屈者平反昭雪，也让利益被损害者的不满情绪得以发泄——以黑暗势力的最终落败使民众的艰难的现实处境得到了想象性超越。

事实上，这些具有理想人格的政坛精英也在另一方面表现了创作者强烈的乌托邦意识——在本文中与某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规划”或“蓝图”有关。作家/影视创作者出于人文关怀的立场，往往愿意在其作品中构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在《人民的名义》中，它表现为主要英雄人物对党性和人民性的无条件追随，对违法乱纪的社会现实的成功反叛和超越，甚至最高领导者（如剧中的沙瑞金形象）化身成一个象征着绝对的公平与正义、神格大于人格的“符码”。此外，剧作还在对矛盾冲突的解决中设计了针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操作方案，表达了创作者理想的政治理念。例如剧中展现的破格提拔和嘉奖优秀官员的制度、实施同级监督以防止独断专权和政治腐败、开设“懒政干部培训班”对不作为的干部进行“回炉重造”等，都对现实中的腐败现象提供了建设性的解决措施，给观众以光明终究战胜黑暗的正能量。这也充分印证了周梅森接受杂志专访时的那番言论：“我愿意把生活的亮点找出来，挖掘出来，形成一种面。我希望在人们的心中种植下理想和希望，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想和希望，那是可怕的。”{4}

（二）反面人物——权力欲望化下的人性危机

何新先生在《论典型性格的复杂性问题》中说：“人性并不能一概简单地归入那种善、恶、光明、黑暗等相对立的二元模式中，文学是人学，文学应该揭示、探索和表现人性的各种复杂方面。”{5}如果说，正面英雄人物的书写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那么《人民的名义》中多层次、多侧面的反面人物的塑造对人性的挖掘则更为深刻，亦增加了剧作的可信度和感染力。从整体来看，剧作从“官本位”思想和欲望驅使下的“权力异化”这两个层面出发，探寻了导致官员走向腐败堕落的基本因素，并凸显了“权力—欲望”这一核心结构。英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但“对于无穷的欲望而言所掌握的权力却是有限的，因此人们常常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的范围内过度地去释放自身的欲望，这形成了绝对矛盾，伴随欲望所产生的种种现象便超脱了权力的界限，这是上位者为了争取更多的权利从而满足自身的欲望，腐败现象逐渐衍生。”{6}在形形色色的诱惑下，“官阶”与“权力”易在悄无声息中蜕化为实现世俗欲望的工具，一些官员沉湎于级别、金钱、美女等欲望对象，其从政的内在意义与自身的社会价值亦被遗忘或抛弃。

权力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清廉者可以借助它发挥聪明才智，泽被众生；腐败者也会被它撩拨起人性的丑恶和贪念，导致灾难。尤其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官本位”思想和“官场伦理”的异化导致参政者纷纷投身于追名逐利的洪流，甚至为了跻身高位、获得更高权力而放弃个人理想与尊严，走上道德失常、人性没落的不归路。就如《人民的名义》中的高育良，作为曾经的汉东大学政法系教授，他有着机敏的政治头脑，在波云诡谲的权力游戏中表现得游刃有余，所向往的只有接近无限大的权力。但他未能在权贵横行的官场保持清白之身，为了排挤李达康而与赵瑞龙达成肮脏的权钱交易，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羽翼而三番五次纵容祁同伟，甚至不惜加害自己的得意门生侯亮平……在对这个具有多面性的人物的深刻表现中，剧作完成了对权力、人性、道德的拷问。

三、迎合大众的叙事方式

按照符号学与叙事学家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7}，在一个结构的内部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关系：（1）尖锐对立的两项，X和反X，如黑色与白色的对立；（2）非X，如绿色、紫色、黄色等；（3）非反X，即非白色。与此类似，我们可以在《人名的名义》中形成如下的符号矩阵：

（注：虚线表示不直接发生关系）

分析这幅模型图，我们可以发现至少以下几种关系：1.秩序：以侯亮平、陈岩石为代表的清官式好干部将党性原则和民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亦是合理合法的秩序维护者；2.反秩序：以赵立春、祁同伟为代表的腐败官员伙同赵瑞龙、高小琴等不法商人窃取国家和人民的资产，肆意破坏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并与秩序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抗；3.非秩序：大风厂广大员工在整个“一一六”事件中是受害者，他们痛恨腐败、追求公平正义，处于秩序的规约中，但本身并不具备颠覆性的打击犯罪的力量；4.非反秩序：以沙瑞金为代表的上级领导处于秩序的更高层，他们与底层群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能对侯亮平的反腐行动给予权力上的领导和道义上的支持，对腐败官员给予致命的最后一击。

值得关注的是，《人民的名义》中的普通民众并不如一般的反腐题材影视剧那般处于被腐败分子完全压制的地位，而是采取自己的方式向腐败分子施压，如大风厂员工在自身的合法股权被强占时，勇敢地组织起护厂队与山水集团的拆迁队相抗衡；大风厂工会主席郑西坡被公安局非法拘留时，员工们采取静坐的方式表示抗议。此外，当侯亮平被蔡成功诬陷时，也是陈岩石发动大风厂员工及广大群众搜集证据，有力地协助反贪局破除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与之呼应，政府官员也并不总是高高在上、远离群众，而是主动体察下情，倾听并重视民众的呼声，例如在“一一六”事件中，市委书记李达康在护厂队和拆迁队的尖锐对峙中为了稳定局面而彻夜陪守在工人身边，为工人们送早餐，安抚工人们的情绪，并代表市委做出了认真负责的承诺。

从上述关系模型中，不难发现《人民的名义》所采取的正义/邪恶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这种情节结构易于树立反腐英雄的高大形象，也易于迎合观众的审美心理，“它已不仅是小说的一种叙事模式，而且也是广大民间绵恒久长的政治思维模式”{8}。剧作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将主人公置于政治权力斗争的危难处境中，赵德汉的受贿案仿若一根导火索，引爆了一系列官商勾结的贪腐事件。每一个主要人物的登场都牵扯出一段新的故事，却又与核心内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如主干与支脉相互照应、相互影响。在纷繁复杂的故事情节中，正反势力迂回斗争，新的线索不断出现，调查的结果亦逐渐明朗。如此生动曲折的剧情安排大大增加了故事的吸引力。

“故事的要素在于悬念性，悬念性愈强，故事性也就愈强。在世界各地的民间大众文本中，事件是否有悬念性，甚至成为决定叙述成败的关键所。”{9}《人民的名义》之所以能抓住观众的审美心理，产生扣人心弦的审美效果，还得力于剧作成功地吸纳了中国传统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叙事技巧，将情节的曲折性与悬疑感相结合，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和精妙的专业技能来构成审美的愉悦。故事开始所设置的丁义珍的成功出逃、陈海的车祸以及大风厂的拆迁等问题都形成了一个个悬念围绕在观众心头，随着案情的进一步发展，各类幕后主使纷纷登场，这些问题才得到解答。尤其是剧中多次谈及的高育良与高小琴的关系问题，在高育良与吴老师的分居事实、祁同伟与高小琴的地下恋情等事件的不断冲击中层层发酵，直到最后谜底才得以解开：原来与高育良有关系的是高小琴的胞妹高小凤。可以说，正是在危机四伏的反腐斗争和张力十足的情节结构中，政坛英雄与腐败集团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态势展现得淋漓尽致，观众也在想象与焦虑中获得符合审美期待的满足感。

结语

总体来说，《人民的名义》的成功并非偶然，这固然与国家的大力支持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于剧作本身的闪光點。作为一部响应主旋律的号召、反映官场百态与社会现实的力作，它的出现是对现今影视圈充斥着抗日伪剧、鬼怪仙侠剧、古装宫斗剧等现象的反拨，其底层抒写和生活化的叙事特色使得该剧在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的同时，还获得了在当代社会占据主流地位的大众文化的认可。无可厚非的是，该剧在思想内涵、叙事手法、演员的采用等问题上都为今后同类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其所体现出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亦具有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

{1} 转引自张光芒、贺仲明、汪政、晓华、何平：《反腐文学·现实主义·小说类型学》，《文艺评论》2005年第1期，第49-55页。

{2} 贺绍俊：《新政治小说及其当代作家的政治情怀——周梅森论》，《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第23-27页。

{3} 〔法〕伊波利特·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

{4} 杨子云：《N种身份周梅森》，《法律与生活》2004年第4期。

{5} 何新：《论典型性格的复杂性问题》，《上海文学》1981年第6期。

{6}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215页。

{7} 〔法〕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蒋梓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8页。

{8} 唐欣：《权利镜像——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9} 苏晓芳：《新世纪政治小说的结构主义叙事分析》，《求索》2010年第8期，第204-205页。

作 者：张婷婷，湖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