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之铜 大美之器

□ 郑曙斌

Zheng shubin

极简之铜 大美之器

Jijianzhitong dameizhiqi

□ 郑曙斌

Zheng shubin

湖南发现的汉代青铜器赏析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留存至今、令人印象至深且极具魅力的遗物。商周时期，制造这类器物的目的，是为了在祭祀祖先和神灵的典礼上盛放酒食、娱乐神灵，青铜器就成了贵族宗教与政治生活中最珍贵的礼器。西汉以后，青铜器开始脱掉商周青铜器的繁缛与神秘的外衣，改变铜器功用，融入日常生活。铜器之用，一为庙堂祭祀之器，一为日常家用生活器具。而铜器在生活中的拓展，最具艺术特色的是灯具与熏炉。因日常家用之器变得轻巧又实用，而轻薄的器物并不适合刻粗重的纹饰，因此纹饰也日趋简单，或者根本就是素面的“素器”，绝大部分器物偶尔有铺首和弦纹，也是为了器物便于使用。虽然青铜器被制作得轻巧而便于使用，但仍不乏美的追求，如饮食器皿錾刻细腻纹饰增添美感，又如灯具和熏炉实现了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湖南发现的汉代铜器，宗庙礼器为少数，生活用器为大宗，既见宗庙之神圣，更见生活之味道，是汉代湖南人生活方式的缩影。

一、敕庙祭器

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而祭器是礼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宗庙祭器作为侍奉祖先的器物，与敬畏祖先神灵的活动密切相连，又始终与祭祀祖先在一起。《礼记·郊特牲》：“宗庙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庙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可见祭器的使用不同于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器，有其神圣性，且不可作它用。汉代诸侯王一般都有自己的宗庙，遇重大活动必举行祭祀。庙祭的铜器，多有考古发现。如江苏省邗江县文管会发现的“孝文庙铜熏炉”，可能是汉广陵国文帝庙之物。又如江苏邗江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出土的“恭庙”灯，是第三代广陵王刘意（谥“共王”）庙之物。这些诸侯王庙祭祀使用的器具造型虽沿袭前朝无大变化，但或尚简素，或融实用与艺术为一体，既显宗庙祭祀之庄重与神秘，又见祭器之大气与简约。西汉“长沙元年”铜鼎（图1），1949年湖南长沙桂花园出土。高16、口径18.2厘米。器身呈椭球形，口沿两侧有耳，圜底，腹下三蹄形足。近口沿处有铭文“敕庙铜鼎一容斗五升有盖并重十五斤六两长沙元年造第三”，可知此鼎为长沙王府宗庙祭器，而且是成套铜鼎中的第三件。“长沙元年”说明西汉长沙国已有自己的纪年。作为宗庙祭祀专属的盛食器具，造型简约但不失其庄重。西汉牛形铜灯（图2），1949年长沙桂花园出土。通高50、长40、宽25厘米。由牛形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灯体似肥硕水牛，背负的灯盏由两道烟管连接喇叭状烟罩与弧形活动挡板扣合于灯盘组成，既可挡风，也可调节灯光的照射亮度；牛腹中空盛水，燃灯时烟可由喇叭状烟罩口进入圆管直达牛腹，起到消烟的作用，以保持室内清洁。牛腹部右侧有铭文“敕庙牛镫四礼乐长监治”。据此可知此，牛形铜灯为主管礼乐的长官为长沙王宗庙—“敕庙”监造。此灯铸造工艺精良，构造设计合理，环保理念科学，造型美观大方，“奇像妙工，取光藏烟”，实为汉代灯具精品。

二、家用之器

汉代日常生活所用青铜器的种类很多,主要有饮食器、水器、乐器、日用杂器等几大类。釜、鼎、壶、钫、锺、鍪、盘、洗、杯、盂、盆、瓶、勺、卮、灯、炉等日用器物最为习见；乐器有铎、钲、铃、鼓；还有大量的兵器、度量衡器、货币、铜镜等，表明青铜器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青铜器的造型与前代相比,更注重外在的实用性、科学性和审美功能。这一特点以灯、炉一类的器物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生活器具，其形制尚简约，其装饰尚简素。湖南地区发现的汉代铜器品类多样，如炊煮用的釜灶，饮食用的酒器、食器，照明用的灯具，熏香用的炉具等。其中灯具和熏炉更是显出汉代对铜制器具的拓展与灵活运用。湖南发现的汉代铜器，有的铭刻年号，如“长沙元年”、“天凤元年”、“始建国元年”等；更常见的是铭刻所有者，如“杨子赣家”、“闵翁主（汉时诸侯之女）家”、“长沙王后家”等，明显不同于宗庙祭器，说明该器为某家专属器具。

图1 西汉 “长沙元年”铜鼎

图3 西汉 “杨子赣”铜鍪

图2 西汉 牛形铜灯

（一）简素灶具

汉代铜制炊煮之器，以造型以实用为原则，一般简洁无纹饰。炊具主要有甗（蒸锅）、鍑（大口锅）、鍪（小锅）、鐎斗（类似于现在的温锅）等，其中有的系继承前代形制略加改变，有的为汉代所新创。湖南出土的炊具主要有镬、釜、甑、灶，已向使用方便、精巧耐用的方向发展。灶是由鼎釜拓展而来的炊煮工具，湖南地区常见房舍内垒砌有一个灶门的灶，灶膛空间大，只需在一处塞柴烧火，利用冷热空气的对流回旋，使柴薪完全燃烧，热量得到充分的利用。甑是蒸器，釜是煮器。灶眼上置釜，釜上加甑，三者常常配合使用。西汉“杨子赣”铜鍪（图3），1949年前长沙杨家山出土。 高 20、口径14、腹径25厘米。敞口，束颈，鼓腹，底略内凹，器身两侧有环形纽；带盖，盖中部有半圆纽衔环。盖沿有铭文“杨子赣家铜釜盖并重十四斤”，器身有“杨子赣家铜釜容三斗有盖并重十四斤。”此墓系长沙剌王刘建德（公元前83～前50年在位）夫妇的合葬墓，“杨子赣”应即长沙王后的“名讳”。西汉铜灶（附甑,图4），1949年前长沙杨家山“长沙王后”墓出土。通高17、烟囱长20.6厘米。灶形体较小，可能属随葬模型。造型与实用灶具一致，立体长方形，前有方形灶门，中为灶面，后为烟囱。灶膛内空，灶面有一个大灶眼，灶眼上置釜甑。曲而高突的烟囱不仅能防火，而且可避免因烟尘在室内散溢而引起污染，还能提高烹饪的速度和质量。铜灶虽然可能并非实用器，因灶与炊具俱备，似可作小型灶具使用。

图4 西汉 铜灶（附甑）

图5 西汉 “杨子赣”铜鼎

图6 东汉 “天凤元年”铜簋

图7 西汉 铜染器

（二）饮食美器

图8 西汉 翁主铜锺

汉代铜制饮食器具品类丰富，这些铜制器皿一般造型新颖别致，大小比例得当，它们或继承前代的形制略加改变，或创造出新型器具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需要。为适应于使用者功能与美感的需求，除在造型上追求实用与别致外，还在外观装饰上作出了努力，如在水器或酒器的腹部錾刻简洁纹饰，在各式酒器如长颈壶、樽的腹部錾刻细线纹饰。饮食器具的造型与纹饰，无疑增添了器物的美感，仿佛能与食物的美感融合在一起，给使用者带来双重愉悦的感受。

图9 西汉 鎏金铜钫

图10 东汉 动物纹铜扁壶

图 11 西汉 铜酒鏂

各式食器用途各异，有盛食与进食之分，盛食用的鼎、簋、盘、盒、豆类体量稍大且常见使用，进食用的钵、碗、耳杯类体量小且轻巧方便。西汉“杨子赣”铜鼎（图5），1949年前长沙杨家山“长沙王后”墓出土。高23.2、口径16.2厘米。器身呈椭球形，器口两侧有一对稍向外撇的耳，腹部突起一道棱线，底为圜底，腹下有三蹄形足。有盖，子母口扣合，盖顶上是三枚环状钮。器盖铭文为“杨子赣家鼎盖”，器身口沿下一周铭文为“杨主家铜鼎容斗五升有盖并重□□斤”。铜鼎造型简约，实用美观，为贵族之家列鼎而食的盛食器具。东汉“天凤元年”铜簋（图6），1949年以前长沙市郊出土。通高20、口径28、底径19厘米。直口、弧腹、矮圈足。口沿及腹部錾刻两组各不相同、排列整齐规则且富于变化的菱形纹，圈足刻三角形纹，上部有对称圆环便于手持。整器所饰纹饰细腻流畅，图案装饰感较强。西汉铜染器（图7），1966年长沙子弹库汉墓出土。通高16.4厘米；底盘长13.6、宽19厘米；耳杯长18、宽15.8厘米。由方形托盘、镂空炭炉和耳杯组合而成。这种染器炉自名为“染炉”，杯自名为“染杯”，炉和杯配成一套，称为染器。古代称调味品为染，常以酱、盐等佐料为肉食品调味。先把肉煮到可食的程度，再醮调料加味。染杯中盛酱盐之类，用染炉加热调味。染炉是汉代贵族饮食生活中一种常用的雅致食具，一人一案一炉，分餐而食，甚是惬意。

传统酒器式微，新兴酒器繁荣。盛酒用的锺、壶、钫、鋞、扁壶、樽、鏂等普遍流行，锺、钫容量大，适合用在大宴宾客的场合；各种壶如圆壶、提梁壶、扁壶容量小，又附带有耳，携带方便；饮酒用的耳杯、卮，小而轻巧。新兴酒器鐎壶、錡、扁壶、鋞、樽（尊）中，有扁壶、鋞可以装酒，有鐎壶和錡可以加热，有樽可以盛连续投料酿成的醖酒。各式酒器用途不同，造型各异，小型酒器更是注重装饰，以增添器物的美感。西汉“翁主”铜锺（图8），1949年前长沙出土。高36.2、足径16.6厘米。口微侈，长内弧颈，鼓腹，圈足。器身颈肩处及下腹有三道凸弦纹，腹中部饰一对铺首衔环，腹部有铭文“翁主铜锺容五斗”。因汉代诸侯王之女称为“翁主”，可知该器为长沙王室用器。西汉鎏金铜钫（图9），1993年湖南常德出土。高38.8、口径11.3、腹径20.8厘米。方形口，长颈，外鼓腹，腹两侧铆接一对铺首衔环。整器以鎏金作装饰，颈部和腹下部饰以鎏金蕉叶纹。钫即方形壶，采用青铜制作，用以盛酒浆。东汉动物纹铜扁壶（图10），1969年长沙废铜站收集。高27.7、口径8.6、腹径32厘米。小口，束颈，扁腹，长方扁形足,肩部饰兽首衔环。口缘、颈肩部、腹部都饰有菱纹，肩腹处一面刻孔雀、羽人、小龟，另一面刻“天马”和羽人，腹部满饰鱼鳞状纹，刻画精细，线条流畅。西汉铜酒鏂（图11），1963年长沙汤家岭汉墓出土。通高11.9、口径22.5、足径13.7厘米。器形似簋，口微敝，圆唇，束颈，弧腹，圈足，两侧有铺首衔环，颈下有一圈凸弦纹；腹部刻文“张端君酒鋞一”。东汉竹节铜鋞（图12），1978年长沙杨家山汉墓出土。通高24.2、直径10.3厘米。圆筒，深腹，平底，器底有三个乳丁形小足。盖中心刻柿蒂纹，周围刻有二龙二凤，外围刻有细弦纹。器身以细弦纹间隔，刻连续菱形纹、倒三角形纹，间饰兽纹、龙纹等。鋞是西汉时的盛酒兼盛食器，造型为圆筒形，底有三个蹄形矮足，形似温酒樽，但体形更加细瘦，器身施数道竹节状凸弦纹，两侧有提梁，是颇具时代特色的器物。东汉兽纹铜樽（图13），1956年长沙左家公山汉墓出土。高17、口径23.2厘米。盖已失。器身为直筒形，自上而下以凸弦纹间隔刻有两道怪兽纹，凸弦纹上刻回纹、菱纹和三角形纹等，附有对称兽首衔环，底部有三个扁熊状立足。此类樽是装盛醖酒的酒器，常称“醖酒尊”。所谓醖酒是用连续投料法重酿而成，酒液清淳，酒味酽冽。为了防止酒力发挥过猛，古人或作冷饮。樽中所盛应该是冷的醖酒。

图12 东汉 竹节铜鋞

图13 东汉 兽纹铜樽

图15 西汉 铜行灯

图16 东汉 七人奏乐铜吊灯

（三）别样灯具

图14 西汉 豆形铜灯

图17 东汉 人形铜吊灯

图18 西汉 人形铜博山炉

汉代的灯具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以青铜灯具最为多彩多姿，各式烛灯、油灯造型生动，别具趣味。青铜灯尺度适宜，可消烟除尘，功能合理，讲求实用，可挡风调光，灯盘与灯体的连体结构复杂而科学，灯体可以拆洗，便于携带，吊灯设计有悬挂装置，使用方便，充分展示了汉代青铜冶铸水平和审美情趣。湖南发现的青铜灯具式样丰富多变，造型富于变化，融科学性与艺术性为一体，既是实用的照明用具，又是室内精致的陈设品，可谓一器二用。西汉豆形铜灯（图14），1963年长沙汤家岭汉墓出土。高34.5、盘径16、座径14.5厘米。浅盘，盘中有小釺，竹节形灯柱，喇叭形底座，造型简洁大方，为豆形烛灯。西汉铜行灯（图15），1965年长沙树木岭汉墓出土。高14、口径9.7、把长11.7厘米。外形似樽，深圆筒形，下有三蹄足，附一延伸手柄。半球形灯罩镂空似竹编篮，罩顶为空。使用时，上蒙透薄织物，可透光，可挡风，快步行走时灯不会灭。造型简约独特，设计巧妙实用。东汉七人奏乐铜吊灯（图16），1965年长沙五里牌汉墓出土。通高13.6、灯盘口径22厘米。灯盘为圆形，下有三足，盘沿上有一半圆形提梁，提梁上有链连着镊子、铲和长条形铜棒；在提梁的顶部、中腰和盘的四周，附着七个小铜人和两只飞鸟，铜人或作引亢高歌状，或鼓瑟，或吹竽，或吹笛，形态生动。灯用于室内悬挂，不仅美观而且实用，盛油燃烧照明更加方便，清理时同样简单，使用起来相当方便。东汉人形铜吊灯（图17），1974年长沙收集。通高29、长28厘米。灯由盘、储液箱、悬链组成。储液箱做成一个卷发、深目、高鼻的裸体铜人，铜人作双手捧持灯盘状，灯盘锥体旁有个小输油口，储存的膏油由输油口输送至灯盘。铜人臀部开有箱门，用以添加膏油；三条悬链系于两肩和臀部，上装链条和挂钩，便于悬挂。造型新奇，构思巧妙，颇具匠心，适应于低矮房屋悬灯亮室。不难看出，汉代的制灯工艺已日臻成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四）博山熏炉

图19 西汉 “长沙王后家”铜博山炉

汉代的熏炉造型和装饰颇具匠心，既讲求实用又注重美观。博山炉盖呈山峦形，山峰林立，飞禽走兽栖息其间，炉内放置香料，香气透过山峦间的缝隙向外溢出，弥漫于空气之中。汉诗云：“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联。”香料被制成香球或香饼，置于博山炉内徐徐燃起，香味浓厚，蔓延迅速。有的炉座下还设计了承盘,用以盛水辅助熏香,还可以承接炉灰避免环境污染。这使得熏炉既是高雅的装饰物品，又是很富有科学性的实用器物。西汉人形铜博山炉（图18），1995年永州鹞子岭汉墓出土。通高28.6、盘径29厘米。盖为镂空山峦形，山峦间线刻怪兽，顶有鸟形捉手；腹部以镂空和线条构成龙纹等图案；下有承盘，承盘与炉身以人形柱状捉手相连，双手叉腰的怪人站立于四个尖嘴、曲颈、翘尾的怪兽头顶，好似仙人擎炉。焚香时轻烟缭绕，山景朦胧，群兽浮动，仿若神话仙境一般。

西汉“长沙王后家”铜博山炉（图19），传1949年前长沙杨家山“长沙王后”墓出土。通高18.6、足径11.4厘米。炉为球形，半球形盖顶有鸟形捉手，镂空缠绕龙纹；半球形炉身素面，下有承盘，盘内支座上刻山峦形状。器身近口沿处有铭文“长沙王后家□”。造型简洁大方，新颖别致，为长沙王室用器。

汉代青铜器日益失去礼制的意味，向日常生活靠近，成为人们生活尤其是上层贵族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青铜器既有礼仪场合使用的礼乐器，但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用器。青铜器造型实用轻巧，样式别出新裁，装饰或朴素自然，或点缀纹样。虽然如此，某些注重实用的青铜器依然极尽巧事，种种人物、动物形象和器物形态，都进入了当时青铜匠师的造型领域，并制作得栩栩如生，达到了绝妙的境界。它植根于深厚的浪漫主义土壤，给青铜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使之适应于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

（责任编辑：田红玉）