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淘碟往事

2017-11-27 10:21戴新伟
青年文学家 2017年19期
关键词:情书眼镜

戴新伟

这句话,包括它的腔调,只有在成都生活过的人能够领会,可以作一篇详尽的注解,并且得出结论: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往往为极小的地方所触发。

前几天找一张与书有关的图,结果找到日本电影《情书》,没想到把豆瓣上《情书》的截图都看了一遍,竟然很是感动。上班路上和内人说起,却被取笑好一阵。确实,看《情书》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和另外一群人。

“回忆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让时间吹去一切浮躁的灰尘,留下来的,基本上是令自己无限愉悦的事。无限愉悦的事情在任何时候任何人眼里,都是闪闪发光的。”

这是23岁那年写的一段话。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在经历很少的时候说这种话,即使十多年后看起来特别合适。曾经“这么年轻就开始回忆了”是滥俗的一句话,但是能够保有、善待自己的回忆,并不滥俗,因为大到族群、小到个人,都有可能选择性遗忘,甚至串改自己的回忆(同时也让别人变形)。从这个角度讲,捍卫记忆是个人无法为他人所剥夺的权利。

2001年,我新到成都日报副刊部编影评版,领导洁尘正在南都写影评专栏“红尘碟影”。那时候碟这个东西是比书更热门的话题,茶余饭后,新看了什么电影、买到了什么好碟……诸如此类。我本来有一台很好的CD机,下班就在20平的房间里听打口的摇滚、蓝调、民谣、爵士,至此也不能不更新换代与时俱进了。洁尘还把卖碟的介绍给了我。

“昨天在春熙路买了170元的VCD。”(2001/6/7)这应该是我第一次买碟。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又去春熙路买碟。”(2001/6/10)

“在报社吃过晚饭后去春熙路买140元VCD,本来是想去西南书城买海明威的《不固定的圣节》……”(2001/7/13)

“晚上又看了一遍《情书》,效果很好。”(2001/7/20)

“晚上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和《水牛城66》,都很好看。”(2001/7/21)

“买4张碟,其中两张是DVD。”(2001/8/6)

“晚上看《情书》……”(2001/9/25)

“上午在家看碟。已经调好DVD。”(2001/10/7)

“买了一堆DVD……”(2001/10/16)如果没记错,8月6日的两张DVD是我第一次买,当时都还没有买DVD机。我已经忘了那个短命的VCD机是什么牌子,只记得后来买的金正DVD厚达两寸多,堪称固若金汤。这两张DVD中有一张是韩国电影《恋风恋歌》。很多人都知道,韩国的济州岛是旅游胜地,可能未必知道这是一部关于该岛的爱情小品。很多人都知道张东健,可能未必知道他的太太,正是这部电影里的女主角。隔了好几年,我偶然在豆瓣里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两个人结婚了。隔了整整10年,这种事情简直不像是现实世界发生的,用现在的话说,我在心里给他们点了一万个赞。

平心而论,和后来所看的电影相比,《情书》和《恋风恋歌》简直不算什么,但它们至今连外壳一起保留著。如果说有所谓少年情怀,那么我的23、24岁是和电影连在一起的,DVD的外壳可以作证。

我赶上的,是VCD的尾声,于是遭遇了尴尬——大致来说,我从VCD升级到DVD就四个月时间,而且DVD还更便宜。我至今记得把那两个月里买的VCD带去换时,老板的无奈——难道换了最新的“版本”给你,还要补个差价不成?事情是怎么收场的,已经不记得了,总之我还是有了一些弃之可惜的VCD。但不包括《暴雨将至》,我的这张应该是最早的电影版,虽然效果很差,我还是一直留着,包装盒子尽显早期VCD的高档,也算是一个复古的“品种”吧!

这次重翻当年的记录,发现我对买的书都记得很详细,特别是价钱。甚至还记下了一些菜市场的价格,当时报社附近一个新开的楼盘价格也记下了:70平米23万,首付5万。但是每张碟的价格却失记,而且完全想不起来了。

“在大眼镜处买80块钱的DVD。”(2001/10/22)迟了四个多月,我才第一次记下老板的尊称。但事实上,我一直打交道的是大眼镜的姐姐袁姐,她出现得更晚:“昨晚大眼镜的老姐借了20集《寻秦记》……”(2001/12/11)不知为什么一直记的是大眼镜。其实只见过他一次,时间不超过5分钟。一个瘦而结实的男子,当然,有眼镜,显得有些高冷,淡淡地应酬几句就走了,忙得像是广东人形容的“分分钟上下几百万”的人,有点神秘。据洁尘说,她最早在科甲巷(春熙路旁边一条小巷)买碟时,确实有一大一小两个眼镜,这个是大眼镜。

“去红马换碟,《碧波女贼》和《低俗小说》。在胖子那里看到诸如《喜马拉雅》、《初恋》、《青少年问题》等VCD,改天在大眼镜那里拿DVD好了。”(2001/11/16)我现在对那时候几乎隔天就去的红马市场完全没有印象了,但是两个档口还记得,一是袁姐,一是胖子。因为一开始就在袁姐处买碟,胖子那里就很少光顾。后来我发现袁姐只负责介绍新货、新到什么程度,从来不讨论剧情、导演、演员以及电影得失——胖子就会,至今记得他说“梅格瑞恩”的腔调(成都话),因此要么相顾无言,要么远遁。我的朋友郑秀文自己找上门去,结果找到胖子,居然“甚相得”,只是偶然说起,也不免捧腹。

2001年前后,正好春熙路大修,不少时候,是穿行在脚手架下面,真有兵荒马乱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两间碟铺也腾挪过好几个地方,有一次好像搬到了理发店的后面。好在都在春熙路附近,而不管是哪一处,总会遇到同事、朋友,甚至作者。

“去大眼镜处买90元碟,其中有《情书》,还遇到老卢。和VCD相比,DVD的《情书》有很多地方在补漏洞。”今天已经不知道“漏洞”是什么了,不过老卢这个名字很亲切。他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领导,形神均似演员傅彪而气派过之。他当副刊部领导似乎很无为,但是手下各种人才都有。他人很随和,但又很少与人主动打交道。后来涉世渐深,回首总不免敬意益增。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他办公桌前聊了起来,他跟我谈北岛,谈一首诗:endprint

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背影。

接着他问:为什么?眼睛从镜框上面看着我(我当时好像是站着的)。然后他说:因为我们都不是无辜的。

后来,我常常想,职业生涯开始的前四年,我接受到了最初也是最好的人文训练。

“傍晚和安然去大眼镜处拿100元碟。”(2001/11/8)

“和安然相约去买碟。”(2001/12/13)

安然当时在出版社,却致力于写影评,他是编导出身,又热爱写作,一切都顺理成章。和奶猪也是差不多同时认识的,两人都成为了我的作者,更是淘碟的同路人。我至今记得袁姐叫她的名字,后一个字与我们念的都不一样。现在看那时候的记录,除了看碟是个人行为,买碟、买书、吃饭、喝酒、出游……都有一帮朋友一起,似乎每天都有聚会。那确实是年轻的日子,值得为那些好日子干一杯。

“然后去大眼镜处换碟,然后在祥记吃饭,然后到西南书城……”(2001/11/11)

“龙之洋书店外的那家面店,青椒仔兔面非常好吃,值得推荐。”(2002/1/3)

不记得这家面店的名字了,不过肯定不是外地人耳熟能详的龙抄手、韩包子。我记得这是朋友右耳推荐的,她对吃甚有天赋,多年后听说她的美食公号十分火爆,绝非偶然。当时吃饭的地方,像鄢排骨、祥记、天天、竹子屋、鲜锅兔这几家,都是适合1-3人左右吃饭的地方,它们的排布,也在以北到庆云街红星路上班的地方、南到西南书城、东到我先后住过的啤酒庄、交子街,中心则是买碟的春熙路红马市场。还必须提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稼轩,跟辛弃疾无关。它位于书院街与大慈寺路交界处,是一处大约三四亩的空地。那时候成都类似这种将建未建的空地,要么做洗车场,要么开火锅店,但结合喝茶、小吃,而且开荒种菜,像农家乐模样,仅此稼轩一家。因为它靠近几家报社,几乎成了报社同行的后花园,纯聊天的有,约人谈事的有,面试的有,采访的有。我则把它当作我买书淘碟的歇脚处,它正好位于红马和报社之间,也位于报社和家之间。

这个“奇葩”的茶馆相当准确地解释了什么是成都生活的精神。

“去拿奇斯洛夫斯基的《十戒》。”(2002/3/21)

“6点半做完版,去拿DVD,《木屐树》很好看。封套上的介绍完全胡說八道。这是1978年拍的电影,在阿城的《威尼斯日记》里说过这样的话……”(2002/3/24)

那时候有一个很火的电影杂志《看电影》,这个刊名已经道出了影迷对电影所有的热爱和理由。我大概就是那时候开始在北大新青年的BBS“电影夜航船”上混,认识了版主阿三,甚至还邮购了影评结集。影评,很多时候是作为资讯了解,那时候也没有接触到几本电影方面的专著,传说中《小津安二郎的世界》是到了广州后才淘到的。我的意思是,那时候看碟、看电影,纯属是一种好奇,也是一种兴趣,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年轻!),而对电影的理解,也是一种直接的感受。甚至,热爱与电影有关的一切,比如电影院。

稼轩旁边就是东风电影院,我在这里看了《白兰》,中途退场——太难看了!在那个以春熙路为中心的活动范围内,电影院密布。东风电影院、王府井电影院、三益公电影院、太平洋影城、远一点的学府影城……先后看过的电影有:《暗战2》、《花眼》、《我的野蛮女友》、《哈利波特》、《烟雨红颜》、《爱情万岁》(韩国片,已经完全不知道内容)、《大腕》……最牛的是太平洋影城早上排文艺片,有一次和郑秀文相约去看《旺角卡门》,竟然包场。

报社旁边的干槐树街,三幼的门口有一家音像店,外面贴着许秦豪导演、李英爱和刘智泰主演的《春逝》海报,好像是刚刚看了碟,没想到就看到了海报,当时只觉得心跳很快,鼓起勇气找老板,可不可以用其他海报换?那个老板似乎没说什么,走出门去,慢慢地揭下来,送给了我,不用换。非常非常的满足。

这张海报后来带到广州。一次裱字画一起送去,指明装个简单的框,没想到给装得金碧辉煌,“不忍逼视”。前一次搬家,本想拆下来,拆了才发现是被裱在一张木板上,没有省一级的修复师大概难以复原,只好让搬家公司搬走。

在我住的附近,啤酒庄,夜市可以占掉一半的马路。我曾经在一家档口淘到了《鸳梦重温》(1942,葛丽娅·嘉逊、罗纳德·考尔曼主演),欣喜若狂,因为我看过原著《偶然的收获》。小说与电影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电影里一目了然,小说却云遮雾障。小说作者詹姆斯·希尔顿在好莱坞写了一辈子编剧,他还有一部小说相当有名,即诞生了“香格里拉”这个名字的《消失的地平线》。

从艺术性上,《春逝》远远高于《恋风恋歌》,而在其他更多更优秀的电影面前,甚至可能没有它们的位子。但某部电影中的某些东西触动、吸引或释放了你,事情可能往往就是这样的简单,而且它与某个阶段的你紧紧依附,所以也无所谓超越。现在翻看《情书》的图片时,我想是因为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电影里那种生别与死别。

真正的写作,就是那时候降临的。

为了写这篇文章,不仅重读了一遍十五年前的记录,还在网上地图查找了当年活动的重要位置。似乎只有红马市场还在,连春熙路都移了位,啤酒庄寓所旁边的那家中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所大学的培训学校……

我还记得,在啤酒庄的那间小房子里,后来堆满了书和碟,朝南的窗户外就是那所中学,每到夏天,整个操场的炎热都聚集在这扇窗户外面。我躲在窗帘下看碟;有一些悠扬的声音,比如开水房的声音,球场上的哨声,男生和女生的声音,既让我熟悉,又像电影那样可以产生无数的虚构,弥补年轻时的空虚与谵妄。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一直在写关于书的评论,这时才开始写诗和小说。

秋天

秋天在窗户上俯视着我,

用的是俯视人间的光线。

穿过晴天大风,

滋生阴影:白日烤焦了门把手。

一个秋天一个秋天地降临,endprint

对命运的悬念视而不见。

我是其中之一,

在这第一个抵达秋天的下午让我们闭上眼睛。

回忆别的房间,多少微不足道的痛苦消散了。

窗口依旧深邃而且庞大。

望出去,

这雷同、乏味如白开水一样的生活。

有时候你觉得这就是永恒。

后来看电影《百万美元宝贝》,老摩根弗里曼跟伊斯特伍德说,你怎么不给她(指女主角希拉里斯万克)解诗?让她知道诗有多难。我想到了以前写诗不知道难也不知道容易的日子,因此产生了很多不明所以的诗。但要知道写诗很难或很容易,本身就很难。好在《秋天》这一首还算清晰地证明当日的生活片段。写了更多的是随笔——准确地说是随笔练习,比如《做饭的黄昏与突如其来的汽笛》这样的。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我试着找出自己的声音。那时候,我打算写一个大一点的东西,即后来的第一本散文集。那时候,最爱读的书是纪德的《人间地粮》,是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二封信》。前者说要去人间尽情地经历,再心满意足地死去,后者说“渐渐会有那遥远的一天,你生活到了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境地”。那时候,这一天还非常的遥远。

基本上我没有写过影评。记得在奇斯洛夫斯基的一个短片里有一个情节:妈妈病危,儿子到处找车。女邻居听说后来是儿子用自己开的殡仪馆的车送走妈妈时,不禁说,这个妈妈回不来了。后来看《甜蜜蜜》,看到张曼玉竟然和黑社会大佬跑了,受到极大的震撼:不顾一切的决绝,对命运的顺从,那种无声的勇气和忍耐,尽管都是虚构的人生,却足以让我们摸索、体会到人生的柔软与坚硬。电影岂止一定是要启发我们多写两行字呢?

在我离开成都之前,去了科华北路的电脑城“百脑汇”,买了三个碟包,每个大约一平尺见方,里面有30叶,每叶可放8张碟,也就是说一共带走了720张碟。来广州后,买碟数量见涨,这十多年应该远远超过了这个数量,而当年的720张仍然在三个碟包里,重看的机会都很少——因为好电影实在太多了!有时候检查一下“自杀碟”。总之,它们一直很占地方地存在着。对于近年的看碟方式来说,这太落后了,正如你谈家里书多的时候总会有人炫耀自己的硬盘。我喜欢这种落后,毕竟这是与自己的经历相关的,所以无论是书还是碟,它们的存在偶尔让人很辛苦,但并不是负担。

看电影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我比较喜欢当年那个电影论坛的名字“电影夜航船”,如此准确地描述了夜晚看碟的感受。但这种感受,也因人、因时代而异。鲁迅的时代,看电影是娱乐活动,最近读夏济安夏志清昆仲书信集,两兄弟都喜欢看好莱坞大片,从40年代到60年代,从上海、香港、台湾到美国,离不了,纯属休闲。但大陆的感受则又不同。60年代出生的作家格非回忆他童年时代的乡村电影,那种境况,人的心理,完全和70后的记忆是重合的。就从电影的角度看,万人空巷地看乡村电影,80年代如饥似渴地看内部电影,以及十多年前买碟屯碟看电影,观看方式也极其相似:折射出来的群体心理,还是试图冲破禁忌,品尝这股隐秘的快乐。毕竟,我们看的也是盗版啊。

作为立志写作的人而言,对电影这门诞生才一百多年的艺术,起码该具有对书籍同等的感激之情。故事、文本、影像、结构,如此直观形象地呈现,而最最重要的是艺术感受力的培养,凡此种种,都远遠超过了其他艺术。记得郁达夫曾经定义过“静的文学”,大抵是指闲适平和的一类文学作品,在看电影的口味上,我似乎也偏好这一类作品。但也不完全准确。应该说,具有文学怀抱的那一类电影最能触动我,不过那个年代也充满了偏见和谬误,跟风购买和观看的大师闷片所在不少,刚刚去世的伊朗导演阿巴斯受到那么多影迷的怀念便是证明,然而《樱桃的滋味》、《小鞋子》并不使我特别感动。而像文德斯这样的,逐渐又觉得经不起重看。小津、安哲罗普洛斯这样的,当然是文静一路,然而其电影的耐磨损和广阔性,绝非安静一词可以概括的——甚至他们的电影配乐,在我看来也具有悠然无限之感。再如像塔尔科夫斯基、伯格曼这类艰深的大师,安静这个词更显得肤浅了。

刚刚离开成都那两年,每次回去都会到春熙路袁姐的档口看看。还记得有一次临走时,她问我:“诶,还是要回来的嘛?”

这句话,包括它的腔调,只有在成都生活过的人能够领会,可以作一篇详尽的注解,并且得出结论: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往往为极小的地方所触发。

但是回不去了。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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