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农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性行为研究
——以四川大熊猫保护区947户农户为例

陈俐静，段 伟，吕素洁，温亚利

（1.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2.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林农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性行为研究
——以四川大熊猫保护区947户农户为例

陈俐静1，段 伟2，吕素洁1，温亚利1

（1.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2.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基于四川省大熊猫保护区周边94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 Pr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了林农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选择；通过构建MNL模型，进一步探究林农选择各项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气候变化感知是林农采取适应性行为的基础，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受到自然灾害对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均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在保护区内的居住因素对其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均有负向显著作用，林地面积、购买森林保险、借贷可获得性和接受保护区培训并未影响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但对他们采取适应性措施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基于研究，提出提高林农教育水平、增强文化素质、提高抗灾能力、完善信贷服务体系、加强社区共管模式、开展保护区专项培训等建议。

气候变化；感知；适应性行为；林农；大熊猫保护区

1 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不但涉及的尺度大、层次深、范围广，而且加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农业是受其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依赖自然资源为生计资本的农业人口更是缺乏能力应对日益增加的气候风险［1］。气候变化在病虫害、水资源等方面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从而引起粮食产量减少、农民收入降低［2］。适应在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国际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把适应作为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选择备受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3］。国际上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科学地表明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准则是适应气候变化，从国家社会管理和战略规划层次上促进农户适应气候变化极具重要性［4］。现阶段，国外针对农户的气候变化认知和适应性行为已开展了大量研究。气候变化对地区影响具有差异性，农户根据当地降雨、气温等获得“局部”的气候变化认知，并选择相应的适应性行为［5］。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程度、收入等方面的影响［6］。农户对气候变化感知是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基础和前提，感知越强烈，适应行为越明显，农户将更加主动地采取应对气候变化机制［7，8］。农户可通过种植品种的改变、植树、灌溉、外出打工等方式适应气候变化［9－13］。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借贷能力、家庭特征、地理位置、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气象信息等会对农户采取适应性行为产生重要影响［11－15］。

目前，国内在探讨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和适应性行为的研究文献在正快速增加。有研究以新疆于田县600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定量分析了干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适应性行为的差异性。研究表明，户主性别、家庭年均纯收入、社会网络、气候因素等变量对农户感知和适应性行为产生显著影响［16］。还有学者利用江西省346份农户样本，结合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南方稻区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地理位置、气象因素等因素对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15］。农户可能采用的适应性行为包括转向非农就业、购买农业保险、多样化种植、调整施肥施药行为、改种农作物品种，或依赖政府财政支持修建基础设施、改善农田周边环境等适应性措施［17，18］。总体来说，学者们开展探讨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国内外研究对象局限于种植类农业，覆盖范围相对较窄。国内该类研究起步较晚，忽略了对林业的关注，更是缺乏对自然资源依赖度高又居住于偏远山区的林农对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的实证分析。自然保护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区域，分布在生态环境敏感、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区域。本文以保护区周边的林农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在四川省16个大熊猫保护区内947份农户的有效调查数据，借助计量模型分析，探讨影响保护区周边林农的气候变化认知和对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选择因素，进一步补充不同类型的农户在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差异性方面的研究，给出相应的提高保护区林农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合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政策建议。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015年8月、10月，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调查人员赴四川省进行调研。项目组根据四川省保护区的总体情况，控制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选取比例为3∶1，即四川省12个国家级大熊猫自然保护区、4个省级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为实地调查区域。地理位置分布于四川的邛崃山脉和夹金山脉，涉及成都、绵阳、阿坝、雅安等9市18县40个自然村（表1），其中雷波县和马边彝族自治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根据2015年发布的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报告，四川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占全国第一位，调查区域内大熊猫数量达到440只，占四川省总数量的30%。研究区域的选取考虑到了保护区的不同级别（国家级、省级），成立时间长短和区域分布差异，因此能较好地代表四川省大熊猫保护区的情况。

表1 研究区域概况及样本分布

调查采取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抽样村是在当地保护区管理人员的帮助下选取的，可充分代表保护区周边情况。样本农户的选取使用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由调研团队成员尽量选择农户户主进行“一对一”的访问调查，如果户主外出则对其妻子或家庭其他永久居住的成年人（18周岁以上）进行调查，及时记录农户信息。此次调研共获取问卷970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有效样本数据947份，问卷有效率97.63%。被调查农户的基本特征见表2。样本农户户主以男性为主，调查对象平均年龄48岁，农户文化程度普遍较低，69%的农户主要从事农林业。

2.2 模型构建

Heckman Probit模型构建：气候变化的感知是林农考虑是否采取适应性行为的基础，即林农对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有两个先后顺序关系，但有感知的农户未必一定会采取适应性行为，无感知的农户也有可能因为从众心理选择适应性措施。适应性行为的选择分析与气候变化感知分析有所不同，这样可能会产生样本选择偏差，而采用Heckman Probit模型可避免样本产生偏差。

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模型构建：

式中，因变量代表的是林农对气候变化有无感知，为得到该信息，问卷中设计了“与过去10年相比，您认为所在保护区的温度或降水是否变化，怎么变？”的问题，回答有变化即有感知，则p＝1；否则p＝0。式（1）右侧 H（-）是累积分布函数；x1、x2、x3、…xn是 n个林农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因素。

林农的适应性行为选择模型构建：

式中，y*表示潜在变量，当y*≤0时，则被观察的数据y为0；当被观测数据y*＞0时，则被观察的数据y为潜在变量 Y*。x1、x2、x3、…xk表示 k个影响林农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因素；ε表示误差项。为了得到该信息，问卷设计了“您是否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回答是则采取了适应性行为，取值为“1”，否则为“0”。

MNL模型构建：MNL模型的理论基础是随机效用理论，即保护区周边林农适应性行为选择是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任何一项决策不会影响其他决策行为的参数估计。在特定时期t下，Uj和Uk分别表示农户i在决定采纳适应性措施j或k类型下农户的感知效用是效用函数的主体部分，εjt和εkt是效用函数的误差项。

该模型的因变量是一个多元选择型变量，即农户对适应性措施的选择。根据所选措施感知效用最大化，通过查阅文献并结合对农户的走访调查发现，保护区林农应对气候变化的常见措施包括改种生长周期短的作物品种、改变生活能源方式、加大林业生产投入、增加化肥与农药使用强度、非农就业转移等适应性措施。本文考虑林农有6种选择性行为，即5种适应性措施和无措施。把林农适应性选择行为作为MNL模型的因变量，MNL模型构建为：

式中，P为概率函数；i为农户样本；j为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xi为影响农户适应性行为的因素；β′为待估参数。

2.3 变量选取

气候变化对保护区林农的生产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在林业生产方面。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结合当地保护区的实地调查情况，发现林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性行为选择受很多因素影响，体现在林农自身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与保护区特征变量三大方面。林农特征变量包括被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类型、是否担任村干部；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林地面积、家庭劳动力占比、人均总收入对数、家庭林业经营积极性、是否受到自然灾害、是否购买森林保险和借贷获得情况；保护区特征变量包括是否居住在保护区内、是否参加保护区培训。基于此，从林农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及保护区变量三个方面对保护区周边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性行为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保护区947份有效农户数据的整体分析，大致了解到保护区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情况。根据分析，81.85%的被访者认知到气候变化。其中，65.76%的被访者认为气温上升、气候变暖；45.40%的被访者认为近几年来降雨量不规律，部分年份还会出现较大降雨量导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14.27%的被访者认为降水变少。同时，有认知到气候变化的林农在适应行为选择上采取了一种或多种的适应性措施，如加大林业投入、增加农药与化肥使用、非农就业转移等，其中改变生活用能是林农选择各项适应性行为中比例最大的。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结果估计

Heckman Probit模型结果：通过Heckman Probit模型对保护区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选择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从表3可知，Rho值显著不为零，P＜0.001、Wald chi2＝ 1335.27，说明这些样本存在选择性偏差，所以Heckman模型是比较适用的。

表3 Heckman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MNL模型结果：为了探讨影响自然保护区周边林农的适应性行为选择因素，有必要对样本进行适应性行为选择的整体分析，84.45%的被调查者有适应性行为，15.55%的被调查无适应性行为。根据Semit等人研究的适应性行为标准，结合调研地相关统计资料，我们将有适应性行为的林农划分为主动适应型和被动适应型，划分的依据是观察气候变化时间并进行自我调整的时间［19］。从表4可见，林农选择生活用能方式改变、非农就业转移和加大林业生产投入的适应性行为属于主动适应，而林农选择增加化肥与农药使用强度和改种生长周期短的作物的适应性行为属于被动适应。

表4 适应性行为选择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在分析影响林农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因素时，将林农对气候变化认知情况纳入MNL模型分析，进一步探究保护区林农在选择适应性行为是否受气候变化感知决定。以“改变生活能源方式”作为参照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5，Log likehood值为 －148.6859、P＜0.00001，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显著。

表5 适应性行为选择模型各变量边际影响

3.2 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两个模型估计结果可知，Heckman模型分析了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和基于气候变化感知前提下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有效避免了样本选择偏差。MNL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林农的气候感知与适应性行为的关系，探究了保护区各类适应性措施的影响因素。从表5可知，林农采取适应性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是气候变化感知，有感知的林农更愿意选择适应性措施；林农改变生活用能方式、改种生长周期短的作物、加大林业生产投入、增加农药与化肥使用强度、非农就业转移均通过了MNL模型的显著性检验。但根据表5的系数可知，女性更具倾向性地进行非农就业转移，降低气候变化风险，这与Asfaw、Admassie的研究相符合。即男性林农更愿意承担适当风险，考虑继续从事农林业，而女性林农的风险意识高，不愿意承担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因此女性林农更愿意以打工等方式进行非务农转移［20］。被访者年龄在Heckman模型中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具备劳动能力的林农，年龄越大、从事农林业时间越久，经验与技能更丰富，气候变化认知度越灵敏，采取适应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尤其是对保护区周边年龄较大的林农，由于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受限，出于劳动经验和较强的林业依赖性，所以更愿意采取加大林业生产投入来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被访者的文化程度均通过了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其显著性水平很高，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林农越容易认知气候变化，越有可能选择适应性措施；文化层次每上升一级，林农改变生活用能方式的可能性相应地增加1.67%，采取改种生产周期短的作物的可能性增加0.25%，加大林业生产投入的概率增大4.19%，增加化肥与农药使用强度的可能性增加5.86%，选择非农就业转移的可能性增加3.41%，选择不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率降低3.16%。这与Maddison的研究相符合。即农户感知气候变化与文化程度紧密相关，且文化程度对选择各项适应性措施都具有正向边际效应［21］。林地面积是直接反应保护区农户在林业生产投入情况的变量，在Heckman模型中只通过了适应性行为选择的显著性检验。林地面积每多出一个单位，林农在农药与化肥使用强度的概率会降低0.7%。根据实际调查，保护区大部分农户对自然灾害的抵抗性差，林地面积越大，林农的时间精力越有限，加上施加化肥与农药会使生产成本变高，收益降低，因此林地面积越多的林农更容易选择减少化肥与农药的使用强度。

保护区林农的林业经营积极性在Heckman模型中只通过适应性行为选择的显著性检验。对林业积极性越高的林农，加大投入林业生产适应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3.96%。通过实地调研，林农经营林业的积极性越高，就会扩大林业生产规模或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林业经营积极性高的林农会使他们在无感知气候变化情况下仍采取适应气候变化行为的可能性。

借贷可获得性对林农认知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显著，却对其适应性行为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越容易获得借贷的林农倾向于采用非农就业转移的适应性措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上更具有主动权。具体来说，与借贷可获得性较差的林农相比，拥有借贷能力的林农采取适应性措施的期望比例高14.56%。借贷可获得性能支持林农进行非农就业转移。根据实地调查，保护区林农进行非农就业转移的方式主要有经营农家乐或外出打工等，借贷可获得能一定程度上满足林农的资金需求，降低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这与朱红根等的研究结论即林农的资本对他们的适应性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相吻合［15］。

受过自然灾害对林农认知气候变化与适应性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灾害是气候变化产生的最直观的不利影响，因此遭受过自然灾害的林农对气候变化有直接的认知，更愿意采取改种生长周期短作物，因为该适应性措施会分散气候变化的风险。因此，有遭受过自然灾害的林农比未遭受过灾害的林农采取改种生长周期短的作物的可能性增大14.56%。

参加保护区培训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不显著，但对适应性行为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没有参加保护区相关培训的林农相比，参加过保护区培训的林农倾向于采取增加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强度和非农就业转移的气候适应性行为。具体来说，与没有参加过保护区培训的林农相比，参加过培训的林农采取适应性行为措施的可能性分别增加了10.39%和5.18%。保护区的相关培训提升了林农的自身素质，促使他们获得技术和学习能力的提升或提高其掌握技术的水平与能力，所以参加过培训的林农更主动地采取适应性措施。

是否居住在保护区内是林农在气候变化认知与适应性行为选择的重要指标。林农居住的地理位置通过了两个模型的检验，其显著性水平保持在1%内，说明居住在保护区内的林农比居住在保护区外的林农对气候变化认知更强烈，更愿意采取改变生活用能和改种生长周期短的作物应对气候变化。由于大熊猫保护区严格的管理限制，居住在保护区内的林农渐渐脱离以薪材作为传统的生活用能，更倾向改变生活能源，如使用电能和太阳能。同时，由于保护区内比保护区外的林农经济水平更低，经济来源渠道有限，所以保护区内的林农愿意改种生长周期短的作物以获得更快的经济效益或进行非农就业转移来提高整体收入水平。保护区外的林农受管理限制弱且技术能力比保护区内的林农强，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更倾向于增加农药化肥的使用来提高收益。因此，居住在保护区内的林农与保护区外的林农相比，由于收入来源受限更愿意种植周期短的作物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四川省16个大熊猫保护区共947户农户的实地调研获取微观数据，就林农自身特征、家庭特征、保护区特征三个方面对林农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是他们选择适应性行为的决定因素。在林农自身特征上，年龄和文化程度对林农认知气候变化与采取适应性措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较高的林农能采取更多的适应性措施，而户主的性别、工作类型、是否为村干部均未影响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在家庭特征方面，林地面积、是否购买森林保险、借贷可获得性未影响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却对林农的适应性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遭受过自然灾害因素对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选择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在保护区方面，居住在保护区内的地理因素对林农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选择均有十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林农是否接受过保护区的培训未对他们的气候变化感知有影响，而对林农在选择增加化肥农药投入或非农就业转移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2 建议

提高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能力并促使林农采取适应性措施是保护区周边林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与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重要手段。保护区在履行生物多样性管理保护职责时，应把提高林农的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促进社区保护与发展作为工作重点。因此，政府和保护区在制定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应从三个方面加大关注：①提高林农的教育水平，增强文化素质。政府应注重教育投入，尤其要加大居住在保护区内林农的教育力度。林农的文化程度对信息获取程度与技能运用具有积极作用，能增强气候变化感知能力，为他们主动采取适应性措施创造有利条件。②提高林农的抗灾能力，完善信贷服务体系。保护区应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道路和通讯设备设施方面，多点建立气候观测站，加强系统监测，为林农提供更快更高质量的气象信息，提高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能力和抗灾能力。同时，加大保护区的生态补偿额度，降低信贷门槛，为他们选择适应性行为具有资金保障。③加强社区共管模式，开展保护区专项培训。社区共管模式有利于林农对内部气候变化的信息交流，增强气候变化感知。培训应重点落实在帮助林农掌握新技术和新知识，加强引导林农采取适应性措施，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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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and Adaptive Behavior of Forestry Farmers——Taking 947 Farmers in the Giant Panda Reserve of Sichuan as an Example

CHEN Li－ jing1，DUAN Wei2，LU Su－ jie1，WEN Ya－ li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947 peasant households around the panda reserve in Sichuan Province，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and adaptive behavior selection of the forest farmers through the two－ stage model of Heckman Probit.By constructing the MNL model，the authors further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daptive of the forest farmer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was the foundation，and the forestry farmers′age，educational level and the natural disaster of famil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and adaptive behaviors，while whether living in protected area were negative factors.Woodland area，accessible of the forest insurance，credit availability and whether reserving training did not affect the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of farmers but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to the adaptive measures.Based on the research，it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quality，improve the ability of disaster resistance and improve the credit service system，strengthen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l and carry out special training for the protected areas.

climate change；perception；adaptive behavior；forestry farmer；giant panda reserve

F326.2；X196

A

1005－8141（2017）11－1306－06

10.3969/j.issn.1005-8141.2017.11.005

2017－09－04；

2017－10－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保护与发展：社区视角下协调机制研究”（编号：71373024）。

陈俐静（1992－），女，福建省莆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温亚利（1963－），男，黑龙江省绥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